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以下简称“反贪总局”）揭牌成立的时间是1995 年11 月10 日。紧接着，它办理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铁英受贿案，再次轰动全国。

从1993 年开始筹办反贪总局，到1997 年卸任首任反贪总局局长之职，罗辑主导办理了北京首钢总公司原助理总经理周北方受贿行贿案、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欧阳德受贿案等诸多大案要案，引发全社会关注。

设立地方反贪局

1985 年前后，全国开始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罗辑回忆，“严打”主要针对的是价格双轨制下的走私和倒买倒卖等行为。由于物品价格计划内外有两套定价系统，一些官员及其亲属利用职权获得低价物资，倒卖到市场上，赚取高额价差。这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倒买倒卖者，也被称为“官倒”。

“政府原来没管那么多事，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审批权越来越多。”罗辑举例说，从钢材、煤炭，到常见的水泥，都有计划指标。拿到这些指标，转手卖到市场，就是一笔启动资金，那时一个进口车指标就能卖两万多元。

1988 年年底，时任最高检检察长的刘复之向中央报送了一个《关于检察机关把反贪污受贿列为打击经济犯罪重点的报告》。《报告》把《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八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以及检察院的有关机构设置、职责功能都详细地罗列了出来，并明确提出，把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打击经济犯罪的第一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重点。该报告获得中央认可。

1989 年5 月5 日，刘复之率领中国检察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泰国，时任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扬以代表团副团长身份随同。飞行途中，刘复之向肖扬说了他关于建立惩贪系统机制的设想，问肖扬：能否在广东先试验一下，在检察院内部设立一个反贪污贿赂的专门机构，加强侦查工作？肖扬表示赞同。肖扬后来在他的《反贪报告》一书中回忆，他酝酿已久的建立惩贪系统机制的设想与刘复之的想法不谋而合。

访问回国后，肖扬很快将他《关于设立“反贪污贿赂工作局”的若干设想》发表在1989 年第5期《现代法学》上。肖扬主张，“反贪污贿赂工作局”（以下简称“反贪局”），是一个隶属于检察机关，比检察机关低半格，有权威，手段齐全、装备精良、反应灵敏、有相对独立性的反贪污贿赂专门侦查机构。它集举报分类、侦查预审、技术手段、信息存储、情报网络、预防犯罪于一身，形成反贪污贿赂“一条龙”。这些设想后来都得到了最高检同意和广东省委的批准。

1989 年8 月17 日下午，刘复之看到“广东省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将于第二天挂牌办公”的方案后，给肖扬打去电话，对“方案”只提出一点问题：机构名称。刘复之说：这个机构如果不是设立在检察院内，那么和中国现行法律关于贪污贿赂等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规定就不符，与其这样，不如不设。刘复之的意见是，在“广东省”后面加上“人民检察院”几个字。1989 年8 月18 日上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正式成立。

据不完全统计，自第一个反贪局诞生后五年，全国已有24 个省的450 多个基层检察院建立了反贪局。

成立反贪总局

广东省反贪局成立后，最高检向全国推广了广东的改革经验，并于1992 年向中央提出了在最高检内部设立反贪总局的改革构想。

罗辑回忆，1993 年换届后，时任最高检检察长张思卿出差到贵州、广西等地调研走私和贪污腐败等问题，罗辑随行。在回北京的路上，张思卿提出了新的工作指导方针：严格执法，狠抓办案。两个月后，罗辑从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调到贪污贿赂检察厅工作，马上经手办理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三位厅长涉嫌受贿案、财政部地方预算司司长受贿案。

在办理了周北方、王宝森等系列案件后，“最高检觉得时机比较成熟了，按副部级规格，报请中央成立反贪总局，设专职的局长，不由副检察长兼任。”罗辑说，最终反贪总局成立，为正局级机构，但干部可以高配，当时还给各省下文件，各级反贪局局长必须进党组。

1995 年11 月10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成立。

起草《反贪法》

与反贪总局筹建同时推进的另一项工作，是反贪污贿赂法的起草。

1990 年，肖扬从广东调到最高检任副检察长，成为《反贪污贿赂法》研究起草领导小组的第一任组长。肖扬十分强调反贪机构一定要依法使用侦查手段。

1993 年4 月，最高检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反贪法》研究起草论证会。当时草案已经写到第五稿，会上有人直接指出“稿子不行”，对全国各地反贪实践情况、经验教训和对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反贪污腐败经验这三方面，都没有很好地总结。会后不久，杨书文和吉林省行政学院政法部主任周其华被调进最高检，专门参与《反贪法》的起草，周其华后来成为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

当时负责执笔起草的有一二十人，在最高检旧楼二层的一间办公室工作。那是一幢三层高的苏联式建筑，厚墙小窗，屋内地面铺着旧木地板，走上去嘎吱嘎吱地响。法案起草实际上调动了全国力量。比如研究离退休干部利用原来影响力犯罪的问题，最高检发出题目，全国各省都要搞调研，限期上报。起草小组根据工作需要，也要经常到基层征求意见。

罗辑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放在办案上，兼顾指导《反贪法》起草，任反贪污贿赂法研究起草小组副组长，杨书文和周其华定期向他汇报工作。每起草完一稿，先是组内讨论、找问题，再请专家座谈。一边呼吁人大立法，一边进行起草。

为防止走漏案件消息，罗辑要求检察机关，初查阶段不需要向任何有关部门报告通气。初查结束，需要逮捕审讯时，再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是在我主持下制定的，也是经中央批准的。”罗辑说，这一办案原则也写入了当时的《反贪法（草案）》。

“反贪法一直没有被正式列到人大立法计划。法工委没表示不同意，就说你们先起草吧，就这样起草了16稿。”周其华回忆说。

《反贪污贿赂法（草案）》从第11 稿开始，放弃起草特殊法的设想，转变方向，明确作为《刑法》修改后的专章。

《反贪法（草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草案90%的内容都被修改后的《刑法》和《刑诉法》吸收，比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离退休以后收受贿赂，等等。1997 年10 月1 日公布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将贪污贿赂罪单列为第八章。

2018 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提上日程，继全国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反贪部门先期转隶到各地监察委员会后，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也转隶到国家监察委员会。罗辑说：“把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的查办放到这样一个高地位的机构中，强化了反贪的职能，更有利于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