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早 王朴微

作为19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故事会》长期以来在文学研究界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接受层面的繁荣与文学研究领域的失语构成了极为明显的对比。就目前学界研究状况而言，首先在相关论文数量上差强人意，相关研究专著也仅有作家沈国凡所著《解读〈故事会〉》①沈国凡：《解读〈故事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虽然提供了极为详实、生动的史料，但仍属报告文学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其次，研究重点也多局限于两大方向：一为对《故事会》不同历史时期特点的概括研究，如李云所著《〈故事会〉前史（1963—1966）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②李云：《〈故事会〉前史(1963—1966)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贾娅莉硕士论文《〈故事会〉杂志（1963—2005）研究》等③贾娅莉：《〈故事会〉杂志（1963—2005）研究》，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二为从出版编辑角度出发对《故事会》的编辑理念进行分析，如张黎敏、夏一鸣合著的《“两创”视域下的主题出版——以〈故事会〉出版物为例》④张黎敏、夏一鸣：《“两创”视域下的主题出版——以故事会出版物为例》,《科技与出版》，2018年第4期。，丁永勋所著《〈故事会〉品牌的成功经验、存在问题及品牌升级之路》⑤丁永勋：《〈故事会〉品牌的成功经验、存在问题及品牌升级之路》，《编辑之友》，2003年第1期。等。纵观目前学界对于《故事会》的研究，尽管整体有向好态势，但仍存在几个显著的问题：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对《故事会》缺乏整体性的细读研究，多泛泛而论，少有深入的文本分析以及与杂志装帧设计相结合的整体分析；其二，对《故事会》的历史研究停留在对表层特点的探索，并未深掘其与时代变化的互动关系；其三，将《故事会》发展史分割为几大阶段独立研究，缺乏将《故事会》各时期作为一个贯通整体的分析。

基于此，笔者尝试以整体细读为突破口，以1985年《故事会》为样本进行对《故事会》的“再认识”。通观《故事会》在1980年代的发展，1985年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年。这一年的《故事会》上承之前确立的基本编辑理念，下启应对新时期新环境的变革，最能反映1980年代《故事会》的典型样貌。本文试在整体细读1985年《故事会》的基础上，从其相对于《故事会》前期的“继承深化”与“变革发展”着眼，分析其在1980年代所呈现出的复杂样态，探究《故事会》能在这一时期各因素综合造成的张力下取得平衡发展的原因。

一、前史：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对话中介

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新故事运动”的直接产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毛泽东发起，这一运动的内部动因是对从中央到地方出现的较大规模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现象及呼声的警惕，外部动因则是对部分国家兴起反华浪潮的应对。在毛泽东看来,党内外此时产生了严重的“右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显得重要且必要，需要教育人民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严峻性，以达到统一全社会认识的效果。

为了配合这一政治任务，1964年7月《故事会》在上海正式创刊，对外宣示的创刊宗旨正是：“丛刊《故事会》的目的是帮助故事员解决故事脚本的困难，向广大工农群众推广优秀作品、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①《故事会》编辑部：《稿约》，《故事会》，1963年第1辑。“配合运动进行教育宣传”这一出发点决定了《故事会》这一刊物的基本性质与样貌：进行教育，则需要所刊内容应紧密配合国家政治任务，针对民众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应教化；进行宣传，需要采用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适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水平与欣赏习惯。要完成这一双重要求，需要《故事会》实现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在某种程度上的“对话”。

如故事的生产方式，1960年代《故事会》的新故事多半来自于故事员“把富有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小说、报道、戏剧、电影改编成故事，或者把当地先进人物的事迹改编成故事，用自己的口头语言讲给群众听”②《故事会》编辑部：《编者的话》，《故事会》，1963年第1辑。。“改编”本身可以保证故事在政治上的正确性，而改编这些素材的故事员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讲演能力，但多为不脱离生产的工农兵群众，且思想端正、政治觉悟较高，是群众中的直接代表③参见侯姝慧：《1960年代新故事创作机制与文体的民间性研究》，《文艺争鸣》，2013年第3期。，因此他们既对民众拥有较高程度的了解，又能积极配合相关政策进行有效宣传。在这一基础上，“改编”成为了故事创作的主要方式，无论是电影小说还是现实事迹，都通过故事员这一角色加以收束并改造，这一生产模式成为兼顾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理想范式”。

在形式方面，《故事会》十分强调所刊故事的“口头性”：“文字一定要口语化，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方言；难懂的方言，请加注解。”④《 故事会》编辑部：《稿约》，《故事会》，1963年第1期。在结构方面“新故事需要首尾完整，脉络分明，层次清晰，一浪未平一浪又起的故事，以造成波澜起伏，跌宕多姿的局势”，“停滞静止的细致心理描绘，大段的人物独白，与故事无紧密关系的环境介绍，都同诉诸人们听觉的故事艺术不协调”，⑤魏同贤：《新故事的政治意义和艺术特色》，《文史哲》，1965年第5期。换言之“易听”“易讲”成为故事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准，从结构技巧到用词用语都需要符合这一标准，以适应口头宣讲的需要与民众的接受水平；对故事趣味性的要求也被纳入故事创作要求之中，传统评弹、评书等口传艺术形式自然也得到频繁的应用，以提高新故事对群众的吸引力。

这一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对话”，在故事的题材内容方面反映也相当明显。《故事会》基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农村问题与国际局势的针对性，所刊故事内容多半集中于农村农民与军队战争两个层面。农村故事多反映解放前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以及生产队、人民公社成立后社员与残留的阶级敌人进行的斗争，如《血泪斑斑的罪证》《穷棒子办社》等；军队故事则多反映自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武装后与白匪、侵华日军交战的故事，如《故事会》第12辑“解放军和民兵故事专辑”，集中讲述解放军与民兵部队英勇战斗，多次粉碎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阴谋的故事。换言之，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故事运动，这一阶段着重突出的是“农”“兵”两大部分， “工人故事”则相对稀少。1965年《文学评论》曾发表一位工人所写的文章《我们喜欢这样的新故事》，指出“在业余的活动中，感到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故事比较少”，“希望专业作者和报刊杂志多费点儿心，多写点儿反映工人的作品，多发表点儿反映工人的作品”。①程满麟：《我们喜欢这样的新故事》，《文学评论》，1965年第2期。“工业”是新中国建立后以生产建设为目标的年轻元素，相比于农村与战场，缺乏足够的阶级斗争个案，也没有现成的民间艺术形式可供套用，工业生产环境对于《故事会》的受众而言也比较陌生，因此虽然“工”列名“工农兵”首位，工人故事却相当稀缺，虽经呼吁仍然见效不大。《故事会》刊发故事题材的偏重，其实是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对话”的结果。

《故事会》虽然对于政策始终保持积极配合的态度，但刊物本身内在的民间元素仍然让它随着“阶级斗争话语”的不断强化，显得跟不上形势。1966年后，《故事会》被迫停刊。然而，1973年左右，响应党的十大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的号召，作为新故事组成部分的“革命故事”重新繁荣起来。为了适应这一需要，1974年3月，《故事会》在改名为《革命故事会》后正式复刊。

如果说1960年代《故事会》在新故事创作上还在寻求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话语某种程度上的对话，那么在1970年代的《革命故事会》中，意识形态话语则几乎全面占据故事创作主导地位。在故事创作形式层面，对阶级斗争严肃性的强调使得故事的趣味性被冲淡，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也作为“封建毒草”被清除，②此时期新故事理论者开始将革命故事与“趣味技巧”“传统民间故事”相割裂，将革命故事与后两者划分为敌对阵营：“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此认识不足，认为讲故事要‘吸引人’，就得靠所谓有‘技巧’的人来讲。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技巧’，‘吸引’什么样的人呢？对不起，一概都不问了。这样做，就会导致在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面前解除武装。我们县里有些地方，也曾经请过一些思想很不好的旧艺人来讲革命故事，他们一登台，就学什么马叫、狗叫、卖关子、耍噱头、乱拍惊堂木，搞低级趣味，故弄玄虚，哗众取宠，还往往塞进封、资、修的黑货……事实证明，不问政治倾向，让那些没有经过改造、剥削阶级思想根子很深的人去担任故事员，不但不能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的文化阵地，而且还会有丧失这个阵地的危险。”参见上海市金山县文化馆：《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故事活动》，《革命故事会》，1974年第1期。故事讲述呈现出口号化、宣讲化的面目。这一时期新故事强调与彰显的，是配合政治任务上的“灵活性”“即时性”特点，内容主要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学大寨故事”等等。与此相关，新故事的创作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以往“改编整理”的创作模式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个人、集体“直接创作”登上舞台，配合任务的紧急性、即时性使得故事创作不再依赖于“分工式”的口述搜集或细致整理，快捷迅速的“直接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故事创作的普遍方式。

尽管《革命故事会》在理论层面仍然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但编辑现实是与民间话语隔膜与断裂的。这种局面即使在1976年后也仍存在于新故事创作中，造成了《革命故事会》逐步走向没落。据当时的故事员吴永昶回忆，在一次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讲故事的活动中，当他登台刚报上故事题目后，“台下的听众顿时都稀里哗啦地站了起来，拍拍屁股跑了，将他孤零零地扔在那里”。③沈国凡：《解读〈故事会〉》，第13页。政策环境的改变、经济格局与社会思潮的变化，让《革命故事会》的“转型”成为大势所趋的现实要求。

二、继承与深化：回归民间与坚持教化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思想界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变，阶级斗争思维被发展生产的要求替代，对极“左”思想的警惕与抵制一时成为时代主潮；知识分子也重新确立了自我身份认同，“纯文学”“精英文学”开始蓬勃发展。大环境的变化，让《革命故事会》的存在合理性受到了质疑。

在焦虑和压力的催逼之下，1979年1月，《革命故事会》刊名更改还原为《故事会》，“革命”二字悄然隐去；同年9月，《故事会》的主办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故事工作者座谈会，这是一次关乎《故事会》乃至整个故事创作与研究界的关键会议，经过几天紧张的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得出以下结论：

①“ 左”的思想的干扰和破坏，是新故事发展兴旺的主要危险，因此，清除“左”的影响是当务之急。

② 新故事创作必须反映人民的要求，表达人民的心声，只有这样，才能为群众所喜爱，所接受。

③ 新故事必须在传统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新故事必须保持故事应有的口头文学的特色。

④ 要重视搜集整理现代流传在人民群众中的故事和传说。①何承伟主编：《故事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可以看到，在这些结论里除第一条是对“左”倾错误的反思之外，其余三条都是对1960年代新故事创作理念不同程度的继承与深化。面对新时代的变化，《故事会》首先所做的是对以往办刊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曾经所承载理念的反思与扬弃，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性、口头性、人民性最终成为《故事会》所提炼出的三条经验法则。

“民间”是《故事会》编辑为故事创作所寻找到的原点与生长点。1985年，《故事会》开办了第一届故事创作函授班并发放了相关教材，在教材中编者对“新故事”这一概念做出了以下定义：“新故事是在传统民间故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时期的民间口头文学。这就是说，新故事不是一种新产生的文学样式，是传统民间故事的继续和发展。”②同上，第22页。将新故事溯本归源至传统民间文学，重新明确了新故事的身份：新故事并非是单一地服务于政治的工具与传声筒，也并非如1970年代所认为的与传统民间故事处于敌对关系，而是传统民间故事在新时代的发展；新故事来源于民间，其目标注定追求适合最广大群众的口味，“精英文学”道路很难通过新故事这一载体实现。

基于这一前提，传统民间文艺因素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到新故事创作中，如果说1960年代《故事会》新故事对于传统民间文艺的学习仍是有限度的，那么1980年代《故事会》新故事则体现出从形式技巧到情节内容，全面借鉴传统民间文艺。如1985年第4期《故事会》刊登的《三请皮老虎》，故事讲述了某年轻厂长再三请求一位当年被划为右派的老工人担任工厂顾问，却遭遇老工人再三出难题刁难，最终年轻厂长依靠自己的才智逐一加以破解，成功请老工人出山的故事。尽管故事中的人物、背景等因素都是时代的写照，我们却可以从其中看出十分明显的“三迭式”“考验解题”等传统民间故事内核，颇有“旧瓶装新酒”之意。对民间的关照，不仅体现在新故事创作中，更体现在对传统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之上。统计1985年《故事会》中的故事类别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年的278个故事（除笑话之外）中，由专人通过搜集整理所挖掘的传统民间故事达到91个，占到全年《故事会》故事总量的近30%，这是专门刊发新故事的1960年代《故事会》与《革命故事会》所没有的。同样，口头性也被《故事会》编者重新强调，并将其作为故事得以成为一个独立性体裁的关键特征：

现在的新故事与传统故事相比，在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但由于新故事仍要具有易讲、易记、易传的口头文学特点，所以，它也不应该因为在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发生了一定变化，而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品种。①何承伟主编：《故事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第24页。

口头性特征不仅体现在语言的口语化，也体现在叙述模式上的口头性。试看以下两例：

赖凤仙这时捶胸顿足哭喊道：“亏得有您们几位老哥在啊！要不，俺家好好一个黄花闺女，今晚不叫那大脚汉给祸害了？！哎嗨呀呀！俺母女俩这可怎么办呐！还叫俺闺女见人不？！哎嗨嗨呀！娘呃！您们三位老哥可得给俺娘俩做主啊！”②聂建长：《黑店》，《故事会》，1985年第6期。

张家庄有个财主，姓张名修，苛刻起穷苦人来汤水不漏。百姓们都叫他“皮笊篱”。这年，秋雨多，庄稼一时上不了场，为了不误农时，“皮笊篱”决定雇些短工收割庄稼。③邵世龙搜集整理：《谢谢东家》，《故事会》，1985年第6期。

交代人物简单形象，人物语言生动鲜活，叙述情节简洁生动，这些新故事呈现出了比以往新故事更纯粹的民间文艺特征。如施爱东所言，“指向现代广义故事概念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传承主体为‘民间’；传承本体为‘口头散文作品’”④施爱东：《故事概念的转变与中国故事学的建立》，《民族艺术》，2020年第1期。。对民间性与口头性的承接与深化，是《故事会》对“故事”本质特征与独立性的重新确定，背后蕴含的是《故事会》编者及故事理论者对新时代下“故事”之存在意义的探求。

此外，尽管对“左”倾道路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但《故事会》编者并未放弃故事的宣传教育功能，而只是调整了其方向与性质：“由于我国的社会矛盾发生了很大变化，激烈的阶级斗争已告一段落，这样，就使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这也促使人民群众运用故事这种形式进行自我教育。”⑤何承伟主编：《故事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第51页。换言之，阶级斗争话语退位后，“自我教育”又被作为人民的一大需要，整合入故事的“人民性”特征中。在这一教育之中，有许多故事延续了之前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宣传，如1985年第2期中的故事《说不清与查得明》，故事讲述了一位因“经过是非混淆年代，得出了一个结论：现在的事情说不清”而得名绰号“说不清”的老头，与一位绰号“查得明”的年轻人之间发生的闹剧故事，在故事结尾处，处理闹剧的民警语重心长地教育“说不清”老头说：“你的情况我全知道了，你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一切都注重调查研究，今天，‘说不清’遇到了‘查得明’，什么事都会搞清楚的”①好璧搜集整理：《说不清与查得明》，《故事会》，1985年第2期。。通过这一结尾的设计，使得整场闹剧升华到了国家政策宣讲层面，只是这其中不再有阶级斗争思维下对坏人的严厉打压，而只是“人民内部”的温和式批评教育，政治话语便在其中得到传达。除对国家政策的宣传外，《故事会》还一直坚持用故事向人们传达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与道德伦理，发挥故事的认识功能与教育功能，如1985年第5期《吃石子》一则故事通过童话故事传授了公鸡吃石子的科学现象，1985年第8期《自作聪明的理发师》一则故事则讽刺了一位学艺不精而夸大宣传的理发师，传达“买卖应诚信”这一道德主题。可见《故事会》编者始终对于故事的“功用”与“意义”有着鲜明的追求。

为了确保故事创作实现上述效果，《故事会》编辑在这一时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与一般刊物编辑的职责不同，《故事会》编辑对于故事创作的介入程度极大，上至故事的情节、结构，下至故事的语言、长度，都经过编辑的介入创作，“编辑对来稿经常是改了又改，一篇稿子要翻转许多遍，从而使每篇上版的故事都能让读者读着好读，读后记住，还能讲出来，并且能流传”②秦文苑：《情趣向上 眼光向下——浅析〈故事会〉的编辑思想》，《出版科学》，2007年第2期。。这种创作模式，实际上与1960年代的集体合作、分工写作模式极为相似，编辑以“第二创作者”的身份参与到故事的建构中来，这种模式保证了《故事会》较为统一的风格，也使得故事始终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口头性”“民间性”“教化功能”。

三、变革与发展：追求快感与纸媒“再发现”

在1979年座谈会所总结出的数条结论中，似乎看不到《故事会》编辑理念做出了多少较大程度的“变革”，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仍处于1970年代末，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趋势并没有十分鲜明，市场因素尚未对办刊环境造成压迫性的影响。进入1980年代后，社会变化日益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特点，国家发展的方向也越来越明确。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立模式，开始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第5期。。种种迹象表明，“市场”这一因素开始以越来越重要的身份介入到经济建设中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成为大势所趋。

具体到期刊出版行业，市场因素的介入同样日益明显。1984年12月29日，国务院最终发布《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通知规定对除中央一级外其他的下级文艺刊物，一律不再提供经费补贴。④参见《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5第1期。这一规定承接同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对地方小型刊物带来极大冲击，“市场销量”立刻成为关乎这些刊物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迫使它们进行改革与调整。因此，《故事会》所面临的一大变局，便是从昔日主要依靠政治体制进行出版、传播，变为现在需要顺应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出版、传播，交换—消费模式的介入，使得读者（消费者）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读者的需要开始成为形塑《故事会》杂志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生产生活节奏逐步加快，彼时读者的阅读场景、阅读目的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故事会》编辑们无疑对此有深切的体察：“这些年来，人民群众忙于四化建设，在他们空闲下来的时候，常常通过说说笑笑，讲述各类故事，以便在紧张的劳动后的休息中，得到精神上的一种享受，从而调剂一下自己的生活。”①何承伟主编：《故事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第49页。通观1980年代《故事会》杂志，我们都会发现其编辑理念在顺应着这一巨大变化，呈现出与前两个时期截然不同的面貌。

首先，阅读快感开始成为故事创作的首要元素，在函授学员教材中，《故事会》编者对于故事的娱乐功用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什么要把快感作为新故事技巧系统的第一个要素？……从讲演的实际情况来看，人们去听故事，几乎人人抱着娱乐的态度……现今听众对于新故事的趣味性和娱乐性的要求，可以说有增无减；不能使人们获得快感的新故事，是进不了故事之林的，更无法流传开来，只能是昙花一现。②同上，第136页。

在这一宗旨下，对故事“趣味”与“快感”的要求便成为故事创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更好地达成接受快感，新故事创作开始着重强调故事书写的传奇性与曲折性。实际上，对传奇性的要求原本便是传统民间故事的重要特征之一，施爱东在考察明清以来民间故事时便指出：“故事并不指称口头讲说的全部叙事文学，而是特指讲述‘希奇事’的文学作品，所谓‘世上希奇事不奇，流传故事果然奇，今朝说出希奇事，西方活佛笑嘻嘻’，指的就是故事的传奇性特征。”③施爱东：《故事概念的转变与中国故事学的建立》，《民族艺术》，2020年第1期。但相比较传统民间故事，新故事通过对各种故事技巧的探索与运用，实现了比前者更具传奇性、曲折性，更易吸引读者注意的特点。

1985年《故事会》第一届故事创作函授班教材的主要内容便是教授故事创作的实际技巧，包括如何描写故事场面、如何加快情节节奏感、如何设置悬念、如何把握线索等等，这些复杂技巧在故事中的运用，使得新故事的传奇程度、阅读快感达到了超越传统民间故事的高度。如1985年第8期《小巷怪案》一则，便是《故事会》中极具传奇性故事的代表。故事讲述了一件牵扯到三条人命的案件：有一家姓万的四口人家，家中有大学副教授万宝，为人脾气倔犟，还有他的妻子玉兰、夫妻四岁的儿子“猴猴”（因其调皮得名）以及万宝的母亲万老太太。儿媳玉兰对婆婆万老太太态度十分恶劣，甚至发展到了不给婆婆吃饱饭的地步。某天玉兰吃完早餐突然头晕恶心，栽倒在家，民警赶来后发现已然七窍流血身亡，经鉴定是中毒而死。因为万家婆媳不合众人皆知，民警把怀疑对象放在了万老太太身上，同时也根据相关线索怀疑是丈夫万宝升为副教授后移情别爱，设计毒杀妻子。但老太太却因为过于紧张，始终无法回答民警的询问，直到一天，人们发现老太太在家中上吊自杀，只留下一封遗书坚称自己不是凶手；随着民警对万宝调查的进行，“移情别爱”也被证实是子虚乌有。案件此时陷入僵局，民警尝试从万宝的儿子猴猴身上加以突破，不料想竟调查出正是猴猴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因玉兰常恐吓儿子如果他长大后不孝顺自己，就给他吃耗子药，让“上帝爷爷”教训他，不懂生死概念的猴猴因为看见妈妈不孝敬奶奶，便直接将耗子药掺入妈妈的牛奶中，想让“上帝爷爷”也教训一下妈妈，于是酿成惨祸。案件告破，得知真相的万宝丧失理智，将猴猴扔下楼外，自己跳楼自杀，猴猴因摔在花坛侥幸得命，被民警收养，一个四口之家就这样分崩离析。

不合的婆媳关系是贯穿这则故事的一大线索，在这一线索推动下整个情节发展呈现出一波三折的跌宕感：玉兰之死给读者带来疑问，万老太太之死又让案件陷入僵局，民警与猴猴的对话又让案件出现转机；此外万宝的“婚外情”事件也作为辅助线索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大大提升了案件的复杂性；人物的性格同样为情节合理发展埋下伏笔，猴猴的调皮使其成为毒杀母亲的凶手，万宝的倔犟偏执也让其最终无法接受现实跳楼身亡。整则故事情节离奇而惊悚，无论是对比传统民间故事还是前两个时期的《故事会》新故事，1980年代《故事会》中故事创作的传奇性与技巧性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带给读者更具刺激性的阅读快感。

由于追求“接受快感”为旨归，一直被《故事会》编辑所强调的“口头性”也发生了变化，一些故事的叙事结构、情节发展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以往口头故事所能容纳的范围，因此也出现了口头故事所没有的描写技巧，甚至不得不使用与“口头性”相抵触的书面化语言。这一点在中篇故事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以1985年第7期开始连载的中篇故事《绿茵女士》为例，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名叫夏省吾的医生在新中国成立前被国民党官员迫害致疯，后在新中国沉冤昭雪的故事。这则故事首先在叙述顺序上打破了口头文学惯用的顺叙方式，在故事总体叙述上采用了倒叙、插叙方式，先描写精神病院中夏省吾的疯态，调查人员从其疯语中得到“绿茵女士”这一线索，后加入大段插叙，通过夏省吾车夫之视角讲述夏省吾新中国成立前被迫害的经过，闪回到调查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两位“绿茵女士”，再次分别插叙对“迫害事件”不同角度的回忆，最后真相大白。相比较常见的民间故事，《绿茵女士》的故事结构呈现出少见的复杂性，无疑违反了民间故事一直强调的“易传易记”特点。在具体叙述技巧层面，民间故事所不常见的场景描写、氛围渲染、心理描写与书面化语言等因素也出现在这则故事之中：

那晚，夏省吾跟着黑汉子进了大门，沿着花圃旁边滑溜溜的小道进了楼。这幢楼的底层高大空旷，象座阴森森的教堂；屋内陈设考究，但都蒙上了一层灰尘，霉气扑鼻，却不见一个人影，只听到屋角里老鼠追逐嬉闹发出的“吱吱吱”叫声，和蝙蝠飞舞发出的“呼呼”声。①孙庆章搜集整理：《绿茵女士》，《故事会》，1985年第7期。

除文本内容的变化之外，更能直观反映出《故事会》追求快感宗旨的是杂志装帧图画的变化。首先，从封面图画来看，1960年代《故事会》杂志封面样式为两套相似的“图式”设计，两套设计绘画题材不脱工农兵生产生活，与每期所选故事并无具体联系。而1970年代《故事会》虽然不同年份差别较大，但无外乎两类设计方案：一为工农兵题材插画的罗列，一为抽象的装饰图样排列。但1980年代后，《故事会》封面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封面插画开始由本期故事内容决定，并在题材上突破了“工农兵”这一固定范围，转而涉及古今中外各种背景。此外，在故事插画方面，1980年代《故事会》首先在插画数量上相比前两时期显著增多，以1965年、1975年、1985年三年首月杂志为例（见表一）：

表 一

可以明显看到，1985年《故事会》在总页数少于前两时期十余页的情况下，插画数量却是1965年《故事会》的近两倍、1975年《故事会》的近六倍，插画密度大大提高，这无疑增加了杂志本身的观赏性与可读性。除数量改变外，插画内容与倾向的改变也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现象，前两个时期《故事会》插画创作多有两种类型：一种为与文本内容无关的装饰性插画，以版画为主；一种为与文本内容相关的插画，但图文关系却是不紧密的，这些插画多为对一般性风景的描绘以及对人物、场景的静态表达，如1965年1月《故事会》中《兄弟民兵》一则，因故事发生在浙江沿海“鲨鱼湾”，插画师便创作了一幅海湾画，但这幅海湾画却没有任何与故事相关的成分，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并没有与文本内容产生强关联性。而在1980年代《故事会》中，所有故事插画首先与故事文本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且尤其善于抓住故事中的冲突场景、紧张时刻，如1985 年第2期《山姑》一则故事，插画师便抓住山姑与8位强盗缠斗的紧张场景加以描绘；再如1985年第10期《舌头疑案》故事插画，插画师便着重描绘女尸横陈在床的惊险场面，突出案件的离奇与惊险。这些无疑能够帮助读者在阅读中建构对故事的想象，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增强杂志内容整体对于读者的刺激性与感染力。

此外，相比前两个时期题材单一（反映工农兵生产生活），风格单一（以白描、写实为主）的插画，1980年代《故事会》的插画同样呈现出明显差异，在题材上随故事一同跨越中外古今，在形式上也开始呈现出漫画式笔法等多种艺术风格，所有这些都对提高读者阅读快感大有帮助。可以说，《故事会》在新时期对插画的重视，是追求阅读快感这一宗旨下的必然选择，也塑造了《故事会》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的杂志面貌。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追求接受快感”这一旨归能够提出与达成，一个重要前提是《故事会》开始作为纸媒“实体”直接面向广大读者群体。如前文所述，前两个时期《故事会》的主要拟想读者是“故事员”这一群体，由故事员将故事脚本转换为听众所能接受的故事，实现的是由“书面文字”向“声音语言”的转换，故事员是其中的关键中介。这一模式的产生既根植于当时民众识字率低下，也受当时经济环境下杂志发行量少与流通不畅所限。进入1980年代之后，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1984年国民受教育情况的统计显示，本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科生47.5万人，高中在校生689.8万人，初中在校生达3864.3万人，相比1980年代之前有了极大的发展。①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统计》，1985年第4期。从当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来看，1985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39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9元，②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303页。而这一时期《故事会》每期售价仅为0.2元（1985年第7期后改为0.3元）。

民众受教育水平与购买力的提高为《故事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国家对于期刊出版业逐步推行的“自负盈亏”政策也对《故事会》形成倒逼之势，迫使其转换杂志在前两个时期的传播模式，原本“故事员”向一部分听众讲演的“一本对多人”的故事传播模式逐渐消隐，代之以每位读者直面每本杂志的“一本对一人”阅读。如此一来，纸媒载体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形塑故事的重要物质因素，《故事会》上的故事不必每则都保持“易讲、易传、易记”的特点，从而允许某些故事兼容复杂的结构与书面的语言；私人阅读方式的成立，也使得一些故事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向内转趋势，不同于传统民间故事的心理描写、人物描写开始增多。

“纸媒的再发现”对于《故事会》故事创作不仅体现在情节结构技巧方面，还体现在故事长度的标准重塑。对比1960年代《故事会》（以1963年第一辑《故事会》为例）相关情况（见表二），可以看到以下变化：

表 二

在开本不变的情况下，1985年《故事会》的页数相比1963年《故事会》缩减了近三分之一，但故事数量却扩大了四倍以上。这样的调整便导致了一个明显的杂志内容变化：故事长度大大缩短，占据一个版面的短故事、只有寥寥几行的笑话屡见不鲜。在1960年代《故事会》每则故事的附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故事都标注了本故事所需要的“讲演时间”，一般在二十分钟左右，讲演的需要使得故事本身不可过短，教育宣传的目的也很难以短篇故事的形式得到落实。但在追求快感的宗旨下，短篇故事便成为适合当下生活节奏、利于形成阅读快感的形式，纸媒的形式更让故事的缩短成为可能，数量增多，长度缩短，无疑更利于对读者形成接连不断的丰富刺激。

同样，所刊故事类别在在1980年代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同于前两个时期专注于刊登宣扬社会主义教育与革命教育的“新故事”，1980年代《故事会》开始在刊登故事之类别上呈现出极大丰富性，以1985年全年《故事会》的278个故事（除笑话外）为例，如图所示：

这一故事分类涵盖了古今中外四大维度，而在每期杂志目录的栏目分类中，则呈现出更加具体细微的分别，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1985年第9期之后，传统的“新故事”栏目在这一期彻底解体，被划分为“新传奇故事”“法制故事”“爱情故事”等拥有具体主题指向的栏目，这种调整既意味着新故事创作的进一步细分与深化，也有利于读者根据不同类型故事偏好进行选择性阅读。可以说，纸媒这一载体的凸显，使得更好的“接受快感”效果得以实现，反过来也促生了故事创作的丰富性、多样性。

阅读快感的旨归与纸媒载体的“再发现”，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故事会》在编辑理念上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它形塑了1980年代《故事会》与故事的样态，是1980年代《故事会》与前两个时期最显著的差异。

结语：兼顾上下、雅俗并存

1980年代《故事会》既有对前两个时期编辑理念的承接深化，又有面对时代新变做出的变革调整，故能最终在众多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刊物中脱颖而出，成为极为独特的“这一个”。正如许多读者与学者觉察到的那样，《故事会》这本杂志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矛盾性或模糊性：它既不属于“精英知识分子”所占据的“纯文学”刊物，也不等同于一昧追求低俗趣味的通俗文学刊物，所谓“雅”与“俗”的交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故事会》办刊方针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追求故事的传奇性与阅读快感的同时，《故事会》编者总不忘为故事注入一些道德与道理，令故事充满现实意义，对于故事中一些纯粹吸引读者眼球的低俗要素，《故事会》编者的态度则十分警惕与慎重，如1984年新故事《彩蝶》一则，原稿中作者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渲染主角与新欢“鬼混”的场景，编辑在审稿时便认为这很可能冲淡中心情节、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于是将这一部分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①参见沈国凡：《解读〈故事会〉》，第75页。同样，对于过分强调宣传教育的理念，《故事会》编者也予以反对：

在实施道德教育这个问题上，新故事走过不少弯路……简单化的说教，“尽管作者的意图是好的，但给读者的印象却比一位卡普勒教士的说教还要滑稽可笑（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完全丧失了故事的娱乐性、生动性和形象性的特点。②何承伟主编：《故事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第137页。

可以说，《故事会》编者最终追寻的理想目标，是在阅读快感与道德教育之间取得一个动态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取得，既有前文所述对市场因素的顺应，也有对彼时监管政策的体认。相比于对“纯文学”的管控更多采取隐形干预的方式，有关部门对通俗文学的监管更为严厉。1983年10月，《人民日报》发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号召，刊登通俗文学的报刊成为主要对象，经过审查，包括《广州卫生》《南华》《故事报》等刊物都被勒令停刊或检查整顿，与之相反，1980年代之后的《故事会》不仅在销量上始终保持较高水平（1985年第2期《故事会》销售量达到了760万册，创世界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数），在国家话语层面也一直享有较好口碑，并在1990年代被中央电视台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

同样是在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洪流中，同样是在政策的监管压力下，为何《故事会》能够对二者皆有更敏感的体认、进而取得更成功的平衡？答案或许需要从《故事会》曾经所拥有的属性与“身份”中寻找。相比于位置显赫的各大纯文学期刊和1980年代新涌现的诸多通俗文学期刊③1978年之后，国家一度将创办期刊的审批权限下放，致使期刊种数激增，大量通俗文学期刊出现，如创办于1980年的《啄木鸟》，创办于1981年的《小说林》，创办于1982年的《故事报》等等。，1963年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创刊的《故事会》无疑具有更“兼顾上下”的编辑理念与编辑队伍的传承。《故事会》在创刊之初便背负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赋予它的任务，从而确定了其联结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特性。换言之，兼顾对上层政策的呼应与对基层读者需求的满足，既是《故事会》在创刊之初便坚守的理念，又是经过长时间经营获得的经验与能力。面临新时期的变化，这种“兼顾上下”的特性让《故事会》做出了迅速而恰当的反应，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张力下获得了上下之间的平衡。

在1980年代之前，依照毛泽东“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定义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农业科学》，1966年第8期。，《故事会》所面向的受众（即拟想概念中的“人民”）主要为工农兵，表现题材多集中在后两者；而1980年代，社会主流话语的调整，让“人民”概念发生改变，指称的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联盟”。①巩建青、乔耀章：《历史时空视域下的“人民”概念理论探微》，《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6期。换言之，“人民”这一概念阶级斗争的属性得到弱化，建设者属性则显著加强。《故事会》编者无疑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给予了其更直接浅显的解释：“只要能够参加到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事业中来的人，都可划入人民的范畴”②何承伟主编：《故事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第66页。。当纯文学刊物沉醉于精英文学浪潮之时，《故事会》适应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起到了填补了群众“精神食粮缺口”的作用。③1980年代《故事会》中的故事开始反映各阶层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以1985年为例，经笔者统计，在12期《故事会》所刊登的106个新故事中，涉及到农民形象的故事有35个，涉及到工厂职工的故事有26个（两组数字存在交互），除此之外民警、医生、商贩、司机、学生等形象皆纷纷出现在杂志中，这表明《故事会》在题材上已然突破了以往的范畴。同样，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消费者”又成为了人民身份上的另一重属性，由此《故事会》又实现了“人民”政治含义变化与“杂志销量”之间的联结——这便是《故事会》能够迅速顺应市场机制，实现“纸媒再发现”，展开相应市场运作、品牌建设的理论前提之一。

与之同理，《故事会》对于道德教育的执着，既是源于对国家层面的相关倡议与监管的呼应，又是源于其对社会民众需求的体察。20世纪80年代前的某些政治运动对社会风气、民众思想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1980年开始引起重视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便是其中突出代表，④参见徐建、夏吉先：《当前青少年犯罪新形态与预防研究》，《法学》，1981年第1期。此时重建社会道德伦理、重视教育成为时代民众的普遍心声。《故事会》编者同样觉察到了这一点：“‘十年内乱’期间，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遭到破坏，社会风气出现了倒退，生活中所产生的许多现象，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发生了矛盾”，于是故事创作就需要“热情歌颂人民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善意批评那种不良的思想和行为，帮助大家识别好坏善恶，分清美丑贤愚，澄清是非界线，以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念，继续发挥着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在人民生活中的教科书的作用”⑤何承伟主编：《故事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第31页。。这是《故事会》曾经背负的教育使命与责任在新时代的体现，通过故事对社会产生实际而有益的影响，始终是《故事会》编者的信念与追求。在1985年第10期《故事会》的“读者来信”一栏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军队人员来信，称《故事会》让干部与战士“活跃了生活、丰富了知识”，并将《故事会》称为“军营的‘编外指导员’”；还有一位青年乡村教师来信，称自己为一则新故事所启迪，认识到“我们女青年不能只向钱看，要把人与人的感情放在第一位”，因而不顾家庭阻挠，“毅然与家境贫困的男朋友结婚了”；甚至有学生来信，称自己“自从订了贵刊后，我的智力有了明显的长进，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提高”。⑥参见《故事会》编辑部：《来信摘登》，《故事会》，1985年第10期。无论这些来信是否能够代表绝大部分读者的阅读情况与感受，编者对这些来信的选登，本身便是对故事“教育效果”的强调与宣扬，体现了《故事会》办刊的教化属性。

1980年代《故事会》与前两个时期《故事会》的关系并非是相割裂、相否定的关系，更多意义上是相继承、相发展的关系。《故事会》在新时期发生的若干变化，都与其前期属性具有承接性、顺应性。用一句形象的话来总结，《故事会》能够在1980年代各种因素的张力下取得平衡并繁荣生长，关键在于其有两双“眼睛”：一双向上，紧盯国家话语与政策的走向；一双向下，密切观察读者的情况变化。这两双眼睛形塑了《故事会》，呈现出一种在张力下保持平衡的复杂样态，这是《故事会》之所以能够成为《故事会》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