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农

霍去病出生的时候，父亲霍仲孺是平阳县的一名衙役，母亲卫少儿是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的奴婢。那一年大约是公元前140年。但是霍仲孺和卫少儿属于未婚私通，两人最终无奈分手，而霍仲孺离任后归家，另外娶妻，生下了霍光。卫少儿也改嫁陈掌。

卫少儿的妹妹即霍去病的姨母卫子夫，在平阳公主的操持下，送入汉武帝宫中，而且与汉武帝生下了史称“卫太子”、“戾太子”的皇长子刘据，于是卫子夫被立为皇后，舅舅卫青被封为大将军。

霍去病虽然失去父爱，但是在姨母、舅舅的庇护下，并随着卫氏家族的兴盛而茁壮成长。18岁为侍中，追随卫青，西征北伐，横扫大漠，英勇骁战，功勋卓著。曾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骠骑将军出击匈奴时，寻亲拜见了父亲霍仲孺，并带回了当时只有十余岁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

《汉书》记载：“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上尝欲教之吴孙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

霍去病的丰功伟绩，使当时的匈奴人传唱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也使汉朝收复着河西走廊，拓展着国家实力。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了彻底消灭匈奴，让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攻打匈奴。霍去病英姿勃发，一鼓作气，北进2000余里，与卫青共俘斩7万余人。

经此激战，左贤王战败溃退，匈奴已经失去了还击能力。霍去病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克鲁伦河之北的地方，封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祭天，禅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北）祭地，登临瀚海（今俄罗斯之贝加尔湖）以还。大将军卫青也得胜而归。据统计，霍去病一生四次出击匈奴，都大获全胜。因此，21岁的霍去病就已经功冠汉庭，威震天下。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有着个人的猜忌与盘算，不断地提携奖励霍去病，以至与卫青同等待遇。“自是后，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爵”（《汉书》）。目的是两人相互制约，以便自己控制。随着霍去病与卫氏家族的声誉鹊起，也带来了人生的阴影。而卫青也随着姐姐卫子夫的失宠，被汉武帝逐渐冷落。“青仁，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于天下未有称也”（《汉书》）。

事实上，功成名就之后的霍去病与卫青已经产生了隔阂，并随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语）的惯例，汉武帝也不断利用着卫氏家族的矛盾摩擦，挑拨利用，分解离析，加强自己有效的统治力量。

霍去病突然死了。时间是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只有24岁。而《史记》记载的是“卒”，非常简洁，没有死亡原因。只是隆重地记载“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史记》）。《汉书》只是进一步记载“（嬗）为奉车都尉，从封泰山而薨。无子，国除。”霍去病的后代也基本灭绝了。

西汉时期的史学家褚少孙在《史记·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中补记：“光未死时上书曰：‘臣兄骠骑将军去病从军有功，病死，赐谥景桓侯，绝无后，臣光愿以所封东武阳邑三千五百户分与山。’”这个“病死”，就是对“卒”的补充。

褚少孙是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颖川（治今河南禹县）人。曾经居住在江苏沛县，为司马迁《史记》作过增补。

在《汉书》中，还有一段记载：“（李敢）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票（骠）骑将军去病怨敢伤青，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为讳，云‘鹿触杀之’。居岁余，去病死。”

李广为汉武帝大将，与卫青协同作战，不料迷途失路，力战逃脱后，不甘再被汉武帝追究，受辱身死，自己“引刀自刭”。其子李敢痛击卫青，而卫青心存内疚，不愿计较。但是，李敢是霍去病的部下，霍去病知道后，借射猎之机射杀李敢，一方面是霍去病桀骜不驯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有甥舅之谊的复杂情感。但是最大的收获是汉武帝高超的政治策略，由是功臣自残，而实现江山永固之意。加上元狩六年三月，霍去病竟然上书汉武帝，请立三位皇子为王，以确保皇太子刘据的位置。一介武夫，糊里糊涂地参与政治，于是这年秋天，霍去病就“卒”了。

“居岁余，去病死”，霍去病去世，文字记载太少，留下了太多的悬念。

当时已经40岁的汉武帝“悼之”，沉痛万分，也不乏心中暗喜，于是下诏厚葬霍去病。对待霍去病的儿子，更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等待着孩子长大后再能够像霍去病一样为汉室保家卫国。只是又不知什么原因，霍嬗在后来追随汉武帝“从封泰山而薨”了。

卫青也老矣，已经与寡居的平阳公主婚配，霍去病去世后，卫青闲居在家了10年。大约出生在景帝年间的卫青，到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应该50岁以后了，“卫青围单于后十四岁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这14年是汉武帝元狩四年至元封五年(公元前119年～前106年)的时间。但是“征和中，戾太子败，卫氏遂灭。而霍去病弟光贵盛”（《汉书》）。

汉武帝终于释放了心理压力。纵观汉武帝的一生，杀功臣、杀文人、杀后妃、杀太子，借刀杀人，移花接木，比比皆是，虽说是自家的天下，也是自毁长城的愚蠢之举。而且有意思的是霍去病“卒”在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第二年就是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这个“狩”与“鼎”的差距，也是汉武帝心理的折射。

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面对霍去病的“卒”死，非常地小心谨慎，韬光养晦，终于成为了汉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的一代名臣。许多年后霍光把自己的孙子霍山过继给霍嬗为子，临死前上书宣帝以乞求祭奉霍去病的英灵。而霍光扶持的汉宣帝正是卫子夫儿子、又称“戾太子”刘据的孙子。

后人托名的《古今乐录》记载：“霍将军去病益封万五千户，秩禄与大将军等，于是志得意欢而作歌。按《琴操》又名《霍将军渡河操》，去病所作也。四夷既护，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未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也在惋惜霍将军的遭遇，如果霍将军真的能够早知“弓矢藏兮”的道理，也许不会英年早逝。

唐代崔颢《霍将军》诗：“莫言贫贱即可欺，人生富贵自有时。一朝天子赐颜色，世上悠悠应自知”。倒是品出了其中的得失甘苦，亦可知古来人事之艰险，命运之无常。

跃马

元狩六年霍去病去世时，送葬的军阵，黑衣黑甲，车马旌幡，蜿蜒连绵，自长安排至茂陵数十里，堆土为墓，冢为山形，以象征祁连山，由此纪念着霍去病。

霍去病墓在陕西兴平茂陵镇东北五里的土塬上，与卫青墓相衔连，其西南一里即为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冢现存底部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70米。冢高约25米，顶部南北长约15米，东西宽约8米，正视略呈覆斗状，侧看有山形焉。

霍去病墓现存石刻作品16件，有《马踏匈奴》、《卧虎》、《卧马》、《跃马》、《卧牛》、《人与熊》、《怪兽吃羊》、《石人》、《卧象》、《蛙》、《鱼》（一对）、《蟾》、《野猪》以及刻有“左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的石料。另外在墓顶及墓下四周，还有巨型花冈岩石料150余件。全组雕像按照石材原有的形状、特质，顺其自然，以关键部位细雕、其他部位略雕的浪漫主义写意方法，突出对象的神态和动感。这些石雕从形式到内容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其中《马踏匈奴》为主题雕像，其余则围绕这一主题，与坟墓所象征的环境结合起来作全面性的烘托：或展现山野川林的荒蛮艰苦，或体现战斗的激烈残酷，或表现西汉军旅的英勇矫健等。

《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前石刻的代表作品，长1.9米，高1.68米，为花岗岩雕凿而成，高大的石马昂首站立，腹下有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的匈奴士兵，做垂死挣扎状态。整个作品采取线雕、圆雕和浮雕结合的手法，整体是圆雕方式，但是在作品的两边分别又雕刻出马匹的三条腿，呈现浮雕感。这匹战马形象被赋予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威武有力的人格象征，透过造型的表达，它向人们传递着两千多年前汉军严阵以待，维护安定和无坚不摧的信息，使观者感到振奋、壮美，仿佛是对年轻将领的气魄之写照。马下仰卧的人物形象，也雕刻得生动逼真，局部以线刻加以强调，线条疏朗而概括力强。整体看来，作品之上下两部分动静对比鲜明，形成了生动紧张的战争场面，雄健超凡、形神兼备，被誉为纪念碑式的作品。

相传飞将军李广上山打猎，看见草丛有一老虎，箭射过去，才发现是一块巨石，而剪簇已经深入石中。汉代人在自然中能够敏感地发现一些生动形象，不仅仅是误识，还有艺术的想象空间。《卧虎》是一件奇特的作品，洋溢着丰富的意蕴。采取圆雕的手法，加以线刻的局部处理，使整体浑然一体，而不失凝练华贵的感召力。如果把这个石虎放到树林中，更会增加作品的魅力。事实上，现在这些作品的陈列也是工作人员从墓冢上捡回来的，最初也许是翻滚的，或者是斜躺的。因此对于老虎的刻画，是出于一种时代的精神需要，英雄虎胆，虎视眈眈，甚至是一种艺术家超越自身的理想。

汉武帝时代对马匹的渴望，为了国家安全利益，需要西域的汗血马，充实汉朝军队的战斗兵力。于是为了寻找良驹，不惜翻越葱岭，打通丝绸之路，用商业或者战争的方式，获得大量的马匹，提升着国家的力量，保障着国家的安全。于是像《跃马》、《卧马》等作品，将一块大石头略加部分的细节刻画，形成一种轮廓的形象，以石赋形，手法简练，寓雕凿于意象之中，化刚烈以精气之间。《跃马》表现出闻惊而动，将要奔腾而尚未完全跃起的霎时间瞬息动作姿态。由静而动，如箭在弦上，发则风驰电掣，势不可挡的冲劲，这正是骏马雄烈气概的最佳艺术表现。《跃马》最精彩生动的部分是马的颈项，弧度与筋肉紧绷的质感，似乎在调动全身的气力，突出了整体之动势。这样的石马，更能使人联想到青年将领的果敢彪悍威猛英姿。

马踏匈奴

卧虎

石象

而《蛙》、《鱼》、《蟾》等作品，更是巧夺天工，凝聚汉代工匠的心血，一块石材，经过敲敲打打，便雕刻成一件千古不朽的艺术精品。这种生于自然万物，源于内心世界的物我相融的艺术创作过程，就是汉人气质的流露。

在这些作品中，最难理解的是几件有着草原风格的岩画般的作品，如《怪兽吃羊》、《人与熊》等，荒诞怪异，形态奇特，神情夸张。从石材的形体上，利用线雕浮雕结合的手法，赋予野性随意的生命张扬力。只有在游牧民族或者狩猎民族，才可能有与兽激烈搏斗的体会，甚至是逃生的过程，这种你死我活的搏斗，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内在记忆，并形成了内心的强烈恐惧。是否有着霍去病遭遇的寓意，也为后世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当然也有安详的《卧象》、《卧牛》、《鱼》等，尤其对于“牛”的刻画，那是一种生活安居乐业的从容自然，对于“象”的表现，也是一种超越时空的闲适优雅。

此外，像刻有“左司空”这样的石料，应是监督机构和管理人员的行为记录。实际上这些石料在墓冢中也许还有，还带有一些采石过程的痕迹，如劈石的凿痕，仍然印证着汉代工匠的辛勤劳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人与熊

霍去病事迹的奇特与复杂，在突然去世的瞬间，会给朝野以及汉武帝带来震动与沉痛，需要用石刻的方式来记功，告慰英灵，也使活者的心灵安适。但是随着工程的浩大，所费财物糜多，加上霍氏、卫氏家族的衰落，帝王的注意力也会慢慢地转移，而“左司空”这样的官员，也会懈怠，以至解散工匠，停止工程。已经运来的巨石，2000年来便散散落落地沉默在墓冢周围的草丛之中。

霍去病墓石刻原有的总数已经无法不可考证，明代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有许多建筑、石碑、石刻倒置或者被掩埋。

中国近代史的衰败过程，也使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中，艰难而倔强地追寻远去的足音。因而在以往的艺术史研究中，过多地强调了霍去病墓石刻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功用，而忽略了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也忽略了其历史文化的意蕴。

汉代在霍去病这些将军的手中，拓展了国土，也延伸了五湖四海的空间意识，丝绸之路从汉武帝时开通，从长安到红海，遥遥数万里，将西方与东方连结，“汉人”成为了一种中国人的代称。汉民族的强盛和先进，使许多欧亚北大陆的游牧民族，携酒赶羊，沿丝绸之路望风而来，定居西域，愿为汉朝郡县。因此，汉代人出现了具体的方位感，如“上朱雀，下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四方概念的形成。

霍去病征战到哪里，那里就是汉朝，而霍去病的军队中有大量收编的匈奴人，也不乏能工巧匠，除了朝廷征派的工匠来修筑霍去病的墓冢，还会有一部分是中亚地区其他民族的工匠。在汉代朝野的观念中，中亚也罢，汉朝也罢，没有绝对的国界区别，也没有后来的自卑感，只有拓展与生存。

开放的观念是国力的强盛，也会形成民族文化交流的意义。因此借助霍去病去世的机缘，不同的工匠表达着自我的特殊情感，也传递着一种汉代人从修养生息到拓展疆域的精神的延伸，也可以看成是不同文化艺术的密切交流。其实从技术层面上讲，这些作品中有农耕文化的风格，如《卧牛》；有草原文化风格的《怪兽吃羊》，两者有着明显的精神区别。因此，像《马踏匈奴》作为一件独立的突出的作品，是一种综合性的表现方式，更多地是记事的结果。

另外，汉代人对石质材料的认识，除了神仙祭祀的需要外，也与草原民族对石材的重视，而获得的启发有关。因为材质的不同，会增加着不同的感染力，早期的泥土雕塑、木质雕塑、陶制材质甚至青铜雕塑的加工，有着加工技术的特殊性，如手塑刀刻，以及翻模技术的运用，但是石材只能是因势赋形，以象寓意。尤其是花岗岩石材的坚硬，加上雕刻工具的限制，往往会制约着大型雕刻的创作过程。

铁器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普遍出现了百炼钢的技术。即将块铁进行多次加热锻打，其韧度和强度不断加大。因此，许多兵器和农具的加工技术的提高，对于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形成了根本性的保障。尤其是与北方游牧民族长年征战中，铁制兵器成为了制胜的法宝。

汉代大量的铁器出现，也使雕刻工具得以改进，铁器的硬度胜过青铜的硬度，与之坚硬的花岗岩石材也会被选为作品的材料。

相传汉朝有一对石姓兄弟，力大无比，因此汉唐以来，民众也以“石”所向无敌，借此保障安宁。其实石文化的确立，与汉朝早期形成的休养生息的观念中，长生不老的观念也有很大的关系。石质的稳定性，有着与日月同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不是花岗岩石材，霍去病墓石刻也不可能保存到今天。

唐代诗人王维在《出塞》诗中写道：“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回头望去，历史留下了一堆艺术的石头，在咸阳原上祭祀与陪伴着骠骑将军霍去病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