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 201306）

一、中西方古代船饰文化的历史沿革

船饰文化承载了人类舟船历史发展的厚重和艺术智慧，展现了人们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和开发自然过程中，从恐惧、探索、征服、利用自然到靠个体奋力拼搏的精神。这不仅是人类向水文化进军的珍贵记录，也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象征。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创新，中西方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出色的船舶设计师和善于装饰船舶的能工巧匠，他们充满智慧和人文艺术气息的精湛造船和船舶装饰彩绘技艺，使中西方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有的船饰文化特色，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一）中国船饰文化起源

审美和实用并举应该是早期中国古代船舶装饰彩绘发源的开端。我国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柄7 000年前的木浆，其桨柄与桨叶结合处阴刻有弦纹和斜线纹木浆就是最好的印证。真正的古船装饰和彩绘是从用木板造船开始的。为了减少水和虫蚁对船舶木质结构的腐蚀和破坏，人们会在船板表面涂上各类漆料，既有效保护了船体，又达到了美观效果。后来，随着人类对图腾神明的崇拜、祈愿，不同风格的船舶彩绘装饰艺术逐渐形成，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升华。经历千年的发展，中国船饰逐渐演化出古船特有的船体绘画、船体造型、色彩搭配、图案雕刻、船体镶嵌等造型工艺。丰富多彩的彩绘装饰寓意独特、象征明显，独具中国传统风格。1974年，我国平山县三汲乡南七汲村的战国中山国国王墓葬出土了三艘葬船，考古学家在西船上发现了装饰华丽的木质船桨，木桨形制与战国铜器图像所示战船用桨一致。大桨残长1.53米，板长1.41米，宽0.095米，其上绘有朱红、黄、褐彩漆，估计木桨原长应近2.00米。小桨残长0.86米，板长0.58米，宽0.095米，其上也绘有朱红、黄、褐彩漆（图1）。图中黑色原为朱红色，短虚线为黄色，长虚线为褐色。

（二）中国船饰文化的发展

常见于中国古代舟船的船首、船尾和船身侧面首封板上所绘的龙、鹢鸟、狮、虎等动物形象，不仅增加了船体的美感，更具有彰显皇权威严、驱邪避凶和震慑敌人的作用。周朝《穆天子（周穆王）传》记载：“天子乘龙舟、鸟舟浮于大沼。”晋代郭璞注释：“舟以龙、鸟为形制也。”随着历史变迁，远古的鸟形状有了进一步演化，凤凰演化为百鸟之王，水上出现神兽“鹢鸟”。鹢鸟，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能趋吉避凶、护佑乘船者的神鸟，外形似鹭。因特殊的象征意义和作用，鹢鸟常常被雕刻或绘于船首或船尾。《前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提及浮文鹢。《注》：“鹢，水鸟也。画其象于船头。”春秋时期，吴国的“艅艎”大舰，又称王舟，为当时吴王乘坐之船，整船装饰精美、雕刻华丽，在船首绘有鹢首形象。晋人葛洪《抱朴子·博喻卷》言：“艅艎鹢首，涉川之良器也。”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文物宴乐渔猎耕战纹铜壶，其拓本和1965年成都市百花潭中学战国时期十号墓中出土的嵌错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上的船型一致，二者美感与精妙并存。船首部均有似后世所说的鹢首，而尾部似后世龙舟的尾型，曲线柔中寓刚。这充分说明即使是战国时代的战船，其设计和制作也非常注重战船的美感和视觉效果。

到了清代，流传千年的中国古船瑞兽装饰更加丰富和完整，且地域性突出，特征愈发明显。龇牙的猛虎、咆哮的雄狮常见于船首，工艺有绘有雕（图2），昂首的鹢鸟、展翅的大鹏常绘于船尾，颜色艳丽、活灵活现。在瑞兽的四周，还饰有一些波浪纹和浮云纹，云纹浮影浮现，长短不一，环绕在狮、虎等瑞兽的四周，远看好似瑞兽腾云驾雾，仙气凌然，神物降世。

1.图1 河北中山国王厝墓葬船坑大小木桨考古复原图

2.图2 浙江沙船首封板

3.图3 英国人夏德（G.Worcester）《长江之帆船与舢板》一书中的福州运木船尾部“花屁股”照片

图4 清 王翚《康熙南巡图》

（三）中国船饰的主要特点

1.风格新颖独具章法

中国的船饰绘画内容丰富多彩，用色大胆鲜艳，极具民族特性和地方特点。随着船舶用途的不断拓宽，唐代尤其是元、明时期，中国古船逐渐形成以福船、广船、鸟船、沙船为主要代表的船型。由于福船、广船、鸟船等船型尾封板面积较大且部分船只尾楼高大，因此常常成为船舶装饰的重要区域。色彩鲜艳的绘画布满整个尾封板甚至尾楼。常见绘画如一只展翅凶猛的鹢鸟、大鹰屹立在怒海中的石头上，飞禽两侧有时还各绘一条张牙舞爪的飞龙，这类是尾楼上颇为常见的彩绘，尾封板上则常绘有一些象征着荣耀和长寿的雄鹿和仙鹤、海浪、太阳或象征福、禄、寿等寓意深刻、色彩丰富的人物历史故事图案，甚至还有太极图。有的还会写上三个汉字“永、金、顺”，意思分别是长长久久、财源滚滚和顺利吉祥，或写上船名或船主名。福州运木船“花屁股”船就是这类船饰的典型代表，并由此得名，是当时中式帆船所独有的时代特征（图3）。

相较于船首、船尾，船身通常也是船体彩绘的重要区域，绘有各式精美的彩绘图案。如在劈水板上绘鱼，寓意“鱼跃龙门”；带翅膀的飞马，寓意“奔腾四海、劈波斩浪”；船身多绘有云纹、花鸟、人物；帝王乘坐的“黄船”（图4）还绘有飞龙，形象栩栩如生。

除此之外，中国古帆船很多彩绘用色也非常讲究章法，很多船型因具有不同用途使用不同绘饰颜色而得名。如宁波“绿眉毛船”，广东“红头船”，绍兴的“乌篷船”，长江中下游救生用的“红船”等都是典型代表。中国木帆船装饰发展至清代已较为繁盛，海船与内河船的装饰相得益彰，但就创新发展而言，海船船饰显然更胜一筹，更具民族文化魅力。中国地域广袤，南方船、北方船、内河船、海船多有不同。清雍正元年，朝廷为方便辨认和管理各省商船，开始规定各省赴海贸易商船必须在大桅上一节半“各照省份油饰”。江南用青油漆饰；浙江用白油漆饰；福建用绿油漆饰；广东用红油漆饰。须经查验无误，商船方得放行。此外，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船饰彩绘也不乏典型代表，其中，台湾高山族分支雅美人的雅美船（即兰屿独木舟）就是一个特例典范。雅美船船体修长，首尾高耸，从侧面看整体呈拉伸的U字形，造型极具美感。独具特色且抽象的纹饰使雅美船充满了宗教神秘感，雅美船船体以黑、白、红三色玛瑙纹、银盔纹、波浪纹与齿轮状的眼睛纹等纹饰加以交替装饰，风格醒目而典雅，其中齿轮状的眼睛让人印象深刻。

2.雕刻精湛装饰考究

中国古船上的雕刻，典雅奢华中透着精巧和智慧，尤其在黄船、普通官船、客船上表现尤为突出。如莲舫、大龙舟、扬州沙氏所造“沙飞船”等集装饰与实用为一体，和谐统一。船饰雕刻常被应用于船的上层建筑，中国古代皇家用船和官船均采用宫殿式建筑风格，其雕刻和装饰图案等虽与陆地建筑极尽相似，但不论是完工后华丽的艺术呈现效果，还是雕刻手法上的娴熟、智慧、巧夺天工，都毫不逊色于陆地建筑。陆地上的透雕、阳刻阴雕、浮雕等技艺随处可见，雕刻内容繁复多样，祥云纹、花鸟神兽、人物等多有出现，船上厅堂大幅背景画也多采用与陆地相似的以旭日东升、花开富贵、山水瀑布等自然景色为主题的绘画。雕刻、镶嵌、绘画等技艺巧妙搭配，各取巧工，相映成趣。我国古代皇家御用的龙舟就是船饰木雕技艺的最高体现。历代帝王均自名为“真龙天子”，专供帝王乘坐进行巡视、旅游和娱乐的船被称为“龙舟”。龙舟上雕梁画栋，大量宫廷彩绘使整个龙船金碧辉煌，九脊殿、斗拱、藻井等宫廷建筑风格无所不有，各种纹饰雕刻精美绝伦（图5）。

此外，中国民间端午龙舟的船饰雕刻文化又是另一种特色艺术表现形式。历经千年传承，民间龙舟装饰色彩丰富多样。龙舟船体狭长，首尾雕刻饰成龙头龙尾模样，船身雕刻漆成龙鳞状。如广东礼乐龙舟就有桃果红、花蓝桡、黄桡、红桡、白桡、黑桡等；湖北三峡龙舟有红颈、白颈、黄颈、金龙、银龙、乌龙等，异彩纷呈。龙头造型形态各异，“五邑乡里看龙舟，看到龙头便知舟”，道明了五邑传统龙舟的特点。装饰夺目的龙舟在水中划起来，酷似一条条巨龙在水中穿梭，栩栩如生。

除去船的上层建筑雕刻船饰，船身也是船舶雕刻装饰的重点。从唐、宋开始，在中国木帆船的船身前部两侧，人们总会看到一对栩栩如生的大眼睛。这对大眼睛常常被称作“龙目”或“大鱼眼”。著名的福船、广船、沙船和鸟船四大船型中，福船、鸟船两种海船的龙目装饰最为常见，而广船和沙船因船型设计及地域原因，其“龙目”装饰则不多见。之所以有“龙目”的雕刻装饰，是因为民间相传，龙船眼能识天象，测风雨。不同船舶的龙目朝向不同，普通渔船龙目朝下，为搜寻鱼群；货船龙目平视向前，为辨识方向；而官船龙目向上朝天，以示地位高贵，现实看来，此传说也仅仅是人们美好的愿望。在我国舟山，渔民通常把船称作“木龙”，希望乘坐木龙能得到龙的庇佑，同时又寓意出入平安。“龙目”则是木龙的灵魂所在，没有眼睛的木龙不能称为龙，因此人们常常在船头装上一双眼睛，取意画龙点睛，龙目由此诞生。龙眼的船饰使中国木帆船具有了特别的灵气和神韵，成为整体船饰的点睛之笔。

3.彩旗无争瑕，用之微见著

在中国船舶装饰文化的发展中，船旗曾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船旗装饰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审美，在中华文明近千年的船饰文化发展过程中，船旗的秀丽多姿体现了物尽其用的智慧理念。古船船旗起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说法，但从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战国铜壶、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战国铜壶及河南省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铜鉴（图6）等青铜器上绘出的旌旗可以断定，至晚在战国时期，船旗已在舟船上得到广泛应用。

从形制上看，中国古船旗样式各异、颜色丰富、图案多样，悬挂位置和地点因表达的含义不同而各有差异，一般多悬挂于桅杆顶端。在木帆船船首、船中、船尾的头樯、大樯、和尾樯杆上段处，均置有船旗横杆，用来专门悬挂船旗和飘带，船旗形状有方形、长方形、半月形等。旗子有的还配有飘带，早前的飘带呈长方条形，古籍称“练”或“燕尾”。后来旗边和飘带边缘逐渐加上了锯齿状或水波状装饰，这种装饰被称为“火焰”。有时，人们在船首或尾楼、船舷四周也会插上三角形和长方形居多的旗帜，船旗按上狭下宽分饰两截不同颜色。

从颜色上看，船旗的不同色彩亦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古帆船上旗的颜色大多为红、黄、蓝、白、黑等，其中红色是中国古船旗用得最多，也最常见的颜色（图7）。这是因为红色不仅醒目，在中国还象征着吉祥，船上插红旗与祈祥禳灾有关，五行旗也是中国古代舟船普遍悬挂的船旗之一。

从作用上看，船旗有标识各类型船舶的作用。如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漕舫船，尾樯上悬挂龙旗；到了清代，《青帮通漕汇海》记载，漕帮总舵设嘉兴府、杭州等地为分舵。其中，嘉白帮漕船“进京打龙旗，出京打凤旗，素日打白旗，红号月，红镶边”“初一十五打日月龙凤旗”。总帮头船“打正白旗，三根红飘带”，腰船“打印花本色飘带”，老堂船“打紫色金花一对杏黄旗”或“棕色杏黄旗”，旗上有“天庚正贡”大字。船旗也有宣誓国威的作用，如明代出使琉球封舟上的一条龙旗；还有船舶航行在国际海域船旗就是识别国籍和民船、官船的显著特征。同时，中国古代航海者信仰妈祖者众多，但亦有不少信仰南海观音、关帝者，为祈求神明的护佑常常在船尾樯柱上悬挂“神旗”，或专门在船尾设立一根妈祖旗杆悬挂妈祖旗，以护佑船舶安全。《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规定，船尾竖高阳木妈祖旗杆一根，长二丈，围大一尺三寸，妈祖紬旗一面，计银二两二钱，长宽各五尺。

天气、风向历来与行船安全密不可分，行船必观气象，见风使舵，不唯节时省力，更为行船安全。小小船旗除去其灵动飘逸的装饰功能外，作为辨风识天气的特殊工具，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船家流有谚语：“汛头风不长，汛后风雨毒。春夏东南风，不必回天公。秋冬西北风，天光必晴明。长夏风势轻，舟船最可行。”在一些节日或喜庆日子里，船旗还发挥着烘托喜庆、热烈气氛以及美化装饰的功能。如元代画作《龙舟夺标图》卷所示（图5），流光溢彩的龙舟行至江面，彩旗招展，飘带飞舞，碧水青山相伴，景观甚是壮观；但战船上的船旗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联络布阵、指挥作战、鼓舞士气壮军威。中国古代水战与陆战相同，均讲究阵法，通过悬挂不同战旗的战船，按照一定布阵之法依次排列，士兵依据指挥船上令旗和鼓声发出的命令变换阵型出击作战。“水战之法，便舟以为旗，驰舟以为使。”战国《孙膑兵法》将春秋以前的古阵总结为十阵，其中“水阵”就是水战阵法。宋朝曾公亮所著《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一，记载船旗指挥战船作战：“诸军视大将军之旗，旗前亚，闻鼓，进，则旗立；闻金，则止；旗偃即还。若先锋、游变等船，为贼所围，以须外援，则视大将赤旗，向贼点则进。每点，一船进；旗前亚，不举，则战船徐退；旗向内点，每点，一船退。若张疑兵，则于浦泥广设旌旗、帆樯以惑之。此其大略也。”

图5 元 《龙舟夺标图》

二、西方船饰的发展

（一）西方船饰文化的起源

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文明时期，船舶在西方就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含义，船饰文化也与之相伴相生。西方人很早就已经把图腾和神祇的雕像刻在船身或装在船首，又或者直接仿其外形制建造船舶。流传至今的西方船饰中多处可见古埃及、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神的影子。1863年，人们在希腊爱琴海北部的萨摩色雷斯岛就曾发现公元前200年雕刻在船头的胜利女神——尼姬像（图8）。在西方早期舟船发展历史中，古埃及人会将圣鸟雕刻在船首；古希腓尼基人会在船首绘制眼睛和代表速度的马；古希腊人还会将船首制作成野猪头；古罗马人会常常在战斗中竖立一个代表着英勇的百夫长；维京人会将战船的船头做成龙头或大毒蛇蛇头的形象，而把船尾做成卷曲的蛇尾形象（图9）。在欧洲北部，蛇、公牛、海豚和龙也是常用的船饰。到了13世纪，天鹅则是优雅和灵活移动的象征。

1.图6 战国《宴乐渔猎攻占纹铜壶》船纹（线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图7 清 唐船之图 原画见日本长崎博物馆藏《长崎名胜图绘》

3.图8 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尼姬

4.图9 维京长船“高克斯塔”号 9世纪早期 （公元前200年）挪威维京海盗船博物馆 藏

5.图10 船首像（金鹿船首）16~20世纪 英国皇家格林尼治博物馆藏

（二）西方船饰文化的发展

西方船舶和东方一样，船首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指引着船舶航行的方向。人们通过将自己崇拜的图腾和神祇雕刻成像固定在船首的位置，用来装饰海船，同时表达对神的崇拜和敬意，祈祷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得到神灵的护佑，获取平安和胜利，威慑海洋中的鬼怪和敌人，亦可为自己带来好运，使船只安全抵达目的地。在西方船只，尤其是中世纪时期的船只上面，我们不难发现真正意义上的船首像和船尾像主要盛行于16~20世纪，其类型多样，常见动物、神灵、人物等形象（图10）。在德国、比利时和荷兰，人们曾经相信一种叫作Kaboutermannekes的精灵居住在船首像中，它会保护人们远离疾病、岩礁、风暴的危害。在16世纪中叶，人们对克拉克帆船进行了改良，由此产生了盖伦船（图11），船首像也在此时成为区分帆船身份的特殊标识。

其实，将船名刻写在船身两侧有时也能起到分辨船舶身份的作用，但当时很多水手身份低微，文化水平低。因此，如何便于水手在港口中分辨并找到自己所属的舰船或在茫茫大海中使航海者能快速辨识往来船只，成为船首像广泛使用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了做出一个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船首像，各国皇室、海军以及富商都不惜重金聘请雕刻大师精雕细琢，很多存世的船首像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佳品。随着巴洛克时期的到来，船首像的规制和工艺越来越繁复、华丽，重量往往达到几吨重，由知名匠人、艺术家精心设计、雕刻，但越来越繁复沉重的船首像逐渐成为帆船的累赘和安全隐患。于是自18世纪起，很多船舶开始不再安装船首像，即便是装饰，形制也被大大缩小。很多船首像逐渐被较小的舰徽或家族徽章所替代，多是舰长自己出资设计舰徽，有自己家族纹章的则直接拿纹章当舰徽用。由此一来，当舰长离任，舰徽也随他去除，新任舰长则需要再设计新的舰徽（图12）。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船首像再次复兴。不过船上已基本不再使用全身塑像，一般只采用胸像。即便是有使用全身像的，这些全身像也都小而轻。我们从美国船首像中的形象不难看出这一特征。美国船的船首像造型主要是士兵、将军、政治家、印第安酋长、少女、海怪和大毒蛇等。其中一尊由中国航海博物馆收藏的印第安妇女船首像最为典型，这尊船首像大约为1855年前后制作（图13）。19世纪，在与印第安人原住民的战争中，美国东部白人取得胜利。其经常在大型运输商船上放置该类船首像，象征平安、顺利、富足。同时，还体现了当时的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开垦和商业创新精神。自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海军只以半身像、州徽、市徽和鹰为装饰物；20世纪初期，西方船舶逐渐开始进入蒸汽时代，蒸汽船上也出现过船首像，但已寥若晨星。比如德国远洋油轮皇帝号上由青铜制成的站在地球上的巨鹰，这只巨鹰象征着德意志帝国（图14）。

1.图11 16世纪英格兰盖伦船“金鹿号”（模型） 船尾家族徽章 中国航海博物馆藏

2.金鹿船首

3.船尾家族徽章

4.图12 英国为巴西建造的铁甲舰阿金考特号舰首纹章 1865年

5.图13 美国印第安女性船艏像1855年中国航海博物馆藏

（三）西方船饰的主要特点

1.彩绘华丽装饰精美

西方船舶的彩绘装饰与东方一样，都是由陆地上的雕刻和绘画技艺发展而来。除在船首装饰雕像外，船尾高大的尾楼也常常被精美的雕塑和彩绘所装饰，尤其诞生于克拉克船之后的盖伦船。16世纪中期，英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丹麦人与荷兰人对当时往来于地中海的克拉克帆船各自进行了独有的设计和改良，安装了多层甲板，前船楼被转移至船首的尾部，船首斜桅固定于船首的前部。盖伦船船尾的多层艉封板成了雕刻彩绘装饰的重点区域，船尾的所有雕塑和装饰都以镜像对称的方式重复了两次，狮子、老鹰、天使、海神以及家族徽章成了最常见的独特装饰物，呈现出颜色鲜艳繁复，内容广泛而具体，人物、动物、神灵等装饰物汇聚，具有装饰手法灵活多样，雕塑、雕刻精美传神，形象立体，比例协调等特点。1626年建造的瑞典著名帆船战舰瓦萨号和1709年俄罗斯彼得大帝正式批准建造的波尔塔瓦号风帆战舰舰尾精美奢华的装饰就是典范，它们向我们完美呈现了大航海时代西方木帆船装饰彩绘的魅力和风采（图15）。

2.雕塑立体内容丰富

6.图14 一只代表德国的鹰站在地球上 德国远洋邮轮皇帝号安装巨大的铜质船首像 1910年

在西方木帆船船尾精美繁复的装饰中，彩绘雕塑和徽章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雕塑形象常以宗教人物、神话人物、动物、神灵甚至是西方现实中杰出的人物为主，表现的内容非常丰富。与中国雕塑朴素、写意、夸张的风格不同，西方帆船上的雕塑不论是人还是动物，多是以立体、写实的风格呈现，突出个人的英雄气质和外向、奔放的审美趣味，强调冒险与征服的海洋文化特质显露无遗。受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16世纪开始，西式木帆船上的彩绘雕塑多反映艺术与信仰的有机结合，西方雕塑家们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扬，哥特式人物形象和佛罗伦萨式艺术表现手法随处可见，颇具那个时代的艺术雕塑特性。这一时期的任意一件雕塑单独拎出来都不失为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大航海时代催生了西方世界殖民与扩张的原始欲望，也催生出不少靠此崛起的国家和发迹的家族。作为皇室和家族荣耀象征的徽章，原本简洁的造型开始随着皇室和家族辉煌历史的不断增加而被设计得越来越华丽复杂。木帆船的兴盛让精美而又富有内涵的皇室或家族徽章，在帆船装饰中逐渐变得不可或缺，一跃成为那个时代彰显身份和财富的潮流必备物。

3.奢靡攀比影响性能

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了显示本国航海技术的强盛和国家的强大，西方各国互相攀比，不惜花重金和人力修造和装饰本国的船舶，尤其是各国皇家海军更是不遗余力，奢靡成风。航船越来越大，几吨重的名贵木料制成的船首像和船尾纹饰雕塑严重增加了船体重量，甚至影响到了航行性能。风帆时代，法国军舰的船尾纹饰素以艺术性（巴洛克时代的审美）著称。据说这些凝聚了大师心血的纹饰寿命普遍不长。一旦船到海上，那些重量非凡的纹饰就会被砍掉扔进海里。此外，这些装饰在战斗中很容易损坏，修复非常不易，就算有备料，船上的木匠也不是雕塑家。于是，到了18世纪，船尾装饰开始简化缩小，到19世纪初，很多新船已不再进行繁复的船尾装饰。

三、中西方船饰在传承中互相影响借鉴交流

从船饰纹饰上来看，中西方都有在船首装饰雕刻物的传统共性。春秋、战国时期船首装饰鹢鸟，明清时期装饰有猛虎、狮子等动物的风格伴随着中国古帆船的发展历久弥新；而在西方，船首像更是船舶的一种特别装饰。与中国不同，西方船首像装饰物除了神兽、动物外还有具体的神灵、现实中的人物等，范围更广、更具体，雕刻也更加立体，形象高大威猛，充满着征服的意味。另外，眼睛这一特殊的器官曾在中西方古船装饰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虽传承文化的不同，但大家对眼睛的崇拜却不约而同地在船饰上表现了出来。在船上装饰一对眼睛，这一船饰文化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上不少滨海地区都有这种传统。如前文所述，古代腓尼基人会把古埃及法老的守护神荷鲁斯的眼睛刻在船头上（图16），以此获得荷鲁斯的护佑，战胜水上的艰险。在地中海岛国马耳他，至今还流传着一种在船上刻眼睛的传统渔船“鲁祖（Luzzu）”，但和中国的龙目不同，“鲁祖（Luzzu）”的眼睛带有眼线，是立体的，一般装在船首两侧。

图15 瑞典著名风帆战舰瓦萨号的复原模型

从船饰风格上来看，中西方的船饰文化都比较注重利用彩绘、雕刻等陆地传统技艺装饰船舶。所不同的是，中国舟船更注重从船首、船身到船尾以及由船外至船内的整体装饰，整个船舶就如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充满了中国工匠高超的智慧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写意、夸张的表现力。西方船饰则更倾向于对船首和船尾的装饰，虽然也大量使用了来自陆地的彩绘、雕刻、雕塑等传统工艺，但相较于中国帆船，其风格更加立体、形象、具体，装饰物种类也更加多样，别具一格，充满西方浪漫、自由主义色彩。

从船饰文化上来看，中西方都希望通过对船舶进行装饰彩绘表达人们的审美情趣，祈佑平安，起到威慑海洋中鬼怪和敌人的作用。不论是图腾崇拜还是宗教神灵文化，无不透露出人们征服海洋、利用海洋的欲望和期待。中西方既有相同的愿望表达，又有因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同船饰表现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是根本思想。西方传统文化则更讲究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中国古船的装饰更加突出人文的艺术性，如福船大鱼眼的装饰，代表人们期望船舶化身为鱼，遨游四海，利用自然、顺应自然的心态；而西方船首像则是海神波塞冬、胜利女神萨莫色雷斯、希腊海洋神女伽拉忒亚（Galatea）等更具征服意味的人物形象。

从船饰装饰物来看，中西方船饰看似没有交集，实则随着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相互借鉴与交流，中西方船饰文化始终有着相互借鉴与交流的历史。如中西方船饰中都出现过狮子这一动物，它被视为勇猛、祥瑞的象征，而狮子原产于西方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东方并没有此物种。后来，狮子随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文化中，狮子是一种灵兽，和麒麟一起，是如神一般的存在，其形象不仅在陆地被大量使用，还广泛出现在船饰中，并传承至今。清代中西方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不断开展，中西方造船技术得以进一步交流发展，船饰文化也有了相互的借鉴。在中国香港海事博物馆里就有一件以观音为原型的特殊展品——观音船首像（图17）。从外观看，其船首造型应为西方木帆船船首。此类造型的船首像目前已知也仅是西方帆船装饰风格，但这尊观音船首像的原型却来自中国佛教信奉的神，中西方船饰文化互为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图16 船上的荷鲁斯之眼和荷鲁斯神

图17 观音船首像香港海事博物馆藏

四、殊途同归、互相融合的中西方船饰文化

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中西方帆船时代的船饰已融入世界船舶历史的长河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和现代机动轮船的出现翻开了世界造船业新的历史篇章，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木质帆船陆续淡出了世界船舶历史舞台，木帆船的传统彩绘装饰也随之销声匿迹。当前，中西方钢铁船舶其外形装饰风格已随着中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交融影响以及现代工业技术的规范统一，不再有繁复多变的花样和形式。虽然船舶的种类因用途不同，较木帆船时期样式繁多，但简单、实用、科技感十足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现代民用和军事船舶装饰的主流。

五、结语

人类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姿多彩，民族文化因传承创新而生生不息。中西方船饰文化是人类舟船文化发展史上璀璨的一笔，它的延续和发展承载了人类对美的向往，记录着人类对自然从恐惧、彷徨、利用到征服的全过程。在各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西方船饰文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中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融合，充分体现了中西方舟船文化发展过程。从中西方船饰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角度看当今世界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汇，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融合性已然成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正如中国所倡导的中西方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既要坚持自己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立性，要杜绝自我狭隘的故步自封、井底之蛙的思想心态，也要不断吸收和借鉴西方的文化精华，才能去其糟粕，提升中华文化特质。随着对中西方船饰文化的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中西方舟船文化的精髓和优秀文明成果将如百花盛开般不断呈现在大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