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智能管理会计与内部控制研究院 崔秀梅 温素彬 王家辉 吴 丹

一、引言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20》指出，截至2020 年10 月31 日，已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1 806 份，首次发布的报告占比12.49%，较2019 年略有上升，且整体趋于稳定。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但当前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整体仍处在依法合规为主的发展阶段，企业仍需强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意识。

信息化时代，媒体作为信息传播和放大的工具，将企业信息快速、广泛地传播给社会公众，媒体报道使企业更加注重舆论评价和管理层声誉，企业为了赢得潜在投资方的青睐极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但从公众视角看，企业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可能性，而媒体与企业无直接利益关系，披露的信息更加真实可信。本文主要研究网络负面新闻的影响，具体原因如下：首先，互联网时代下网络媒体信息承载量巨大，作用逐渐增大并有超越传统媒体的趋势。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新闻受媒体的广泛传播，被放大到极致，影响企业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形象，短期内对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使管理层承担极大的压力。其次，互联网迅速发展，电子设备广泛普及，信息传播效率高，能够将企业信息更快、更广泛地传播给社会公众，其时效性和普及性远超传统纸质媒体。

尽管媒体能引起外界对企业的关注，但它在法律和行政方面却不具有强制力，无法直接干预企业管理层的有关决定。作为公司外部监督机制的媒体到底是如何影响企业管理层决策的呢？有学者研究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帮助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内化为企业的自觉行为，推动企业长远发展，保证企业内部环境有效运行，提高各部门沟通效率及资源的使用率和配置率。近年出现的企业巨额亏损、资产流失事件也印证了内部控制对企业生存的重要性。部分上市公司为了应对政府的监管，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更多是流于形式。学者研究认为，媒体关注能显著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因此应积极发挥网络报道的外部监督作用，通过网络报道引起的公共压力迫使企业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完善并落实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等。

现有研究观点主要为：媒体报道拥有较高的独立性，积极关注企业的行为；企业倾向于积极应对报道出来的负面消息，以防出现巨大损失，所以媒体能够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且改善其内部控制。本文认为负面网络报道通过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故为了证实上述推论，本文先分析负面网络报道是否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进而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在此过程中是否发挥中介效用。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报道层面，对媒体报道中的网络媒体研究不足。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媒体传播负面新闻更加广泛、迅速，效果强于传统媒体，研究其对企业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的贡献如下：首先，细分了媒体报道，从网络媒体的特性出发，探讨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丰富了有关媒体负面报道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其次，揭露了负面网络报道、内部控制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三者的关系。最后，为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改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负面网络报道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媒体报道在市场经济中存在多重身份：一方面，它是一种有效的信息中介，能够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迅速收集信息，并向外界进行及时反馈，有效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网络媒体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在激烈竞争下其需要时刻紧盯诸如企业负面报道等各类重大新闻。如果没有网络媒体传播信息，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很难出现在大众视野。另一方面，媒体报道在向社会公众传播公司负面消息时，也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

根据压力理论，媒体负面报道会对注重声誉的企业造成外部压力。一般来说，外部压力可分为有形压力和无形压力。有形压力来自政府，具体表现为相关机构颁布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独特功能导致其具有特殊的监督职能，若出现大量负面新闻，势必引发监管部门的调查。鉴于此，公司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形压力来自社会公众，具体表现为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的舆论监督。企业往往更加注重法律法规带来的有形压力，忽略了消费者在市场中的重要地位。负面网络报道不仅会损害企业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形象，损害企业声誉，而且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在某些方面甚至会超越政策影响。

现有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越多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当企业出现负面新闻报道且形势愈演愈烈时，由此引发的舆论危机会使企业形象一落千丈，降低公司的品牌效应，并使其失信于公众。此刻管理层为了挽救企业于危机中，维护企业声誉，将不惜一切代价针对媒体的负面报道做出积极反馈，改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状况。

基于以上分析，负面网络报道形成的外部压力最终通过法律制度与公众舆论等引起企业管理层的重视；企业管理层考虑到企业声誉和未来收益，将不得不尽力改善自身的公共形象，披露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信息。所以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负面网络报道越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好。

（二）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

有效监督假设认为，媒体对企业的关注会引起政府的注意，很可能会导致监管部门介入，对企业的不当行为进行处罚，其具有纠正企业违规行为的公司治理作用。同时，负面网络报道通过信息传播机制、声誉机制等影响企业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的形象，促使企业为声誉资本与潜在收益而努力。因此无论政府还是公众的关注，都意味着企业的行为受到了更多的监督，促使企业内部控制行为更加规范。但“头痛灸头，脚痛灸脚”终究是治标不治本，企业仍然处于只顾眼前不顾未来的被动局面；企业只有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才能够防患于未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公司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有企业规模和管理层治理等，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媒体和法律法规。要想逐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实现信息披露的制度化是重要步骤之一。现有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且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会愈发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将企业社会责任固化为企业的一种内在制度。

综上所述，负面网络报道通过引起政府与公众的关注，使得公司主动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再以内部控制为纽带，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制度化，进而影响信息披露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内部控制质量在负面网络报道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2011 年11 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CSR）整体水平尚属起步阶段。考虑到CSR 报告披露的完整性和广泛性，本文以2012—2020 年发布CSR 报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被标记为S、ST、SST、S*ST 的上市公司；（2）剔除所有财务指标缺失的样本。经过以上处理，本文最终获得4 745 个年度样本观测值。此外，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相关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CSR），采用润灵环球发布的社会责任评级报告来衡量。一方面，润灵环球作为专业机构和民间组织，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发布的报告有一定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该评级体系涉及内容广泛，从4 个零级指标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零级指标进行15 个一级指标与63 个二级指标的划分，内容全面，有一定的说服力。

2.负面网络报道

借鉴黄金波等的做法，本文的解释变量是负面网络报道（Nmed），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的中国上市公司财经新闻数据库，通过数据清洗与匹配、新闻情感判断、相似新闻计算等方法得出较为科学的结果。同时，考虑到媒体之间重复转载的现象和媒体权威性，本文仅使用20 家主流网络财经媒体的负面新闻原创报道量。借鉴耿云江和罗进辉的做法，将“1+ 媒体报道次数”的自然对数作为负面网络报道指标的衡量方法。

3.内部控制质量

现有文献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数据来源有三种，一是上市公司发布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或者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二是自建评价体系，三是专门的评价机构发布的报告。出于客观性和权威性考虑，本文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指标（ICI）。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根据内部控制的五大目标（企业经营、战略、报告、资产安全、合规）构建了企业内部控制衡量体系，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可。此外，考虑到回归系数的适当性，本文将内部控制指数除以100；该指数越大，说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4.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相关研究，以下变量均能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产权性质（Pro）、盈利能力（Roe）、财务杠杆（Lev）、成长性（Grow）、股权集中度（Top）、资产规模（Size），所以将其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另外，加入年份（Year）、行业（Industry）、地区（Region）三个虚拟变量。具体指标和度量标准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研究模型

为检验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构建如下模型：

模型1：负面网络报道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模型2：负面网络报道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模型3：负面网络报道、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 所示。为防止极端值对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 处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评分（CSR）均值为40.257 分，说明样本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不高；另外，企业社会责任（CSR）披露质量、负面网络报道（Nmed）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也较大，说明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及负面网络报道次数存在显著差异。样本中内部控制质量（ICI）都较为接近，且整体有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检验

本文采用Pearson 相关系数法对回归变量之间的密切程度进行分析，计算了各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发现大部分VIF 低于3，排除了模型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可能。负面网络报道（Nmed）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相关系数为0.302，且P 值在1%水平上显著（P＜0.01），说明负面网络报道越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就越好，初步验证假设1。除了上述变量间的相关性外，企业社会责任（CSR）还与净资产收益率（Roe）、财务杠杆（Lev）、股权集中度（Top）、资产规模（Size）等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根据结果可知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6 以下，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

（三）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1.负面网络报道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表3 报告了负面网络报道（Nmed）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CSR）的回归结果。最终数据表明负面网络报道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呈正相关关系，而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负面网络报道给企业施加了压力，企业希望通过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来维持自身的良好形象，或是规避社会的负面指责，H1 得到了验证。

媒体作为信息中介，可以将企业信息更好地传达给公众。相比负面网络报道较少的上市公司而言，负面网络报道较多的上市公司更能吸引利益相关者的目光，其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发生问题时，更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受到公众指责和批判以及监管机构惩罚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上市公司此时的最好做法就是针对性地解决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的问题，减轻负面网络报道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企业声誉，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

由于制度约束、融资约束等方面的差异，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也有差别，相比非国有企业，制度和政策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更大，且会影响管理层薪酬。非国有企业面临激烈的行业竞争，受到的融资约束更大，因此更注重负面网络报道对企业的影响，也更希望通过披露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赖，赢得更多的投资。国有企业受到政策与制度约束比重大，对负面报道的反馈更多是来源于政策的强制性要求；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负面网络报道的反应则是出于融资、市场份额、品牌形象考虑。

将上市公司按照产权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探讨负面网络报道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表3 回归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组中，负面网络报道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虽然存在正向关系，且这种关系与非国有企业相对而言较强；在非国有企业组中，负面网络报道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这说明非国有企业负面网络报道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3 模型1 的回归结果

另外，公司的财务杠杆（Lev）在1%的水平上与社会责任负相关，说明企业在高负债水平时面临较高的还款和现金流压力，难以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工作给予更多的精力。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第一大股东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和信息披露。企业规模（Size）在1%的水平上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规模越大，拥有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更注重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2.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果检验

本文借鉴Baron et al.提出的因果步骤方法来检验中介效应，将负面网络报道（Nmed）、内部控制质量（ICI）放入模型3中进行全样本回归分析，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在媒体关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CSR）质量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回归结果如表4 中模型3 所示。根据表4 可知在增加内部控制变量后，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解释从35.5%提高到了35.7%，说明加入内部控制质量为中介变量之后提高了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由于系数a 为- 0.004，且不显著，要判断内部控制质量在负面网络报道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中介效用，还需要Sobel 检验等进行进一步验证。

表4 模型2、模型3 的回归结果

3.Sobel 检验

Sobel 检验主要是检验Z 值。根据表5结果可以看出，标准误差约为0.025，Z 值为4.7 左右，总效应为3.948，直接效应为3.831，间接效应为0.117。表中同样计算出中介效应所占比例为3%，属于部分中介，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率为0.031，总效应与直接效用的比率为1.031。所以Z 统计量显著不为零，中介效应显著，且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表5 Sobel-Goodman 中介效应检验

4.Bootstrap 检验

与Sobel 法相比，偏差校正的Bootstrap 法预估的百分位置信区间更加精准，具有更高的统计效力。本文对负面网络关注、内部控制有效性、CSR 信息披露进行Bootstrap 检验，对全部样本进行抽取，重复抽取1 000 次，置信区间置信度为95%，所得结果如表6 所示。间接效应（ind eff）、直接效应（dir eff）、总效应（tot eff）分别为0.117、3.831、3.948，与前文Sobel 检验所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标准误的结果也几乎相同。表6 结果显示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表6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

综上所述，负面网络报道作为一种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它需要先作用于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来影响内部控制质量，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调节企业的社会责任机制，进而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作为内部机制的内部控制与作为外部机制的网络媒体相结合之后，有效改善了企业信息不对称的状况，降低了经营者利己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从而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五、进一步研究

企业的内部控制、对负面报道的反应以及负面报道的有效性都受企业外部环境影响。黄雷等认为，在法律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信息透明度较高，能够建立良好的信息平台，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环境。同时，良好的市场环境要求企业有更好的内部控制手段，才能在公平有序的竞争中胜出；而良好的市场环境也会有更严格的法治手段，企业被媒体报道负面消息后面临更大的行政处罚压力，因此会更加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信息建设。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对企业内部控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为验证该理论，本文使用市场化指数（王小鲁）作为对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通过平均数将市场化指数分为低于中位数和高于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检验，对市场化指数样本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 处理。如表7所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负面网络媒体报道的反应分别是2.080、0.700、2.072、0.723，系数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负面网络报道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p 值分别为0.000 和0.001，均在1%的水平显著；内部控制组间系数为0.068，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低市场指数地区的企业对负面媒体报道的反应更加强烈，这可能是由于在低市场化指数的地区，企业间由于缺少完善的竞争体制和法治环境，面对负面新闻时无法通过自身的品牌形象等改善公众观点，只能在自身社会责任信息建设上增加精力。另外，内部控制的系数在低市场环境中为1.16，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在高市场环境下为1.970，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市场环境不够成熟时，由于当地法治、经济环境等因素，企业对负面报道的敏感性较高，因此对负面报道反应更灵敏；但企业的内部控制尚未完全成熟，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推动作用不够显著。而在高水平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可以通过改善自身的内部管理提高其综合水平，对社会中负面报道的反应更加迅速及时，更积极地对市场反馈改正自身信息披露，建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此时，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负面网络报道的敏感性较低，高水平市场环境下，仅因负面报道很难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而需要在建立良好内部控制和对负面报道反馈的“组合拳”下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结果对我国企业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表7 市场化指数分组回归

六、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实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定性测试：（1）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负面网络报道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双向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2）鉴于信息传递存在时间效应，故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指标滞后一期，再次对上述两个假设进行检验；（3）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广泛性，本文删除2012 年的研究数据，只选取2013—2020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4）考虑到网络媒体的特殊性，本文将负面报刊报道加入原样本，形成全样本负面媒体报道（Nam）进行研究。基本结论都未发生变化。

七、研究结论和建议

本文以2012—2018 年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内部控制报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负面网络报道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进一步研究了负面网络报道、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关系，并证明了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作用。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探讨市场环境对内部控制在负面网络报道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的中介作用。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说，负面网络报道越多，公司越倾向于披露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信息。（2）内部控制质量在负面网络报道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过程中起着明显的中介效应，并且属于部分中介效应。（3）近年来企业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愈加注重内部控制，已成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举措。内部控制制度在网络媒体这一外部治理机制的基础上，有效改善了资本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和制止各种不利于企业声誉、形象的事件，进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4）市场环境不够完善时，企业即使在不够健全的内控基础上也能够对负面报道有较敏感的反应；而高市场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对负面报道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中介效应更加明显。这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不利于企业形象的事件迅速反应，提高社会形象，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应对负面网络报道，完善自身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披露高质量社会责任信息至关重要。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和以往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外部治理作用，保证媒体报道的公正合法，营造公平公正的媒体氛围。负面网络报道给企业带来的公共压力能够促进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第二，企业要积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履行社会责任。上市公司作为被监督的对象，应该不遗余力地掌握网络新闻报道的主动权，自觉改善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保证披露信息真实、全面和可靠，通过网络报道向社会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传递正面信息，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吸引更多投资者，促进企业经济业绩和社会业绩的协调，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