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朦，林秋菊

（安庆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大职工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社会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为职工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我国职工体育作为群众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事业的薄弱一环，职工人均体育指导员、体育场地设施所占比例等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1]美国、德国等国家经历过较长时间的探索与研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日本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国内外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概况以及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差异，汲取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不断优化我国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提升职工体育公共服务水平，满足企业职工对体育的多样化需求。

一、中外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与演进

（一）国外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与演进

国外职工体育大多以俱乐部的形式开展，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都将职工的身体健康和企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很多企事业单位根据自身特点制定针对职工个人的健康计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80 年代初期，美国企事业单位开展“健康促进运动”，购买健身器材、投资修建运动场、开办训练班，还有相关小组对职工的体育锻炼情况深入了解。到80 年代中后期，职工体育的增长势头更加迅猛，企业为职工开展身体素质测试、医学测试、同伴之间进行体育竞赛、周期性测评了解职工的健身情况并及时修改计划。[2]1991 年，美国体育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4%，在美国国内每天大约有7 000 多场赛事，2 560 万职工下班后到公共体育场馆或健身俱乐部锻炼。[3]据美国健康产业协会（SFIA）报道，2020 年美国体育人口已达到2.297亿，运动参与率达到75.6%，常参加运动锻炼的成人数量超过50%。

日本在1964 年东京奥运会获得金牌榜第四名，政府认识到了大众体育的重要性，1972 年颁布《关于普及振兴体育运动的基本计划》，并强调以社会体育设施建设为重点、优化社会环境为核心发展社会体育。1995 年末，日本政府修建的体育设施约20 万个，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比率达到90%左右。1989 年11 月，日本文部省保健体育审议会颁布《关于面向21 世纪体育振兴计划》咨询报告书，进一步完善了国内的体育设施。2016 年，日本民众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达到了68.8%。

德国职工体育以俱乐部为主要形式。20 世纪80年代，受英美国家体育公共服务改革的影响，德国的体育公共服务开始起步。90 年代，选派大批专家对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程序性问题进行商讨解决，体育公共服务得到较快发展。2000 年，德国体育市场价值为223 亿美元，体育公共服务资源达到36亿美元。[4]2010 年以后，德国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推动体育公共服务绿色发展，体育公共服务与其他公共服务摆在同等重要位置。目前，德国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德国体联下属有8.1万个注册完成的俱乐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占俱乐部会员人数的3%。德国政府拨款数亿马克用来建设体育场地设施，进一步促进了职工体育的发展。[3]

（二）我国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发展与演进

建国以来，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经历了政府为主导的一元供给阶段、以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的多元供给阶段和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相互辅助协调的复合供给阶段。建国初期，受前苏联影响，全国各级政府集中力量建设基础体育设施，体育公共服务快速发展，体育场馆、游泳池等由1949 年的110 个增至1956 年的590 多个，[5]政府为主导的一元供给模式逐步形成。这种模式在当时迅速改善了体育公共服务的现状，对职工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过度强调发展速度而忽略了体育公共服务的个体需求，过度强调体育的政治作用，致使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行政色彩浓厚。

1979 年以后，我国以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的多元供给阶段形成。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有明显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特征，国家更加重视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缩小城乡差距。全国第五次体育场馆数据普查显示，有合格的体育场馆80 多万个。但当时行政体制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还存在服务质量不高、监管力度不到位等问题。

21 世纪以后，我国开始将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摆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同时，将体育公共服务看作重中之重。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发展体育公共服务列为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之一。“十一五”时期政府投入12 亿元用于体育公共服务建设，有效地缓解了场地设施不足的现状，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也进一步壮大。《体育法》的两次修订使体育公共服务建设更加完善。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推进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调，共同推进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建设。我国人口众多，地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体育事业统计年鉴》研究表明，我国人均体育事业经费为1.83 元，东、中、西部地区人均分别为2.11 元、0.84 元、2.48 元，人均分布不均衡。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城镇体育场地有96.27 万个，人均面积为0.98 平方米；乡村体育场地有67.97 万个，人均面积为0.45 平方米；社会体育指导员大约有110万左右，占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的92.8%，农村占7.2%，[6]城乡体育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

二、中外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比较分析

（一）中外职工体育公共服务政策体系比较分析

受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各国职工体育公共服务政策体系也存在差异。（详见表1）美国是民主共和制国家，奉行人人平等的原则。伴随美国经济的增长，体育逐渐成为社会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30 年代以后，公民体育权力开始受到重视。1972年《美国体育法修正案》颁布，强调女性体育权利与男性平等；1973 年颁布的《康复法案》、1975 年颁布的《残疾人全员教育法案》与《残疾人教育法案》表明，残疾人与普通人一样具有平等参与体育的权利；1990年推出《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健康公民1990》《健康公民2000》等公民体育政策，2000 年推出《健康公民计划 2010》，2010 年推出《健康公民计划 2020》等，[7]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公民体育的发展，职工体育作为公民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加快了发展速度。

表1 20 世纪后部分国家体育公共服务政策一览表

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国家，重视地方自治，崇尚主权在民的原则。在1964 年举办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开始发展社会体育，提高民族身体素质，并在体育公共服务领域展开了一系列改革。1964 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关于增进国民健康和体力的对策》，大众体育成为主要的体育发展战略。1972 年，公布了《关于普及振兴体育运动的基本计划》，完善公共体育环境和设施。2010 年提出《体育立国战略》，2011 年颁布《体育基本法》和《日本体育宣言》，2012 年发布了《体育基本计划》以及2013 年实施的《21 世纪国民体育振兴方案》，使大众体育迅速发展，日本的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也更加完善。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也是世界上的传统体育大国，体育在德国崛起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后，德国经济发展迅速，德国政府意识到公民健康的重要性，推出“德国体育奖章制度”和“黄金计划（Goldner plan）”，同时增加体育场馆建设。1999 年和2000 年，德国体育联合会推出了“东部黄金计划”并实施了《德国体育指南》，帮助德国公民科学健身，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8]为职工体育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体育公共服务事业。1954 年3 月1 日，颁布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规定各企事业单位、机关于每日上午和下午各抽出10 分钟时间进行工间操。195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方针。1995年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对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09 年10 月1 日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提出贯彻落实工间健身制度。2010 年1 月由各个机关单位联合发布《广泛开展工间（工前）操活动的意见》，并成立相关领导小组协助工间操的开展。2014 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 年9 月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极大促进了职工体育的发展。

（二）中外职工体育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比较分析

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体育设施体系，是各级政府履行公共职能必不可少的一环。[9]136体育事业的物质载体是体育设施，也是一个国家体育公共服务质量的具体体现。美国是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育设施体系较为完备的国家之一。美国《健康公民2000 年》计划提出，在居民社区建设的公园和休闲中心对企业职工全天免费或低价开放，每1 万人修建1 英里野营、自行车或健身路径，每1万人修建一个4 英亩开放型休闲中心，每2.5 万人修建一个公共泳池。大多数的美国企业都对体育场馆的修建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为职工购置健身器材，基本可以满足职工的体育需求。

日本非常重视体育公共服务设施质量，政府规定每个社区必须建设10 000 平方米的多用途运动广场、2 200 平方米的多用途球场、720 平方米的体育馆、300 平方米的室内柔道剑道场以及温水游泳池。企业鼓励职工积极进行体育锻炼，包括租赁高山滑雪场和滨海浴场，投资建设体育馆和健身房，组织马拉松比赛以及相关的体育竞赛，增强企业职工的体能和耐性，以提高职工工作效率。

德国是职工体育开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可供职工参加体育活动的服务设施较为充裕。俱乐部修建体育场馆、购置大型体育器材和设施享受政府的政策优惠，俱乐部的正常运营不受政府的干涉。职工体育主要通过体育俱乐部方式进行，参与俱乐部的主体是企业职工。这些体育俱乐部主要依靠市场化运营、志愿者服务和企业捐赠来维持。根据德国《明镜》杂志调查，约有46%的德国民众在休闲的时间进行体育活动。[10]

由表2 相关调研可知，我国企业职工体育服务设施建设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场地设施不足。企事业单位管理层对职工体育设施建设、器材购买的重视程度不够，具有强约束力专用建设用地属性和功能要求的空间规划不完善，类型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企业职工的多元化需求。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人均体育场地仅为1.03 平方米，远低于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11]（2）管理决策存在偏差。大部分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对职工体育不重视，存在责任不清、管理缺位等现象。有些企业体育职能部门的意见得不到重视，没有相关的条款和规定，缺少监督与指导。（3）人文关怀的缺失。目前，大部分企业单位为职工提供的健身休闲环境还有待提高，与职工的体育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难以调动职工健身的积极性，出现资源浪费的情况。

表2 我国城市居民对体育场地设施的满意度调研

（三）中外职工体育公共服务运行体系比较分析

体育公共服务运行体系是体育公共服务具有的使其整体保持正常运行所需的各种功能的组合、联动和循环，是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及相互作用的运行方式。[12]职工体育服务运行体系主要包括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和体育公共服务财政保障两个方面。美国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样化，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地区政府引领方向，主导是分管体育的总会和俱乐部，企业和职工共同参与。在资金供给保障方面采用的是政府与市场相配合的方式。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以政府出资为主，基础性的体育设施建设一般由政府全部承担。盈利性的体育公共体育设施，由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建设，对企业职工收取低廉的费用，方便职工进行体育锻炼。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式对体育公共服务的资金进行筹措。[13]

德国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面非常重视效率与公平，很多地区政府将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进行创新，在此过程中，由于三方加入，供给主体发生了变化，社会组织和个人资金进入体育公共服务领域。体育公共服务资金中，政府出资仅占十分之一，剩余部分由社会组织以市场运行的方式获得，其中包括俱乐部的会员费、体育彩票、赛事门票、企业资助。在俱乐部的投资中企业占很大一部分，因此俱乐部与企业一直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日本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以政府为主体。日本体育公共服务起步较晚，但是通过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体育公共服务进步非常快。地方政府同样重视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的资金供给，政府拨款占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很大一部分，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公共体育支出大幅度增加，其余还有体育协会、门票费等都为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受北京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影响，我国体育事业经费增长迅猛，截至2015 年已上升至1 758.16 亿元。[14]体育公共服务的质量、数量显著提升，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亦是如此。体育公共服务投入的资金在以前主要用于竞技体育的发展，并通过政府税收进行资金保障。当前，在市场机制的引领下，社会组织投入俱乐部的资金日益增多，体育协会开始发挥新作用，成为体育公共服务的新生力量，极大地促进了群众体育的发展。在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体育发展存在明显差异。公有制企业直接供给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并完善设施建设、活动推广、组织队伍，充分将体育精神融入企业文化，提升了职工体育参与程度。非公有制企业则有所不同，受多因素制约，它们将体育活动的推广作为主要目标，以吸引更多企业职工参与体育活动。

（四）中外职工体育服务组织体系比较分析

在国外，社会组织是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组织管理模式的基本依托。美国政府不参与体育公共服务的行政管理，这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领域不作为。事实上，美国政府有12 个部门间接参与体育公共服务（见图1），这些部门的主要功能是计划和政策的制定、场地设施的修建、技能领域的培训与指导、体育资源的开发等。[15-19]美国的体育组织和俱乐部数量庞大，其中包括青年群体、私人机构，企业职工等，它们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体育活动。1885 年创办的美国健康、体育、娱乐和舞蹈联盟（AAHPERD）是全国性的体育组织。美国的每个州都有州健康、体育、娱乐和舞蹈协会向所有人开放，不分工种、级别和地位。在美国，具有一定规模经营的并已注册完成的健身俱乐部大概2.1 万个。[20]

图1 美国体育公共服务组织保障体系①参见李留东、田林、杜浩楠等《美、德、英三国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经验及启示》，载《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9 年第6 期，第466-473 页。

德国的职工体育以体育俱乐部和奥林匹克体育联盟的形式开展，在发达国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德国的体育俱乐部涵盖了许多方面，其中包括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俱乐部以非盈利为主，主要收入来自会员费，管理层由兼职人员构成。奥林匹克体育联盟作为德国最权威的非政府组织，[21]主要负责体育政策的制定、体育资源的分配、体育活动的组织。德国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作为协作者，只在必要时提供资助与建议。

日本企业增强职工身体健康的运营组织是“健康管理中心”和“人事部健康保险工会”，各个都、府等地的体育设施由当地的协会进行管理，并由体育协会统一安排。这种组织管理模式保证了职工参与体育活动的有序性和场地设施利用的有效性。

我国政府作为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机关主要负责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政策、战略、规划的制定，履行宏观管理职责。在体育公共服务领域，体育公共服务组织体系经历了由政府一元化体系、社会和市场二元化体系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多元化体系。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企事业单位不仅为自身也要为社会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体育公共产品。同时，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和市场在体育公共服务的短板，满足职工对体育活动的诉求。目前，职工体育服务组织形式也更加多样化，由过去单一依靠企业组织的工间操、广播体操转变成为以企业、工会、团委组织的集体活动和职工在户外自由组织的体育活动以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体育锻炼。

（五）中外职工体育监督评估体系比较分析

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职工体育监督与评估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美国联邦政府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公共服务的绩效考核制度发生了维度转变，政府的绩效考核以投入、过程、产出为重心的效率导向型考核，转变为以效果、质量、公平和顾客满意度为中心的结果导向型考核。联邦的管理者要制定计划，提供项目的效果和服务质量要达到满意程度，以用来改善公共服务，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对科学的绩效标准用来评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绩效考核也具有相当成熟的制度化保障。这样不仅提高了管理和实施的工作效率，还起到了监督作用，提升了民众的满意程度。基于此，美国企业对于职工体育活动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

德国各级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权力划分、服务的责任主体以及事权、财权的划分都非常明晰，财政管理制度表现为横向平衡和纵向平衡相结合，这也是德国在各个地区经济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能使体育公共服务水平大体均等的原因。德国的行政区划和体制改革，极大地缩减了体育公共服务的开支，对职工体育活动来说非常利好，提高了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效率。

日本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的保障来源于多方面，包括资金、人力、信息、监督和评价等。例如，日本的体育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建立得较为完备，民众可以进行信息交流、对体育服务进行问责、投诉等。日本也有较为完善的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满足企业职工对体育活动的多样化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民众对自身的健康愈发重视，对体育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时代的变化，政府不断改变管理方式，市场激励机制更加明显。监督管理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监管独立性。例如，上海市体育局发布《2012 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公告》，对上海市健身环境、运动参与和体质健康三方面的数据进行评估，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是上海市首次公开全民健身的开展情况与市民的满意度。通过动态评估，把握“民生体育”，使上海全民健身事业有了清晰完善的标尺。[22]334同样，将上述监督评估的案例应用于职工体育，对职工体育活动开展的质量和效率进行监督和评估，保障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展。

三、发达国家经验对我国职工体育服务体系的启示与思考

（一）抓住政策机遇，保障职工体育科学发展

我国的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借鉴美、德、日等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抓住政策机遇，推动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发展。

坚持依法治企。《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开创企业法治工作新篇章》中指出，根据“十三五”发展战略，对职工体育服务法规的供给提出更高要求，坚持依法治企，提升对企业体育相关部门政策法规、法律服务供给和公共体育产品的法治保障。

坚持职工为本。随着我国国力强盛，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人权事业地位攀升。《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务院于2009 年颁布并实施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十八大又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保障职工权力是企业发展的趋势，增强职工健康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坚持统筹兼顾。体育公共服务的纵向发展，对政策法规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协调各种法制资源，统筹兼顾体育公共服务政策法规，既要体现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的内在特点，又要在职工体育公共服务政策法规的立法、执法、监督上更加重视；既要企业管理顶层推进，又要各个部门互相配合，形成上下联动。

（二）推进设施建设，提升职工体育服务质量

美国、德国、日本的体育公共服务场地设施建设主要有以下特点：（1）体育公共服务设场地设施的数量和人口比例协调，由政府出资建设，免费使用，参与市场运作的场地设施收费较低。（2）按照不同地区的场地面积确定场地设施标准，形成社区体育中心、俱乐部、公园和私营场地多元主体供给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3）场地设施的设计、地区选择及布局有明晰的标准。公共体育设施位置便利、体育项目设施种类多、重视不同群体的健身体验感、满足其体育需求。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场地设施缺乏的问题，难以满足职工对体育活动的多元化需求。推进设施体系改革的主要举措有：

变化决策方式。我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体育设施供给基本都是自上而下的决策形式，这种决策形式在短期内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后疫情时代，更加需要重视职工对体育的需求，形成自上而下决策和自下而上传达相结合的方式。

拓宽投资渠道。企事业单位不应该只依靠政府投资，可以采用体育彩票、公益基金、社会捐赠等多种资金投入方式，构成多元化投资的开放型新格局，促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投资多元化。

优化场馆功能。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资源建设共享健身空间，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进场馆管理模式。已具备大型体育场馆的企事业单位应落实体育场馆对职工的服务功能，创新发展理念，充分考虑职工对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场馆容积率和建筑强度建立复合型场馆，将其打造成全方位、多功能的职工体育活动中心。

抓好扶持政策。我国陆续出台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全民健身条例》等文件中，有支持场馆发展的政策，抓好政策支持将工作落到实处，提升场馆对职工体育公共服务质量。

（三）明确主体责任，提高职工体育运行效率

美国和日本的职工体育公共服务运行体系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德国政府出资职工体育公共服务运行体系所占比例很小，但在其他方面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我国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效率低下，企业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主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利性，往往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注重形式主义而忽略职工的现实需求。提高职工体育运公共服务体系运行效率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保证效率公平，在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的运行过程中，强调体育公共服务的运行效率。企事业单位管理层应该高效率提供体育产品和服务，有效考虑群体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公共服务。

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明确责任，使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发挥。从职工体育的发展现状来看，企业管理者要逐步提高对职工体育的重视程度，加大对职工体育的资金投入力度，防止出现侵占公共体育设施的现象。

最后，企业要协同政府、社会组织共同为职工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政府要对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加以引导，推动企业改革，转变职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发挥自身特色，形成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新机制。

（四）契合发展需要，满足职工体育多样诉求

美国、德国和日本在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健身指导方面具有良好的成效。首先，它们有专业的学术团队和研究人员为职工健身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指导；其次，政府履行监督职责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专业审查、专业认定和派遣等工作进行严格的审查；再次，社会体育指导员采用等级制度，不同级别的体育指导员有不同的培训、考核内容；最后，上述国家的社会指导员会定期进行考核并且志愿者数量庞大，能够满足职工对体育活动的多样诉求。

我国当前体育组织资源是制约服务体系的重要方面。组织专业化的职工体育活动需要有专业的人员和技术作支撑，企业缺少体育专职人员对职工体育活动、技能进行专业的指导。在体育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干预过多，社会力量未被充分调动。满足职工体育多样诉求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满足职工体育发展需要。我国应根据不同年龄、性别、爱好的企业职工的体育健身需求，组织形式内容多样化的体育活动。与健身房、体育馆、社区公园搭建良好的合作桥梁，促进职工间的交流与合作，满足职工对体育公共服务的多元化诉求。

加强职工体育专业建设。企业管理层要增强对职工的管理，重视职工体育专业性的培养，聘请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或成立相关体育部门，为企业职工讲解体育知识、示范体育技能、纠正错误动作，提高职工体育质量，以满足职工对体育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来有效地推进职工体育组织建设。

（五）加强督促落实，拓宽职工体育监督渠道

美国、德国、日本在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监督评估主要优势表现在以下方面：（1）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对体育公共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估，政府为主、社会组织为辅。（2）有明晰的由高级至低级的监督评估体系。（3）为了保证公众和职工的健身质量，对公共体育活动情况进行周期性监督与评估。（4）具有详细的监督评估标准，奖罚分明。

随着时代的更迭，我国越来越重视体育公共服务的监督与评估。我国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监管体系薄弱，体育公共服务监管独立性的缺失导致监管成了公共部门的内部治理机制，出现管办不分的现象；经济体制的转轨衍生出新的问题，法律文件的更新很难跟上新形势的变化；不同部门、地方与国家的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程度的相悖；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监管独立性的缺失导致规则制定缺乏公平性，监管难以有效执行；问责机制不健全使职工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低下。大部分企业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监督评估还处于摸索层面。[23]完善职工体育监督评估体系的举措有：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为辅助，广泛参与的、全面的、科学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监督评估体系，促进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规范化、合理化、制度化。不仅能够减轻政府的工作压力，还能够促进社会组织参与职工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积极性。对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的组织建设、资金投入、场地设施、体育指导员的配比等进行监督，预防形式主义，确保工作落到实处。拓宽监督渠道，成立专门的企业监督领导小组，形成传统监督与网络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模式。线下设立传统监督信箱，发挥工会作用，鼓励工会组织各类健身活动，并将此纳入工会考核内容；线上建立企业职工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健全网络监督责任机制，优化网络监督环境，建立网络监督舆论评价机制；对监督评估结果提升重视程度，奖惩分明，以提高职工体育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实施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