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孙仁歌

近读皖籍小说家陈斌先的一组中短篇小说，开卷掩卷之间不断被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所动容，同时也给我一些启发：生存之难并不是卡夫卡小说主题的专有名词，陈斌先笔下的一个个小人物，活得也很辛酸，人性的东西似乎也在变形，生存之难不单单是精神上、物质上的，有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难、“小我”之难，真乃难有百种，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

“底层生态”折射出人性的悲凉与微光

陈斌先的中篇小说《轻尘》（《飞天》2016 年4 期）或许就有一种隐喻。小说通过一群活跃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娃儿们的来来往往，折射出人性的苦难是与生俱来的，谁也不可拒绝。

小说中“我”（郝明）和彭学辉从小学生时代的恩恩怨怨厮磨到成人后的阴阳两隔，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存在之难。郝明与彭学辉是同学，也是“饿作剧”的狐朋狗友。构成小说中几个小人物特定年代异常性格特征的故事情节也并不复杂，诸如为一支断铅笔挥武弄拳，为了多吃一个鸟蛋满地打滚，不慎落水被救起，知恩图报的半袋米，五分钱的烧饼，被践踏的红头绳，找不回来的彭学辉等，固然波澜不惊，荒诞无奇，却也不乏一道微弱人性的底色幽幽生辉。

郝明与彭学辉之间无论如何恩来怨去，关系又如何起起伏伏，郝明却又始终离不开彭学辉，彭学辉似乎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彭学辉身上的什么力量在勾引着郝明的魂？固然彭学辉身上的“引力”很多，恐怕没有任何元素能比善更富有人性的力量，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彭学辉善的本质勾引着郝明善的本质，善善相惜，这才是打铁成钢的源泉。

在彭学辉幼小的心灵里，也有一杆秤，爹是个好人。他默默地维护着他爹的尊严，维护着他家庭的荣誉，这是不容侵犯的底线。郝明正是因为侵犯了他这一底线，才挨了他一记铁拳。让他情窦初开的王大庆也因为败坏他大哥的名誉，铁拳差点失控落在这位女同学的头上，打不下去，后来就一个人跑出去哭了一场，从此也就和王大庆渐行渐远了。

时过境迁，彭学辉失联了，经过几番寻找，彭学辉最终的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彭学辉20 年前死于见义勇为。这个结果让每个人的情感失控，众人无不痛心，郝明心碎有加，王大庆失声痛哭，后悔当年千不该万不该践踏红头绳，哪曾想彭学辉连个道歉的机会也没有给她，就从此永别了！生命的确如尘如灰，不堪人世间善与恶的你来我往，只要人性的光环一天没有泯灭，随时就有可能倒在善的边缘。彭学辉的死是那么平淡无奇，又那么让人难以释怀。

小说结尾的寓意呼应了小说的基调，时代底层的普通人无不从一粒灰尘状活起，又从一粒灰尘状结束，底层的人性是悲凉的，虽然也不乏一些零零散散的光辉，却又显得那么惨淡而又缺少尊严，即使温饱无忧了，涌动在时代底层的一粒粒“轻尘”也终究打不起什么斤两。尽管如此，人性的闪光尽管很微弱，也不乏生动的一面，还是让“轻尘”不轻，否则，彭学辉也就不成为彭学辉了。不过，彭学辉任凭如何苦斗与挣扎，命运是不可抗拒的。就如同余华对《活着》中一群小人物的认知：“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后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戏子人生笼罩着人际关系的“狼”来“豺”往

如果说《轻尘》中的彭学辉们命若轻尘，那么《寒腔》（原载《江南》2018 年第6 期）里的长生和水月就不单单命若轻尘，她们母女还承受着被亵渎被玩弄的厄运，尤其戏子水月步娘后尘，娘最终以死洗刷自己的清白，水月的“寒腔”戏子人生路，又能好到哪里去？

在时代的底层做一名戏子，人微言轻，人身的尊严乃至安全都没有保障，洪霞和水月母女虽然分别遭遇了痞子戏迷句天蓬和句一厅的死乞白赖，穷追猛缠，这固然不属于阶级压迫，应该属于人际压迫，但句天蓬对于洪霞的痴迷显然已经超越了戏曲本身，一种不断膨胀赤裸的欲望打破了一个普通戏子的宁静与生存空间的秩序。人言可畏，各种流言蜚语四面杀来，“轻尘”一般的戏子洪霞一时间失去了方寸，孤独无援之际，选择赴死，结果命运又跟她开了个玩笑，死没死了，又成了救命恩人秦易飞的 “新娘”。秦易飞貌似有情有义，可是冲动大于理智的爱情也是豆腐渣工程，面对句天蓬的“痴迷”和满城风雨，秦易飞也无端怀疑红霞的贞操，诽谤污蔑与奇耻大辱让洪霞无法接受和面对，她再一次选择赴死，年幼的女儿水月转眼之间成了苦命孩子，幸亏被武二妹收养，供她上学、读书、学戏，一路唱戏长大，出落得又是一个大美人，不想命中又冒出来一个句一厅——句天蓬的儿子。

表面上看，句一厅只是个戏迷，是水月的粉丝，但句一厅毕竟是句天蓬的儿子，句一厅黏上水月，这对于水月无疑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抗拒性，娘就死在他父亲句天蓬的手里，如今狼二代卷土重来，等待她的还能好吗？“狼行千里要吃人”，句一厅一旦摘掉面具原形毕露，就是一头行千里路也改变不了吃人本性的狼。水月恨死了句天蓬，和他的儿子句一厅怎么能交好？提他就辛酸，见他就恶心。句一厅是一家公司老总，财大气粗，不可一世，他的势力范围几乎左右着水月生存的每一个人际空间，剧团上下包括水月的亲朋好友，似乎都不敢得罪句一厅，包括和她青梅竹马长大又先后与剧团结缘的长生，为了生存都能委曲求全。

对于长生，水月的感情很复杂，两个人本来有缘，但长生后来爱的人、娶的人并不是她水月，这也是水月人际关系网上落下的又一死结，她似乎永远也不会弄明白长生为何爱的不是她而是另一个？虽然小说也没有交代这一点，但读者作为旁观者，也能悟出一二。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不可能孤身长吟，人际关系领域的气象似乎是决定你生存境遇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人际关系领域风调雨顺，多是晴天日子就好过，否则，像水月，娘洪霞生死结怨一片，爹秦易飞疯疯傻傻结怨一片，她自己的爱与恨也结怨一片，就连和她爹还一度不共戴天，人际关系相对比较安稳的长生如果选择水月，剧团可能生存不下去，而选择与一个机关打字员终成眷属，或许这就是生存的一大机智，如此选择，无疑对婚姻更合适，对剧团发展更有利，让人际关系圈也拥有更多的风和日丽。这虽然对于水月有所挑战也有所刺伤，但对于长生或许幸福指数更高。人都会变的，长生也的确与时俱进，变得更实际了，也更功利了，对他来说似乎活着就是硬道理，为此，一切都可以委曲求全，有饭吃才是活着的前提。

而水月注定是不幸的，娘死了没人买单，爹也不成为爹了，长生又爱上了别人，还有个死乞白赖的句一厅就像个幽灵一样缠绕在自己的生活中，唯一能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庐剧，就是寒腔，庐剧是她的魂，寒腔就是她泄导情绪的武器，正如她自己说的，“我天生为寒腔生就的，寒腔便是我的魂魄”；又如她自己所唱的，“端的是，生死不能忘；道的是，霹雳斩断相思情；原道是，小别春秋酿深情；不料想，辞别难觅缠绵音”，还有，“坐下来，雪泥鸿爪，栅栏漆黑，灰烬冰凉；如浮萍，时空飘摇；一腔孤老，思念何时了”等等。这些唱词虽然委婉凄缠，却也不乏寒光抢影、隐含射天狼的寓意。这也是水月能够宣泄释怀的最好活法。她在特立独行方面超越了她娘，不管日子多么糟糕，寒腔路上遇到多少困难，她都会选择活下去、唱下去，不会轻易向生活说再见，也不会轻易向寒腔说再见。

当然，水月母女遭遇的句天蓬和句一厅戏迷父子，完全不同于旧时代，他们既不是南霸天，也不是黄世仁、穆仁智，说戏子人生笼罩着人际关系的“狼”来“豺”往，或许言重了，句天蓬父子实际上也只是底层中的“准贵族”，他们只是提前进入温饱的现代社会的“有闲阶级”，与其说是“有闲阶级”，还不如说是混混帮，句天蓬也好，句一厅也好，都算不上是什么正儿八经的戏迷，他们空空荡荡的灵魂里其实并没有构成什么艺术品位的资本，只是借助戏迷这一冠冕堂皇的通道去满足自己的一种虚荣心，也不排除是一种欲望的膨胀，别小看句天蓬就是一个局长的小车司机，句一厅就是一个来路不明的私企老板，可他们的仗势心理很强大，也是很有能量的一族，构成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体系中的一座开放性的“城堡”，你不想进去也得进去，固然出入自由，但对于弱女子水月们来说一不小心就成了瓮中之鳖。

不过，水月未必就会成为句一厅的瓮中之鳖。但至少句一厅就是水月戏剧生活中的一段泥石流易发路段，好在水月的生命中既有倔强的一面，也有隐忍进取的一面，人生处境惨淡却又闪光，对寒腔的继承与发展并借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乃至还有一种隐含的批判性，是水月这个小人物身上凝聚着的最接地气的一粒闪光的“轻尘”。

作为小说，《寒腔》需要做一些保留，给文本留下一些玩味与猜想的空间。也就是说，该模糊之处一定要模糊，该含蓄之处要含蓄，让小说文本的深层次结构拥有更多的超出字面的东西，否则，只是单纯地讲故事，把小说完全讲成了故事，除了故事还是故事，小说也就不成为小说了。作者想必也悟出了这一小说之理，《寒腔》也基本保留了某些需要保留的东西。可见，作者的小说视域也并不狭隘，应该也从古今中外的一些优秀的小说家那里受益多多。米兰·昆德拉就有一段精彩的小说论断：“小说家是一个发现者，他一边探寻，一边努力揭开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并不为自己的声音所迷惑，而是为自己追逐的形式迷惑，只要符合他梦幻要求的形式才属于他的作品。”想必陈斌先在自己的小说中既有自己追逐的内容，也有自己追逐的形式，内容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形式追逐，一定也想把故事讲得更符合小说的形式吧？

天桥镜像演绎着人性的荒诞与人文失落

陈斌先写小说，不单善于钻探小人物的朝朝暮暮、喜怒哀乐，在写法上也善变，甚至是对自己传统写法的挑战。短篇小说《天桥》（原载《北京文学》2021年第7 期）取材也是写社会底层小人物小事件，但在写法上就由写实趋于荒诞意象。《天桥》中的“天桥”就有一种象征意味，作者可能就站在桥上看风景，桥上桥下的人生百态，一粒粒“轻尘”的平常故事，无疑都被作者尽收眼底。

“我”是一个某种人文理想主义者，以“我”的眼光看到桥上耐人寻味的一幕，一个烂在桥上拉二胡的“他”，看上去处境比彭学辉们、水月们似乎还要糟糕。可在“我”的眼里，“他”完全是一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陌生人，“他”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一切都是个谜。“他”烂在桥上拉二胡的处境虽然糟糕之极，可 “他”也并非为了生存如此，他是个健全人，“他”的假象早已被人们识破，正因为如此，“他”赢来的不再是同情与施舍，而是鄙夷与冷漠。然而，“他”就在充满鄙夷与冷漠的人间天桥上“炼狱”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朝朝暮暮，风风雨雨，天桥就成了“他”阅尽人间炎凉冷暖的一面镜子，“他”的隐情何在？这是小说文本留给读者的悬念。

“我”虽然在公司工作，也算是个弱女子，处境也不尽如人意，前夫因债务逃逸无踪，磕磕碰碰中遇到了真爱大卫，可爱还没有几个回合，大卫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任凭“我”如何踏破铁鞋找来找去，也一无所获，公司的姐妹们看在眼里，疑在心上、嘴上，一致认为大卫是个骗子，“我”的行为滑稽可笑，甚至是妄想症，几乎没有人认可“我”和大卫之间的梦幻般交往是爱情行为，闲话多多。但这种冷漠的人情世故并没有消弭“我”的痴情，“我”还是不死心地到处寻找“我”心中的大卫，找过来找过去什么都没有找到却找到了天桥，找到与“我”毫不相干的“他”，几经不合常理的交涉接触之后，“我”才知道“我”和“他”原来同病相怜，都因为在生活中把不该丢的人弄丢了，无意中在城市的天桥上 “会师”了，“他”在寻找、等待失踪的儿子魏向阳，“我”却在寻找如梦似幻的情人大卫，“我”还意外地从“他”身上发现了与大卫惊人的相似点，难道“我”和“他”寻找的是同一个人吗？

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但答案似乎就在天桥上。城市虽然拥有了形形色色的天桥立交桥，桥上桥下四通八达，可城市乃至世界每一个角落却失去了形形色色的人心。这让笔者想起了法国荒诞剧《等待戈多》，该剧是一出“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的悲剧，等待乃至寻找本身就是一种很无聊、毫无意义的事，注定什么也等不到，什么也找不到，戈多到底是谁？到底在哪里？似乎也没有人知道，荒诞的隐喻性似乎就在暗示读者，这个世界病了。换一句话说，戈多就是真的来了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定戈多本身就是一个病人，也未可知。正如西方评论家所言：“该剧‘弹出了一个时代的失望之音’，表达了‘一代人的内心焦虑’。”

《天桥》虽然也彰显了一定的荒诞性，但动机未必都是消极的，其人物大卫也好，魏向阳也好，都是富有人性温度的，他们想寻找的人可能都找不到了，他们情感世界失落的重量不分上下，生活中徒有一座四通八达的天桥。

小说中营造了一种荒诞的情节与结局，在陈斌先以往的小说中并不多见，但以笔者的审美习惯，似乎更欣赏这种带有实验性的尝试，小说太写实了未必就好看，小说有了点荒诞的意味，结局抑或结论就变得扑朔迷离了，如此，小说的张力就出来了。加缪就提出了一个值得小说家们思考的问题：“在解释的诱惑最为强烈的那种创造中，人们能克服这种诱惑吗？在对真实的意识最为强烈的那个虚假的世界里，我能够忠于荒诞而不迎合做结论的欲望吗？”《天桥》的结局处理似乎就没有迎合做结论的欲望，给读者留下了永远的悬念。

如果一定要给陈斌先的小说挑挑毛病，斌先的小说叙事结构很立体，故事情节的氛围也挺好，人物也都有一定的鲜活性，如果小说语言能够更诗意一些，有温度又有弹性，减少那种过于粗粝、躁俗的表达方式，小说的可读性可能会更好一些。杜拉斯曾说：“小说要么是诗，要么什么都不是。”据说，杜拉斯写小说就特别注重语言的诗性与节奏，注重语言对感官的作用，她的笔下总是流动着那种富于音乐感、节奏感的语言。此外，斌先小说叙事的逻辑性可能时常被作者忽略，笔墨有些分散，一座山头往往八面生烟，最主要的聚焦点常常被某些过于堆砌的情节所淹没。另外，叙事结构也还有努力的空间，力争让小说文本中超出字面的深层次结构空间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①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5 页。

②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年版，第144—145 页。

③孙维新、吴文智主编：《影响中国的100 部中外名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53—55 页。

④徐艳华主编：《世界文学地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80 页。

⑤阿尔贝·加缪著，郭宏安译：《荒诞的创造》，吕同六主编：《20 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卷），阿尔贝·加缪：《荒诞的创造》，华夏出版社1995 年版，第342 页。

⑥转引自杨令飞：《法国新小说发生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