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一生当中，前后大约有45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占去他生平一半多的时间。只是汪曾祺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也被住房问题所苦。从20世纪60年代起，汪曾祺就住进单元房，每次搬迁之后，房屋自然为他人所占。楼房虽然还在，但再去指认“汪曾祺故居”抑或是其他知识分子的故居，不但毫无意义，而且近乎可笑了。汪曾祺被人冠以许多个“最后”，诸如“本世纪最后一位文人”“最后一位士大夫”等，或许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汪曾祺是“北京文学地图的最后一章”。

1948年初春，汪曾祺来到北平，最初落脚在沙滩附近的北京大学宿舍。生计无着，又加之时局动荡，那种愁苦、消沉的情绪很快淹没了汪曾祺，他感慨道：“北方不接纳我。”过了小半年，由沈从文介绍，汪曾祺终于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份馆员的差事，栖身的宿舍就在午门右掖门旁边。博物馆的工作非常乏味，他给黄永玉写信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不甘于在午门做个生活单调的小职员，汪曾祺于1949年3月报名参军，5月随军南下，第二年9月回到北京。经多方疏通，汪曾祺入职老舍领导的北京市文联，在赵树理的领导下编辑《说说唱唱》。据汪曾祺之子汪朗回忆，50年代初的东单三条24 号曾是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印象中院子里有一座小洋楼，他们家住在一层西边的一间房里。但是因为拆建，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具体位置了。

1962年，汪曾祺（左）与沈从文（右）在北京中山公园留影

1955年年初，汪曾祺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单位宿舍在河泊厂胡同50 号院，有人回忆说是以何其芳的名义买下来充作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