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佳，郝晓敏

（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2.北京京业律师事务所，北京 100024）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的活动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居住的社区，还延伸到了工作、学习的范围，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圈。依托新媒体建立起来的可互动平台具有更多维度、更广范围的立体式交互场景，也是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可持续性的公共空间。可交互的建立激发了人们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成为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社会的新方法。

1.社区安全治理的潜在交互属性

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公安机关自诞生以来就具有强大的互动属性。根据Wilson和Kelling提出的破窗理论，警察对辖区内无序的环境负有清理的主要职责，但是如果没有辖区成员的积极参与而只是依靠警察，那只能形成短暂的有序。[1]因此，社区安全治理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的一种工作形式，也是新时期社区的基础工作。

在进行主体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公共安全。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提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变为“风险社会”,不安全感是风险社会的核心特征，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即对社会治安、社会稳定的体验。[2]良好的社会治安与稳定的社会秩序会增加人们的社会安全感，其中最为直观的感受便是来自其居住工作的生活圈的体验。[3]

片警是早期的基层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巡逻和快速响应。从前的社区人口密度低又基本都是熟人社区，片警靠着走街串巷的日常巡逻和与社区居民面对面的交流，可以达到互动交流的目的。但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社区的人口密度不断加大，逐渐形成陌生人社会，原来的方法便无法满足新社会的需要，这时就需要更为行之有效的互动交流方式。

一方面，以新媒体为基础搭建的沟通交流场域，对进出场域的人员无限制规定，进出场域的方式也是丰富多样。同一个新媒体主体可以拥有多个沟通渠道，人们既可以通过微信私密留言，也可以通过微博广场喊话，为社区安全协同治理的发挥提供了开放协作的平台，扩大了参与交互的受众面。另一方面，群众性决定了基层工作必然需要满足群众的切身需要，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这能够促使群众自愿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之中，进而催生出交互属性，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

2.可交互性社区安全治理工作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方便”“快捷”是新媒体能够成为新时代人们沟通交流、获取新闻资讯以及进行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的主要原因。由于信息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新媒体为新时代社区安全治理发展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公安机关对新媒体的应用不再局限于开发专属的App，而是扩展到与微信、微博、抖音等其他App的融合。从小区门口的公告栏到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新闻，从单方面的信息发布到App线上直接办理相关业务，新媒体时代下的社区安全治理破除了封闭小区的围墙和烦琐的办事流程的隔阂，变得更加便利；警民沟通方式也从原来的电话、上门沟通等方式转向由多媒体技术支持的数字化表达；万千信息情报汇聚成的数字信息库代替了原来的口口相传，社区工作对特定人的依赖性被大大削弱。经过数字化转型，社区安全治理全方位进入城市治理领域，实现了自身的创新性转化，逐渐展现出强大的交互潜力。

目前，常见的基层工作新媒体形式主要是打造自身专属App，运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对公民身份进行验证，从而办理相关业务，将常规简单流程的业务分流到具有现代交互功能的智能设备之中，打破传统信息封闭、点对面的服务方式，实现点对点的交互式服务。当前全国多省已放开身份证照片采集系统，可由公民通过指定App来自行上传身份证照片。例如，在安徽省的“皖警便民服务e网通”App中，公民只需通过“人脸认证、银行卡认证、社保卡认证、线下网点认证”中的任意两个进行身份认证，成功之后就可以根据要求上传身份证照片，然后预约附近派出所进行信息确认。这样极大地节省了公民办理业务的时间，也满足了当代年轻人追求高品质照片的愿望。

随着前段时间“反诈警官老陈连线各大主播”的视频爆红网络之后，国家反诈中心App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款App的功能主要包括App检测、诈骗电话短信自动识别、全民举报、骗局曝光等。[4]用户不仅可以感受到来自公安机关的安全保护，也可以化身为保护者，及时举报诈骗人员，形成全民反诈的良好氛围。

3.新媒体在可交互社区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1）新媒体能够有效强化社区安全治理互动氛围，使社区从边界明显的小区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生活圈治理新局面转型延伸。传统的社区安全管理工作由于涉及管辖权问题而与其他社区保持相互独立的关系。相较于此，现代生活圈的边界感就显得不那么明显，不局限于所居住的小区，还包括以小区为中心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范围。虽然目前的社区工作仍然有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但是借助于新媒体平台可以突破管辖范围边界，实现多辖区联动反应。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社区警务、新媒体与群众有机结合，共同形成互相依存的交互空间。近年来新媒体上频频出现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等新闻报道，极大地烘托了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氛围，吸引更多的人更加积极地参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2）强化人的主动性，新媒体的运用凸显“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警务发展理念。社区作为人类生活的基层单元，是公安与群众接触的第一战线。尤其是基层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群众，群众的需求决定了基层工作的努力方向。作为一种社交交互手段，新媒体能够在公安机关与群众之间搭建更密切更广泛的互动平台，能够很大程度地激发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进而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无论是站在公安机关的角度还是站在群众的角度，新媒体的应用都应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的理念。一方面，对公安机关来说，使用新媒体所搭建的无障碍交流平台，可以不再受传统交流工具的限制。警察可以通过视频、图片等方式更加快捷方便地了解群众所需，解群众所急。另一方面，对群众来说，告别以往复杂的流程规定，只需要打打字或者上传照片、视频等就可以得到反馈。在不断的“输入——反馈”的交互过程中，群众成为主动的治理者，自我主体性地位得到了确证。

（3）延伸人际互动，新媒体助力构建“泛在互动社会”。新媒体利用交互技术，让群众产生了自己也在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安全维护的主体意识，拉近了政府与群众的距离。行为心理学理论认为，群众通过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尤其是涉及自身生活圈的问题的过程，实质上是通过自身行为使所处环境中的某些事物满足人的行为心理和精神需要，引起人舒适的过程。新媒体拓宽了群众之间、群众与政府之间的自治参与感和信息交流方式，有利于居民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从而对维护生活圈的和谐稳定产生积极意义。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5]新媒体本身就是一种媒介，它通过互联网传递着即时性的数字化信息，使每个人仿佛独立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圈，但又是别人生活圈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泛在”的互动场景。新媒体以其强大的交互作用，给人们的生活圈和生活圈中的每个人带来了全新的交互体验，进而为建设和谐稳定的可交互社区提供了新的接触点，使生活圈的空间不再只是钢筋水泥的固态建筑群，而是可沟通可互动的社会。

4.结语

从走街串巷的传统社区安全管理到新媒体上的可交互社区安全协同治理，基层工作在工作方式上实现了巨大突破。其工作方式的改进更多的是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包括公安业务的办理流程、违法犯罪情报提供等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新媒体上完成。这不仅提高了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也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具有私密性、便捷性和互动性的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