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禹衡，于 琳

（1.湘潭大学知识产权学院；2.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湘潭大学 大数据与智慧司法研究中心）

1 引言

个人信息兼有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具备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数字经济社会的重要资源，开发利用个人信息能够促进我国信息化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但不加限制的个人信息利用行为会导致个人信息滥用风险。个人信息的开发利用需要划定边界，但并不意味着要隔断个人信息流通和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21年8月20日通过，是我国第一部体系化地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1］。然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持何种指导思想、法律框架是否建成、既往法律规则是否得到细化、个人信息的社会热点问题是否得到有效回应，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深入挖掘《个人信息保护法》文本信息的基础上得出答案。

尽管国内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呈多元化趋势，但是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文本的研究成果仍然不足。①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保护，例如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民法分类分级［2］、刑法保护［3］和侵权救济［4］，以及儿童［5］、军人［6］和电子商务消费者［7］等主体的个人信息保护等；②特定场景的个人信息保护，如高校［8］、国家档案局［9］、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10］、读者在线服务［11］、政府数据开放［12］等场景中的个人信息保护；③域外的个人信息保护，如美德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模式比较［13］、日韩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比较［14］、欧盟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当事人同意的立法经验［1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