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 朱 彪 ① 张建翔 ①

1.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2.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更多的海外卓越人才选择回国发展，掀起了一股回国浪潮。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各级政府部门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引进奖励政策、海外人才归国政策等，为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发展创造了更广阔、更活跃的空间。这些海外优秀人才遍布各个行业和领域，并且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她）们一部分选择回国创业，一部分被一些企业慧眼识英才引入担任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随着中国企业加入国际竞争的大舞台，研发国际化逐渐成为企业紧跟全球发展趋势、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途径。通过建立海外研发子机构、与国际伙伴开展研发联盟合作等方式提升创新能力和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研发国际化逐渐成为跨国管理、战略管理等领域的研究重点。以华为、联想等为主要代表的国内公司，相继在美国、瑞典等国家设立海外研究子机构，力求帮助企业通过不断优化研发中心资源配置促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从企业研发国际化的视角考察了CEO 海外经历可能引发的经济后果，丰富了高管海外经历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第二，挖掘出CEO 海外经历是促进企业研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丰富了研发国际化内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分析研发国际化内部影响因素，有利于企业开展海外研发活动，促进企业从海外获取竞争优势，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对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化战略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第三，立足于CEO 的海外经历进行研究，有助于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优化高管团队的配置、充分发挥领军人才的引领作用，对企业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当前有关高管海外经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后果方面。以往研究文献围绕高管团队的海外经历对企业经营绩效、企业创新、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影响做了充分的探讨。曹海敏等通过分析具有海外经历的CEO 所起到的公司治理作用，发现海外经历CEO 能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胡本源等采用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经历人数所占百分比进行衡量，也得出相同结论。王雪莉等考虑了企业绩效动态性和多样性，并且进一步将高管团队的职业背景进行细分，研究发现，特殊领域的海外职业经历高管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于企业高管海外职业经历对企业创新的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国际化视野、先进科技和思维以及国际资源与社会网络等方向。研究发现，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秉承国际化经营理念的同时，也掌握了相关的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能够将海外相关的专业知识与本土技术人员进行交流，从而加速知识流动甚至溢出。同样，海外经历也会转化为高管的认知能力，使其更加愿意接受和吸收新思想，深化他们对自主创新重要性的认知。关于公司治理方面，有文献研究表明，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由于在国外接触了先进的管理经验，相比于本土高管，法治意识更强，会更加注重公司治理及回报投资者。代昀昊和孔东民认为归国高管拥有更专业的知识和能力，能够更好地把握投资环境，对投资的抉择也更有远见，治理水平更高。此外，部分研究表明海归人才可以降低公司盈余管理以及增强对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履行。

现有文献对研发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为落脚点进行研究。一方面，企业的经营效益、对外开放的程度以及存在的政治关联等内部因素往往会对海外研发决策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如企业的海外技术人力资源和研发组织管理能力影响其实施全球化创新战略的方向选择，企业的技术自主发明创新能力和技术研发合作能力影响研发国际化行为，企业规模、研发创新能力对研发国际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变化对海外企业的研发战略国际化市场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张纪凤通过建立三元选择Logit 模型，深入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外部影响因素。以往文献主要从高管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研究，鲜有文献站在CEO 海外经历的角度研究其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深入影响。

（二）研究假设

1.CEO 海外经历与研发国际化

Marquis基于创业研究领域的烙印理论指出，聚焦主体会在特定的“敏感”时期发展出与环境相匹配的特征，这些特征会对聚焦主体产生持久的影响，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具体而言，“敏感期”“环境相匹配的特征”及“持续性影响”是烙印理论的三个基本特征。由于文化、法律及制度存在差异，个体的海外学习与工作等经历通常会深深烙印在个体的记忆当中，烙印形成的环境相匹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Hambrick 和Mason基于高阶梯队理论指出，高管团队的特质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影响企业行为。

第一，认知烙印。CEO 的海外经历使他们深入了解了海外的制度文化，进而影响其价值观念。一方面，具有海外经历的CEO 相较于本土CEO 而言，拥有更加敏锐的创新意识和更加开阔的国际化视野，在制定战略时更加支持企业进行海外研发活动，进而推动企业研发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拥有海外经历的CEO 深入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及制度背景，从而能够弥补海外研发机构存在的外来者劣势，有助于海外研发机构获得东道国法律、制度及文化的支持。

第二，能力烙印。首先，相较于本土CEO，有海外经历的CEO 拥有更加丰富的信息来源，能够更加及时获取国际最新研发信息，同时，他们能够利用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资源，帮助企业更加迅速地搜集国际范围内最新的研发信息，从而加强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有助于企业进行研发国际化区位选择及海外研发活动具体实施。其次，拥有丰富海外经历的CEO 通常受到过高质量的教育，并积累了大量的教育及管理工作经验，在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时，能够通过信息运作来做出更好的决策，尤其是在企业研发国际化区位选择问题上，相较于本土CEO，他们对东道国是否有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基础和研发资源的了解更加深入透彻。

第三，风险烙印。CEO 的个人经营理念往往可能会受其多样化的职业经历影响，在国外开放、多元文化的熏陶下，海归高管更倾向于保持乐观自信的心态，对失败的容忍度更高，行为决策更容易表现出强烈的风险偏好倾向，更愿意调动资源用于企业海外研发活动，加大海外市场开展研发活动的力度，进而促进企业研发国际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CEO 海外经历对企业研发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CEO 两职兼任的调节作用分析

CEO 两职兼任是指在一个公司中，由CEO 兼任董事长的企业管理现象。CEO 两职兼任可以充分集中企业决策控制权，有助于提升组织决策的效率，在制定国际化战略时，也更容易得到企业的支持。以往研究表明，CEO 两职兼任时，容易以一种相对不受约束的方式提升其个人偏好，当其有创新意愿时，有更大的权限予以实践。这种两职兼任情形往往存在更大的组织自主权，能够更好地向董事会传达企业经营状况，会相应减弱受董事会的限制，具有更大的权限实施战略变革。同时，两职兼任的CEO 既参与企业的海外研发战略决策，又负责组织实施和对企业海外研发活动进行日常管理，便于其全面了解企业海外研发情况，并有利于企业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CEO 两职兼任对CEO 海外经历与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调节作用分析

首先，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充分享受政府的很多优惠政策，最典型的就是15%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海外研发活动的成本，提升了海外研发活动的可行性，促进企业调动更多资源用于海外研发活动。其次，高新技术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会具有“明星效应”，会向公众传递创新能力强、积极开展创新活动的信号，并且其为了保持称号更倾向于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最后，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有利于提升企业的股价，为企业研发活动融资需求提供帮助，促进海外研发活动的有效进行。因此，高新技术企业本身研发创新能力普遍更强，研发活动更积极，CEO 海外经历对高新技术企业海外研发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只是“锦上添花”。而研发能力更弱的非高新技术企业，具有海外经历的CEO 对企业的海外研发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从而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国际化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削弱了CEO 海外经历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A 股上市公司2008—2020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剔除ST、金融、保险类及数据异常的样本，整理得到13 013 个样本观测值。对连续变量进行双向1%缩尾处理。研发国际化指标数据来源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CSMAR 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1.被解释变量——研发国际化

已有的实证研究中，研发国际化有两类基本衡量指标：一是研发国际化深度指标，即海外研发支出的金额/研发费用总额；二是研发国际化广度指标，通常用国外研究子公司的地域多样性来评价。考虑到我国海外研发数据的来源有限，本文借鉴曾德明等、李梅和余天骄的做法，根据企业是否有海外研发子机构来设定虚拟变量，是取值为1，否则为0。

2.解释变量——CEO 海外经历

参考Duan and Hou和杜勇等的评价方法，本文采用设置虚拟变量的方法来衡量，CEO 具有海外学习或者工作的经历取值为1，否则为0。

3.调节变量——CEO 两职兼任

参考以往文献，本文设置虚拟变量来衡量CEO 两职兼任DUAL，CEO 同时兼任董事长取值为1，否则为0。

4.调节变量——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本文通过设置虚拟变量的方法来进行衡量，企业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取值为1，否则为0。

5.控制变量

借鉴宋建波和文雯、杜勇等和Duan and Hou的研究，本文选取资产报酬率、董事人数、独立董事人数、高管女性占比、高管团队平均教育年龄、企业年龄、产权性质、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6.研究模型

参考Duan and Hou、杜勇等及李梅和余天骄等的做法，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检验CEO 海外经历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

其中，X 表示各控制变量，K 为一组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参数变量的具体描述及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 所示。研发国际化R&D_INT 的均值为0.180，标准差为0.390，中位数为0，说明海外研发活动尚未在新兴经济体企业中深入展开，与新兴经济体企业海外研发尚处于早期起步准备阶段的客观现实相符合。与此类似，CEO 海外经历RET_CEO 的均值为0.130，标准差为0.340，中位数为0，说明拥有海外经历的CEO 占比极少。CEO 两职兼任DUAL 均值为0.290，标准差为0.450；高新技术企业认定ID 的均值为0.370，标准差为0.480。

表2 描述性统计

关于控制变量，资产报酬率ROA 的均值为0.060，标准差为0.070，中位数和均值很接近，表明在整个样本中的数据分布比较均衡，离散变化程度较小。董事人数DP均值为8.610，与中位数9 差别较小，独立董事人数INDP均值和中位数也差别不大。高管女性占比FPCT 均值为0.180，标准差为0.110，最大值为0.480，说明在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中主要是以男性为主。企业年龄AGE 均值为17.630，最小值为2，中位数为17，最大值为53，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发展相对来说较为稳定。企业规模SIZE 均值为22.440，标准差为1.370，最大值为26.050，说明通过取对数的方式能够相对减小相差过大造成结果的不确定性。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3 报告了回归分析结果。列（1）为CEO 海外经历与研发国际化的回归结果。CEO 海外经历RET_CEO 的估计系数为0.280，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具有海外经历的CEO 会促进企业的研发国际化行为，H1 得到验证。

表3 CEO 海外经历与研发国际化

列（2）为CEO 两职兼任在CEO 海外经历与研发国际化中的调节作用。CEO海外经历与CEO 两职兼任的交乘项DUAL×RET_CEO 回归系数为0.482，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CEO 海外经历RET_CEO 的估计系数为0.237，也在1%的水平显著。上述结果表明，CEO 两职兼任有较为明显的调节作用，加强了CEO海外经历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H2 得到验证。

列（3）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在CEO海外经历与研发国际化中的调节作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CEO 海外经历的交乘项ID×RET_CEO 回归系数为- 0.244，在10%的水平显著；CEO 海外经历RET_CEO 的估计系数为0.302，在1%的水平显著。上述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减弱了CEO 海外经历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H3 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对被解释变量研发国际化R&D_INT 采用另外两种方法重新测试。用企业研发国际化强度R&D_PD 来衡量企业研发国际化，用企业研发国际化项目投资额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表示，回归结果没有显著差异。相较于研发国际化R&D_INT 指标，R&D_INTW 采用范围更大的研发关键词对海外研发子机构进行判定。采用R&D_INTW 指标时，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没有显著差异。

表4 CEO 海外经历与研发国际化（替换被解释变量）

2.内生性问题

CEO 海外经历和企业研发国际化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企业研发国际化程度越高，可能对有海外经历的CEO 更具吸引力，因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使用CEO 海外经历的行业年度均值AVG_CEO和滞后一期的CEO 海外经历RET_CEO_1 分别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前文基本一致。总的来看，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与前面结论相比没有实质性差异。

表5 CEO 海外经历与研发国际化（工具变量）

（四）作用机制分析——风险承担中介效应

高管特征差异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风险偏好，CEO的个人经营理念往往会受其多样化的职业经历影响。海归高管拥有更加丰富的信息来源，在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时，能够通过信息运作来做出更好的决策，因而对自身能力和环境更加自信乐观，对失败的容忍度更高，在行为决策上更容易表现出强烈的风险偏好倾向，并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更愿意调动资源用于企业海外研发活动，加大海外市场开展研发活动的力度，进而促进企业研发国际化。具有风险偏好倾向的决策者不仅在企业重大决策上表现激进，而且敢于提出新理论，勇于实践，广泛吸纳创新性提议，营造更为适宜创新的环境。

根据温忠麟等的研究，本文构建以下三个方程检验上述变量的中介效应：

上述三个方程的检验原理如下：首先，如果方程（4）中α的估计系数显著不等于0，说明CEO 海外经历确实会影响研发国际化。其次，如果方程（5）和方程（6）中β和θ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不为0，那么表明CEO 海外经历会通过中介变量RISK 影响研发国际化；如果β和θ至少有一个不显著，那么可通过Sobel 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风险承担RISK 的衡量指标主要有收益的波动性、股票的收益率、公司的负债率、公司存活的可能性、研发费用的支出、资本性支出等。自主研发既是企业获取专利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因此，本文参考Bargeron 等和江轩宇等的方法，从研发投入视角衡量企业风险承担。采用企业的研发投入（RD）作为衡量指标，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比值）作为企业风险承担的替代变量，研发投入的缺漏值采用行业年度的平均值替代。

表6 的列（1）提供了模型（5）的回归结果，列（2）提供了模型（6）的回归结果。列（1）中CEO 海外经历与风险承担的系数为0.397，且在1%水平显著为正，由此表明，CEO 海外经历的确会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列（2）中风险承担与研发国际化之间的系数为0.028，且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国际化，也验证了风险承担能力强的企业更愿意冒险，进而有利于企业进行海外研发。

表6 的结果表明，CEO 海外经历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可以从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研发国际化来解释。

表6 CEO 海外经历、风险偏好与研发国际化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烙印理论为视角，探讨了CEO 海外经历与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关系，得出了如下结论：CEO 的海外经历会产生认知、能力和风险方面的烙印，对企业研发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CEO 两职兼任或企业不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CEO 海外经历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CEO 的海外经历可以通过增强其风险偏好倾向，进而促进企业研发国际化。结论在经过替代变量和工具变量检验后保持稳健。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实施海外人才引进计划。政府部门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引进的支持力度，鼓励和引进海外优秀高素质人才积极回国发展，把国内外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集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来。（2）企业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引进海外人才的号召。在聘请企业高管时适当考虑优先聘请具有海外经历的人才，同时，在高管任命上，可以适当考虑CEO 两职兼任，充分集中企业决策控制权，有助于提升组织决策的效率。（3）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程序和方法。推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实施，有助于鼓励企业创新，为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化战略提供一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