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广

1.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2.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企业是国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驱动力。为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支出，促进科技进步，加计扣除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一步步得到改善，对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加计扣除作为一项旨在促进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其实施效果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已有文献证明了这种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的激励作用。但是如何发挥加计扣除政策的激励效果则鲜有文献涉及，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在加计扣除政策不断强化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加计扣除政策效果的发挥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策执行主体盈利水平所决定的税收优惠可得性的影响。企业盈利水平不仅取决于企业的销售收入，而且取决于企业的各种成本水平；企业成本不仅包括经营管理成本，而且包括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成本不仅有来自第一类代理形成的成本，而且有第二类代理形成的成本。已有文献对第一类代理的后果影响研究比较多，但是对第二类代理的后果影响关注较少。第二类代理问题直接取决于企业的股权结构这一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当前，我国竞争性国有企业正在深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优化国企的股权结构，激发国企活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那么，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有效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从而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就成为一个急需研究的课题。

为此，本文选取2015—2019 年我国A 股国企为样本，基于深入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从第二类代理视角研究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以及资本混合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二类代理问题弱化了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资本混合度能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与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之间的负向关系，即资本混合度有利于遏制第二类代理，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

本文主要有以下贡献：第一，在已有文献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绩效，但随着加计扣除力度提高其政策效果有所下降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第二类代理成本对加计扣除政策效果发挥的影响，丰富了加计扣除政策效果发挥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二，强化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为混合所有制企业通过提高资本混合度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从而提高加计扣除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加计扣除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一项基于企业所得税的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一般来说，就是按照税法规定在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中加上一定比例作为扣除额的税收优惠政策。该政策效果发挥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短期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中期能否提升企业专利水平及创新产出质量，长期能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计扣除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扣除力度的增加和适用范围的扩大，其政策效用相对减弱。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政府政策环境、税收征管力度、外部制度环境、区域财政政策及区域市场化程度等；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行业特征、盈余管理、研发费用操控程度、研发支出资本化、盈利水平、融资约束及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现金流敏感性等。此外，加计扣除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存在费用归集难、研发项目认定难、区域落实不平衡等问题，也会影响企业的受益程度。

（二）第二类代理问题后果影响研究综述

已有文献研究发现第二类代理问题对费用粘性差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战略和信息披露质量、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有影响，当第二类代理问题严重时，控股股东缺乏持续高水平公司创新投资的动力，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业绩快报的可能性低，人力资源冗余严重，抑制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

（三）资本混合度的作用影响研究综述

资本混合度作用影响方面的研究结论可以大致归为企业效率、公司业绩、公司治理三个方面。首先，从企业效率角度看，国有企业混改能够提升企业效率，同时能够显著提升自然垄断企业的创新效率，但也有学者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国有企业混改并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升，混改之后企业的创新效率会因非国有大股东掏空等原因被抑制，因此，提升企业效率不仅应适当降低国有股占比，而且要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其次，从公司业绩角度来看，降低国有股占比、提高资本混合度这一措施，有助于发挥非国有股东的治理作用，进而提升公司业绩，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后，从公司治理角度看，提高混改比例有利于发挥监督作用，进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改善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同时，还可以改善“一股独大”带来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弥补外部治理制度不完善带来的影响，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降低企业风险，缓解国有企业过度负债。

（四）文献评价

尽管有很多文献研究了加计扣除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和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后果影响，但尚未有文献将两者联系起来研究第二类代理成本对加计扣除政策效果发挥的影响；尽管有很多文献关注了国企资本混合的作用影响，但尚未有文献研究其对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促进创新投入效果的影响

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促进创新投入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如下：第一，公司治理理论提出，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治理主要矛盾。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这就决定了委托代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二类代理问题。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会导致大股东利益侵占问题更加严重。由于国企往往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对政府有更多更大的依赖，国有大股东更为强势，国企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往往更严重，国有大股东更有动机和能力利用控制权优势进行掏空行为。资金占用是大股东最常见的掏空行为，大股东占用国企上市公司资金会使上市公司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例如资金短缺、利润下降等，导致加计扣除政策形成的税收优惠难以获得，从而限制其促进创新投入效果的发挥。同时，大股东掏空假若被市场监管部门或投资者发现，该企业将会受到监管部门调查和投资者放弃投资，当投资者意识到自己投入的资金被大股东转移占用，便不愿意再投资该股票，该股票的市场价格将会下跌，公司融资能力因此下降，从而导致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促进创新投入所需的资金条件不佳，政策效果难以发挥。第二，由于国企第一类代理问题弱，治理层实质上与管理层一样都具有受托人的特征，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在缺乏有效的股权制约，即第二类代理比较严重时，会更容易形成较高的在职消费，出于管理层私利进行投资决策导致投资效率低下，从而使国有企业盈利水平较低，应纳税所得额较少，影响加计扣除政策税收优惠的可获得性，最终影响国有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的可能性。由此提出假设1。

H1：第二类代理问题的严重性弱化了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促进创新投入的效果。

（二）资本混合度对第二类代理问题与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关系的影响

资本混合对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和国有股份“一股独大”所导致的代理问题有一定的效果。其一，资本混合可以有效改进公司治理机制。与国有股东不同，非国有股东可以通过委派高管、持有股份等方式，从管理层治理结构层面对国企中的高管形成约束，优化国企激励与约束机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同时，可以从股权结构层面对国有股东产生制衡，有效缓解因国有股东“一股独大”而造成的第二类代理问题，使资本混合发挥优化公司治理机制、降低国企代理成本的作用，从而优化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促进创新投入效果。其二，资本混合有助于加强政府对国企的监管。混改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国企的影响和国企对政府的依赖，提高国企的独立性和经济性，从而有利于强化政府对国企的监管，进一步弱化国有大股东的权力，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资本混合后的国企经济理性（经营效率和经济绩效）更高，对加计扣除等税收政策带来的经济利益更加重视，努力获取意愿更强。因此，通过国企资本混合民营资本，国企提高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不仅更加可能，而且更加必要。由此提出假设2。

H2：国企资本混合后第二类代理问题较弱，加计扣除促进国企创新投入效果较强。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5—2019 年我国A 股国企为研究样本，对初始数据做了如下处理：（1）剔除ST、*ST 类国企；（2）剔除金融业国企；（3）剔除缺失数据或异常的国企；（4）对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缩尾。本文共得到2 035个样本观测值，除资本混合度数据通过年报手动寻找，其余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运用Stata15、Excel进行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测度

1.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

加计扣除政策实施的初衷是期望通过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促使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产出。若国企对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敏感就会增加创新投入，故本文以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衡量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Xiaoguo）。

2.第二类代理问题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使用实际控制人所持上市公司的投票权衡量第二类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Deldlwt）。

3.资本混合度

本文使用前五大股东中非国有股东所持股权比重的绝对数总和衡量资本混合度（Mix）。绝对数总和越大，资本混合程度越高。

4.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选择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资产收益率、管理层持股比例，外加本文需考虑的经营管理成本水平（成本费用利润率）和第一类代理成本水平（管理费用率）作为控制变量，以期得到更稳健的结果。各变量具体定义及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1，设计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2，以资本混合度（Mix）的平均数进行分组，资本混合度大于平均数的样本为资本混合度高组，否则为资本混合度低组，进一步研究资本混合度对第二类代理问题与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五、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表2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Xiaoguo）的最小值为0.02，最大值为16.16，均值为2.98，中位数为2.54，均值大于中位数，数据分布偏右。可看出样本在国有企业中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需要提高。第二类代理问题（Deldlwt）的最小值为14.04，最大值为77.88，均值为42.75，中位数为42.34，均值大于中位数，数据分布偏右。资本混合度（Mix）的最小值为0.00，最大值为0.54，均值为0.13，说明不同国企的资本混合度存在较大差异。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 为假设的回归结果。由表3 的第2 列，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系数为- 0.0106，在10%的水平显著，可看出第二类代理问题弱化了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验证了假设1。

以资本混合度（Mix）的平均数进行分组，资本混合度大于平均数的样本为资本混合度高组，否则为资本混合度低组。由表3 的第3 列、第4 列可知，资本混合度高组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系数为- 0.000713，不显著，而资本混合度低组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系数为- 0.0114，在10%的水平显著。这表明资本混合度能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与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之间的负向关系，即资本混合度有利于遏制第二类代理问题，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验证了假设2。

表3 全样本及资本混合度分组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将解释变量提前一期回归

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效果可能存在内生性，为使结论更加可靠，将解释变量提前一期。由表4的第2 列，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系数为- 0.0123，在5%的水平显著，可看出第二类代理问题弱化了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验证了假设1。由表4 的第3 列、第4 列可知，资本混合度高组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系数为0.00797，不显著，而资本混合度低组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系数为- 0.0151，在5%的水平显著。这表明资本混合度能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与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之间的负向关系，即资本混合度有利于遏制第二类代理，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验证了假设2。无论从经济显著性还是统计显著性来看，与前文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4 稳健性检验1

2.替换第二类代理问题衡量方法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采用其他应收款占公司总资产的比率度量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第二类代理问题（Deldlwt）。其他应收款占比越大，意味着第二类代理问题越严重。改变第二类代理问题的衡量指标后，按照前文的步骤进行回归分析，由表5 的第2 列，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系数为- 6.427，在5%的水平显著，可看出第二类代理问题弱化了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验证了假设1。由表5 的第3 列、第4 列可知，资本混合度高组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系数为- 2.680，不显著，而资本混合度低组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系数为- 8.333，在1%的水平显著。这表明资本混合度能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与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之间的负向关系，即资本混合度有利于遏制第二类代理问题，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验证了假设2。无论从经济显著性还是统计显著性来看，与前文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5 稳健性检验2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5—2019 年我国A 股国企为样本，研究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影响，以及资本混合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二类代理问题弱化了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资本混合度能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与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之间的负向关系，即资本混合度有利于遏制第二类代理问题，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要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必须深入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资本混合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缓解国企第二类代理问题，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盈利水平，提升加计扣除政策形成的税收优惠的可得性，并赢得投资者信任，提高融资能力，提升加计扣除政策促进创新投入所需资金的可得性，从而为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提供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