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清，陆 森，邵巧爱,3

(1.甘肃农业大学 财经学院 甘肃省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研究中心, 兰州 730070；2.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兰州 730070；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总医院，新疆 图木舒克 844000)

1 前言

2018年1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有机衔接”的工作；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打赢了乡村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 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又提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五年过渡期”，如何科学合理地在未来五年过渡期内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的统筹衔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新征程中的关键一步，而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则是两者统筹衔接的主要着力点。

在现有文献中，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两者的内在统一性。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习近平中国特色“三农”思想的现实展开[1]，两者都是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确定的国家战略[2]，为统筹衔接提供了方向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系统的体现，是从“脱贫攻坚战”到“扶贫济困持久战”的理论支点[3]，本质上都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现实难题和薄弱环节。无论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还是刚刚脱贫的欠发达地区，还面临着一些共性问题和挑战，制约稳定脱贫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因素尚未彻底根除[4]；脱贫攻坚主要涉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集中在“三区三州”和169个深度贫困县，而乡村振兴的目标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在两者的衔接中如何处理好“点”和“面”的问题则显得尤为重要[5-7]，应实现脱贫攻坚的政策向乡村振兴政策的平稳发展，提高农民面对市场风险的应对能力则是衔接的重要方法。

第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动力机制的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应着力设计衔接的“制度保障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强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的制度黏合，将推动脱贫攻坚的有效机制与乡村振兴配套使用，将脱贫攻坚的建设和发展项目有机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做好衔接和承续，两者相互呼应[8]，一张蓝图干到底；创新协调机制，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科学的利益联结机制，把确保农民持续增收铸成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的牢固环节；将产业发展作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最可靠，最具可持续性的支撑，成为两者的核心纽带。

第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实现路径。在当前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产业升级[9-10]，着力打造乡村可持续发展产业[11]，在脱贫攻坚中补齐发展短板，夯实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张家川县)自脱贫攻坚以来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于2020年2月整县脱贫摘帽，但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返贫风险极高。本研究以张家川县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方法探究张家川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水平，为张家川县脱贫攻坚成果的持续发力及在五年过渡期内做好两者的统筹衔接奠定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

2 研究区域概况

张家川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东接陕西省陇县，南与清水毗邻，西连秦安，北与平凉的华亭、庄浪两县接壤[12]，是全国回族人口所占比例最高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截至2019年末，张家川县下辖10镇5乡，255个行政村，常住人口34.17万人，回族23.4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9.4%[13]；农业人口31.4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1.9%。2013—2019年张家川经济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地区生产总值由22.09亿元增至28.73亿元。

张家川县自1953年成立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富张兴陇和脱贫攻坚阻击战中均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作为大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山区面积占比大、自然地理条件差，历史欠账多，缺水现象严重，交通阻塞，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而其自身又是典型的雨养农业区，贫困程度很深，遂被列为甘肃省的35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也是国家级贫困县。从减贫情况来看，2013年该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53万人，深度贫困乡镇2个，贫困村142个，深度贫困村78个。经过七年的扶贫努力，张家川县的贫困发生率已从2013年的33.79%减为2019年的0.92%，并于2020年2月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42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顺利实现了全县整体脱贫摘帽的宏伟目标，也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梦想的实现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3 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3.1 指标体系的构建

3.1.1 指标构建

为使脱贫攻坚成效持久发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张家川县亟需在五年过渡期内提升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本研究参照高静[14]、何玲玲等[15]的研究和张家川县具体发展规划，基于张家川自身特色、基本县情及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获取性，选取相关指标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16](见表1)。

表1 张家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3.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已经退出贫困县序列的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为研究区域，根据张家川县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的时间，选取了2016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四类脱贫时间不同的行政村(见表2)。所选指标中农村人均衣着支出、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农业机械总动力等16个定量指标数据来自《甘肃发展年鉴》、《甘肃农村年鉴》及张家川县相关政府报告，农户邻里和谐程度、农户参与基层自治程度、农村居民对当地乡村治理成效的满意程度等定性指标都是一手数据，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普通农户(曾非贫困户，下同)和脱贫户(曾是贫困户，下同)进行现场指导填写问卷并进行深度访谈所得，有效问卷率达到90.67%。

表2 样本村选择与数据获取结果

以下对调查基本情况进行分析：

①社会特征。从调研对象的年龄分布看，由表3知，本次调研对象年龄多集中在18～50岁，占比86.76%，而处于41～50岁年龄阶段的有45人，占比超过本次调研对象的1/3。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本次调研对象多集中在3～9年，即受教育水平多处于初中及以下，占比80.15%；而学历在高中水平以上的仅占7.35%。

表3 受访者基本情况

②贫困特征。本次调研主题与脱贫攻坚息息相关，所以有必要对调研对象的贫困情况作出分析。由表3知，本次调研对象所在家庭曾被评为贫困户的占到56.62%，占比略高于非贫困户；贫困户致贫的主要原因集中在家中缺乏劳动力、子女上学负担重、家庭成员患病或残疾三个方面，而受耕地面积、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原因贫困的仅有19人，可见张家川县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整体上是由主观因素造成的；从脱贫所用时间来看，86%的贫困户脱贫所用时间为3年及以上，可见张家川县的整体贫困程度还是很深，脱贫难度大；从贫困户的家庭年收入变化情况来看，贫困户的家庭收入呈现增加态势的有62人，占比80.52%；从贫困户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看，张家川县贫困户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多元化，但主要集中于外出务工、种植业、政府提供的保障资金和经商四个方面，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

3.2 研究方法

由于本研究中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所选取的各项指标有着不同的单位和性质，所以首先采取MIN-MAX标准化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并运用变异系数法计算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指标的权重(见表1)。

3.2.1 综合评价指数

计算出指标权重后，需要测算综合评价指数来衡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公式如下：

Hi=∑(GiPi)

其中Gi代表各指标的权重，Pi代表各指标准化处理后的值，H1代表脱贫攻坚的发展水平，H2代表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

3.2.2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测算系统之间的关联程度[17]，公式如下：

其中A值代表耦合度，A值越大，代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者的耦合效果越好，协同发展水平越好。

3.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在上述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为更好地测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水平，本研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计算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公式如下：

表4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其中B是指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指数，a、b为待定系数，a+b=1，这里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相等，故取a=b=0.5，C是指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C越接近1，表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越高，协同发展水平越好；C越接近0，表明两者严重失调，发展的协同性越差。

为了科学评价两系统的协同发展情况，本研究依据陈端吕[18]等人对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标准判定张家川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水平(见表4)。

4 张家川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依上述研究方法，可分别计算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指数、两者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见表5)，进而分析协同发展状况。

表5 张家川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类型

4.1 脱贫攻坚综合评价指数

由结果知，脱贫攻坚所选取的二级指标中，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综合评价指数最高，贫困发生率的综合评价指数最低，而实际上，2013—2019年张家川县的贫困发生率由33.79%减至0.92%，脱贫成效较为显著。张家川县农村居民在衣着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呈现很大的递增趋势，食品支出所占的比例也是越来越低，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升，消费结构日趋改善。此外，根据相关统计，张家川县积极追逐义务教育有保障目标，“两免一补”和“营养餐”等教育扶贫举措落实到位，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危房拆除率均达到100%。张家川县脱贫攻坚成效的核心指标 “两不愁，三保障”落实到位，张家川县的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4.2 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

从乡村振兴角度看，张家川县产业、生态、乡风、生活、治理方面的综合指数高低差异显著，五个方面发展极为不平衡。其中，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这两方面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综合评价指数大于 0.600 6，明显高于生态与生活两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数；而产业发展方面最为乏力，综合指数仅有 0.177 3，切实反映了张家川县的整体发展状况。由于张家川县历来以久的历史局限性，实现脱贫目标异常艰难，目前虽已达到脱贫标准整体摘帽，但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

对张家川县脱贫攻坚综合评价指数H1和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H2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可以明显看出H1>H2，即脱贫攻坚发展水平较高，乡村振兴较之缓慢，属于乡村振兴滞后型发展。这与发展政策、发展阶段是相吻合的。

4.3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水平

由计算结果知，张家川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为 0.340 2，耦合水平处于低水平的拮抗期，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具有协同发展的基础。此外，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为 0.373 2，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低度协调状态，可见张家川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的协同发展水平较低。

张家川县自然环境复杂，生态脆弱，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缺乏活力。生态环境治理效果不佳，污染严重。在生活富裕方面，2019年张家川县的恩格尔系数为30.2%，而全国的恩格尔系数为28.2%，与全国的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治理方面，据实地调查，广大村民对当地治理成效的满意度不是很高，比如“农户参与基层自治程度”这一项，满意度一般及以下的人数占到91.91%，可见农户参与基层自治的程度亟待提高。

5 结论与建议

总体来说，张家川县脱贫攻坚的综合评价指数为 0.709 4，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指数为 0.109 4，前者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后者的发展水平；两者的耦合度为 0.340 2，耦合协调度为 0.373 2，结果表明张家川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水平处于低水平的拮抗期，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低度协调状态，可见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较低。

为进一步提升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更好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顺利地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大力发展产业，给予产业发展活力，以产业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第二，积极贯穿落实“青山绿水”理念，改善生态环境；第三，重视党群联合，基层自治方面要不断提升群众的参与度，让群众积极参与当地基层自治；第四，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积极解放民众思想，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为当地的创新发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