吴跃农

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向全党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拟定了中共二大召开前的具体工作，为中共二大的召开做好了充分准备。通告中，有“明年7月开大会”的表述。

到1922年6月，中共党员人数由一大时的50余人发展到195人。党在宣传教育、群众运动等方面的工作有明显进展，地方组织有所增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中国革命运动呈现出崭新局面。

12名代表出席会议

中共二大会场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这是两排砖木结构、东西走向的石库门里弄住宅，三面环绿，一面临街。这里是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也是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二大采取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全体会议都要更换地点。大会共进行八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

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共12名（有1人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他们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12人出席党的二大，最原始的依据是1922年12月9日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陈独秀）向共产国际递交的《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的补充报告。其中提到，参加二大的代表“有来自七个地区的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该文件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原稿上少了1个地区。这份报告所说的7人，只是地区代表，而没有将3名中央局成员和工会、青年团各1名代表计算在内。加上这5位，正好是12名代表。

曾经有毛泽东参加二大的说法。据《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记载，毛泽东是12位代表之一。但毛泽东本人否认了这一说法。他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被派赴上海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冬（应该是1922年7月，编者注）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出席，却忘了开会的地址，也没能找到任何同志，所以就错过了。”此后，毛泽东几次提到他没有参加党的二大。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说：“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1956年9月10日，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李达在1955年8月的回忆文章中也说：“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

12名代表中，张国焘、王尽美是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的中国代表。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旨在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会议召开。1922年1月，为对抗华盛顿会议，结成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指派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参加。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工人代表邓培等，对中国革命表示了极大关注。

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王尽美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会议精神，参加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创造多个“第一”

世界革命形势和国内阶级斗争局势是党召开二大的现实需要。二大的基调就是根据远东会议精神，正确分析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立足中国国情，制定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服务于这一纲领的党的章程。

中共二大由陳独秀主持，他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提高了党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明确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

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其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的主要内容已在会前公开发表。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深受痛苦的源泉”，“解决纠纷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中国共产党“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原则，为党的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提出统一战线主张做了理论和思想准备。

中共二大在党史上承前启后，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制定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青少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从此，中国革命形势向着更清晰的道路前行。

二大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为党探索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是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独立自主进行的。

中共一大时，考虑到党员数量较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3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提出统一战线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实际问题。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统治。

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阐明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些思想，对于党制定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帮助。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及远东会议精神，通过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实际情况，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

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党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二大宣言初步阐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二大宣言也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根本是为了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任务，首先是通过革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在强烈的民族解放动机影响下，中共二大独立自主地制定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两步走战略，揭示出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

與实现党的最低纲领目标相呼应，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不与其他政党派别建立任何关系”的规定，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是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中共二大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以及在最低纲领指导下形成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革命策略，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

大会正式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能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必须与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它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对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也必然给中国革命带来消极影响。

规定严格的入党手续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共6章29条，涉及党的组织建设、领导制度、纪律原则等重要条款。其核心内容是建立严密的各级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性。这部党章对于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指导党员言行，健全党内生活，促进组织发展，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它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

《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门设立了《纪律》一章，即党章第四章，分别对党员应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

另外，第四章第25条还提出“泄漏本党秘密”等六种开除出党的情形，“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这一规定同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关于保密的规定相比较，有很大的发展。

一是第一次把保守秘密正式纳入党章规定，作为党的纪律的重要内容;二是在党纲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保密的外延，保守党的秘密不仅仅限于“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而是扩展到了“本党秘密”，即党在秘密状态下不能公开的一切工作方针、斗争策略及其活动和形成的党内文件;三是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员违反党的保密纪律必须追究责任，同时明确由党的各级执行委员会执行保密纪律。

党员质量标志着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组织上的纯洁性。为了从组织制度上保证把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二大党章规定了严格的入党手续。入党时，须有党员介绍，并要经过逐级上报的审查手续，防止投机分子和不够条件的人入党。

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明确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确认党的生命在人民群众

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等决议案，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党和群众的关系，确认党的生命在人民群众。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是中共二大通过的一个重要文件，是服务于二大党章并与之配套的一个重要文件。决议案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强调，共产主义少年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采的标语是“向劳动的群众中去！”它决定了各国少年劳动者奋斗的新责任;它决定了在国际共产党政治的领袖之下，独立地做无产阶级少年运动的引导。

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大会提出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早在中共一大結束后，毛泽东就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中共二大结束后，毛泽东就针对湖南的工作，提出用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这和中共二大开展群众工作的正确思路密切相关。

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毛泽东先后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等一系列大罢工，使湖南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并“引起社会之注目”，同时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评价：“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中共二大对群众工作的论述，对动员组织群众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共二大提出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都反映了群众的利益。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大会确立的决议也成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指导方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