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 音

铜镜，古代又称“照子”，是古人照面用具。关于我国始铸铜镜的年代，多有传说记载。《轩辕黄帝传》载：“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玄中记》中记载：“尹寿作镜，尧臣也。”虽然从记载中我们无法找到最早铸造铜镜的人，但可以看出铜镜的铸造年代是比较久远的。黄帝时期距今约有5000 年，属于部族社会解体时期。1977 年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遗址出土的七角星纹铜镜是青铜时代齐家文化的遗存，是我国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铜镜之一，距今4000 多年。该铜镜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镜背面有凸起的弦纹两周，两周弦纹间饰一个不规则的七角星，角之间又饰以斜线纹。中部镜钮残损，可能是铸镜时未铸好，或是使用时损断。镜边缘处有两个不规则的相邻小孔，可用以系绳配挂。出土实物与典籍资料互证，说明我国铜镜史可追溯到青铜时代。

中国古代铜镜自青铜时代开始，历经各朝各代，于清代末期被玻璃镜取代，走过了近4000 年的历史，中国4000 年的铜镜史造就了丰富的铜镜纹饰，铜镜的造型和纹饰蕴含了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思想。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铜镜的形制出现了极大的突破。除最常见的圆形外，葵花形、菱花形铜镜数量增多，另外还有方形、亚字形、八角形等其他形制。隋至初唐时期，铜镜纹饰及布局仍有汉晋遗风，以瑞兽、铭文为主，镜背常刻有浮雕式的龙虎、麒麟等瑞兽。四神纹、十二生肖纹也较为流行。盛唐之后，铜镜纹饰出现新的变化。铭文逐渐消失，瑞兽纹由静态趋向动态，并出现忍冬、蔓草、葡萄、禽鸟等元素，开始形成以花鸟为主题的纹饰，同时出现了人物故事纹、蟠龙纹、双鸾纹等新的纹样。这一时期的瑞兽图案逐渐摆脱汉晋时期对五行学说及神学思想的崇拜，将瑞兽与葡萄纹、禽鸟纹和花卉纹饰相结合，体现出更多人情化、世俗化的审美倾向，从对神性的崇拜转移到对生活的观照。

在唐代的铜镜中，以海兽葡萄纹镜的数量最多，流行地域最广。该类型铜镜形体厚重，高浮雕，造型独特，纹饰集中了中西文化的特点。

海兽葡萄纹作为唐代铜镜的代表纹饰，主题装饰由瑞兽、禽鸟和葡萄藤蔓组成。海兽葡萄镜中“海兽”一词并不是指海里的动物，“海”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地理概念用语。镜名中的“海兽”指的是这种动物自西域传来，故在名称前加以“海”字予以说明。鲁迅在杂文集《坟》中《看镜有感》一文里说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

海兽即为狮子，古代称为“狻猊”，为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多出现在香炉装饰中。《尔雅·释兽》中记载：“狻麑如虦猫，食虎豹。”郭璞注：“即狮子也，出西域。”张骞通西域后，狮子等珍贵动物相继引入中原地区，为皇家观赏所用，多设兽圈以豢养。

铜镜纹饰中的葡萄也不是中原产物，同样也是西域传来的。《齐民要术》记载有：“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葡萄实，于离宫别馆旁尽种之。”葡萄纹用于物品装饰图案大约从东汉起，首先表现在石刻艺术上。由于葡萄果实累累，象征着“多子多福”，葡萄藤蔓又连绵不断，寓意着“富贵长寿”，葡萄纹饰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器物装饰上。唐诗中屡见不鲜的“蒲萄”“葡萄”之名，也表明葡萄物质文化在唐代的普及。葡萄纹饰也通过各种载体出现在唐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海兽葡萄纹铜镜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流传时间很长，唐代之后的历代均有仿制品出现，它还曾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有研究人员指出，日本高松冢古坟出土的海兽葡萄镜与中国西安唐代独孤思贞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属“同范镜”。对海兽葡萄纹铜镜的认识和断代是十分重要的，这对文物的分类研究、展览展示起到重要作用。

从铜镜的整体工艺来讲，汉代至唐代中期的铜镜，数量种类最多，铜的冶炼水平最高，制作工艺极为精细，但到了唐代晚期，铜镜的制作工艺和冶炼技术开始退化。宋代铜镜的工艺制作水平逐渐下降，锡的成分减少，铜质不纯、密度低，制作粗糙、图案模糊。

海兽葡萄纹铜镜从隋末唐初已逐渐有了雏形，到盛唐时纹饰变化增多，根据葡萄枝蔓是否经过内外区分隔圈，可简单分为“过梁”与“不过梁”两种，后来历代因摹古仿制盛行，对该纹饰铜镜的翻模也有很多，导致鱼龙混杂。

文物断代是文物保管与研究工作的基础，文物因其不可再生性，本身充满了时代的烙印，认识不同器物不同时代的特征是文物鉴定的重中之重。就铜镜而言，相较于其他品类的文物时代特征更为明显，断代比较简单，主要需要掌握住典型铜镜的特征与时代特征。断年代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是看铜质。铜镜为铜合金质地，《周礼·考工记》中就记载了制作铜镜的合金比例，“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即制作镜鉴类的铜采用铜锡各半的比例。在实际操作中，因铜镜产地与时代的不同，合金成分与比例也有很大的不同。从战国铜镜开始，合金中普遍含有铅。铅加入合金后，使铜镜铸造的质量得到了提高：铅使得合金溶液在铸造中的流动性更强，使得铜镜表面光滑平整，另外，可以利用铅在冷凝时不会收缩的特性，使铸造出来的镜背花纹整齐清晰，同时可以减少铜、锡合金溶解时产生的气泡所导致的砂眼问题。青铜制品在进入铁器时代后，逐渐被铁器、瓷器所取代，青铜镜却以耐腐蚀和精美的特性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不断改进合金成分基础上的。宋代是我国铜锌合金成分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含锡量明显减少，含铅量增多，同时加大了锌的比例。因而从铜色上看，唐镜呈银白色且闪亮，宋镜则黄中发红。

二是看纹饰。唐宋以来，出现了铜镜摹古的现象，仿作风行。我们在掌握每个时代铜镜各自的特征纹饰后，还需要辨认是否属于是后代仿前朝的作品。唐代的仿古铜镜主要为汉代鸟兽纹镜、七乳禽兽纹镜等，宋代的仿古铜镜主要有汉代博局纹镜、昭明镜，唐代的花鸟铜镜、海兽葡萄纹镜、瑞花镜。后代仿前朝的铜镜，往往在纹饰上较为模糊，主要是因为经过二次翻模导致纹饰不清。

根据铜镜断代的两大方法，本文以故宫博物院藏海兽葡萄纹铜镜为例，对比分析青海省博物馆藏3 面海兽葡萄纹铜镜，从铜质铜色、工艺制作、纹饰风格等方面入手，提出断代依据。

一、唐代海兽葡萄纹铜镜

该件铜镜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唐代海兽纹铜镜的标准器。镜身厚重，铜质泛白，圆形，兽形钮，以高圈分成内外两区，镜缘饰重瓣纹。整体以高浮雕葡萄纹满铺，间饰海兽、鸟雀、蜂蝶、花草等图案，华丽而繁缛。兽钮作蹲踞状，清晰可见耳、眼、鼻，瑞兽脊处有一排背棘。内区5 只高浮雕瑞兽环绕镜钮作蹲、奔、侧卧等各种姿态，无论何种姿态，头部都以高浮雕的形式表现出昂首的动作。外区缠枝葡萄蔓上落有雀鸟，有展翅和静立两种姿态，鸟头转向不同方位，蔓间饰以蜻蜓、蝴蝶，动静结合，意趣盎然。

由于葡萄枝蔓由内区延伸于外区，枝蔓搭着分隔内外区的高圈，故世人称此种铜镜为“过梁葡萄纹镜”。

该铜镜样式是盛唐时期最典型的海兽葡萄纹铜镜，且品相甚好，是研究唐代铜镜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唐代出土和传世的铜镜中，以海兽葡萄纹铜镜为数最多，可见该铜镜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二、隋末唐初海兽葡萄纹铜镜

这件铜镜藏于青海省博物馆，镜身厚实，镜面有锈蚀。铜质泛白，圆形，半圆钮，圆钮座，以凸弦纹为界，分内外双区，镜缘上饰双锯齿纹。主体纹饰在内区，内区5 只高浮雕瑞兽环绕镜钮作奔跑嬉戏状，瑞兽造型如狼，故又名“五狼镜”。五狼体态优美修长，有的俯身低首，有的回首顾盼，有的目视前方，有的昂首跳跃。五狼口中都衔着葡萄枝蔓，明显可见6 串葡萄挂在藤蔓间，平添几分活泼。一圈栉齿纹修饰的凸弦纹圈外，环绕一圈铭文，镜铭用韵语，书体俊逸清秀，已接近唐楷之风，共24 字：“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回凝清。终古永固，莹此心灵。”此时的铜镜铭文在风格上继承了汉代以来的祯祥之风，但在内容上已摆脱了对升官的追求与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更具有浪漫情怀。此类镜流行于隋唐时期，铭文内容多种多样，除此镜的“光流素月”外，还有“赏得秦王镜”“玉匣初开镜”等，都以铭文前句作名以作区分，其中时代稍早者多连珠纹与柿蒂纹钮座。

这件铜镜与唐代海兽葡萄纹铜镜相比，外缘以铭文相隔，有北朝遗风，但创新了铸造工艺，已出现高浮雕，可谓是上承北朝，下领唐风。

该铜镜断代应属于隋末唐初。因隋朝统治仅维持38 年，隋朝铜镜承上启下的风格影响到唐朝铜镜。唐朝的海兽葡萄镜，很大程度上是从隋朝的海兽葡萄镜发展而来的。

三、宋仿唐海兽葡萄纹铜镜

该件铜镜藏于青海省博物馆，镜身较厚，铜色泛黄，圆形，兽形钮，以凸弦纹为界分内外双区，镜缘上饰重瓣纹。内区依稀可辨四只浮雕瑞兽，瑞兽环绕兽形钮作奔跑状，造型漫漶，四兽间以葡萄纹装饰。外区以葡萄蔓枝叶、飞雀、蜂蝶相间，铜镜镜身规整，但在纹饰上已区别于唐代铜镜，浮雕造型不明显，尤其海兽的形象已不可辨识。这些特征都明显体现出宋代铜镜的特点。宋代铜镜大部分为黄铜质，合金中铅含量增加，原材料和制作工艺均不及盛唐时期精致，相较之下更为注重实用性，而缺乏艺术观赏性。

四、宋仿唐海兽葡萄纹铜镜

该件铜镜藏于青海省博物馆，镜身较薄，铜色泛黄，圆形，圆钮，钮顶平，以弦纹为界分内外双区，素镜缘。内区依稀可辨四只浮雕瑞兽，已看不清葡萄、飞雀、蜂蝶等纹饰，葡萄蔓枝犹如枯枝般蜿蜒布满镜身。宋代因铜料匮乏，仿制的铜镜胎体较唐镜要轻薄很多，且镜钮多磨平，这是与当时铸造方法息息相关的。铜镜的铸造多采用“合铸式”的方法，即用两块镜范合并构成制镜模具，镜背范上雕刻花纹，中央挖出镜钮所需凹处，镜钮处的孔洞则是用一段棒形“沙芯”横嵌在镜钮凹处所产生的，镜面范则是被修整为凹形平面（因铜镜都为凸面镜，由此才能照见全面），将两范合而为一，注入铜液，待溶液冷却后，从范中取出。唐以前的铜镜，铜液从范边流入范内，镜钮无需打磨，唐以后则是铜液从镜钮的孔道流入范内，镜钮处需打磨。

文物承载着它所处时代的文化特色，文物断代首先要对各时代的工艺水平、审美情趣、社会风俗有清晰的了解，同时在实践中积累对文物质地的认识，文物断代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掌握正确的方法是文物断代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