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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父母教育能力要素构成研究

2022-07-27李海鸥文若蓉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7期
关键词:编码子女育人

李海鸥,文若蓉

(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山西太原 030000)

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教育能力是优化现代家庭教育质量的基础。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国内关于父母教育能力的研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展开。

第一种路径是以父母教育能力的结构要素为主进行研究。关颖指出父母教育素养包括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育能力,其中教育能力是:“家长在一定的教育观念指导下,运用教育知识在家庭教育实践中处理亲子关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包括父母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的能力、了解子女的能力、分析和处理家庭教育中各类问题的能力。”[1]胡海燕以社会学、心理学及教育学相关理论为基础,指出:“家长教育能力是指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理解性认知、理解性感情和理解性行为的本领”[2],将父母教育情感纳入教育能力的范畴。

第二种路径是以子女年龄阶段为线索展开对父母教育能力现状的研究。焦晓玲,夏月对学前教育阶段(3-6岁)父母教育能力进行实证研究。焦晓玲针对父母教育能力的组成要素指出:“幼儿父母了解子女的能力、协调亲子关系的能力相对较好,评价子女的能力表现一般,自我约束的能力和指导子女的能力欠佳。”[3]夏月从父母教育孩子的成效出发,指出目前“幼儿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掌握的教育方法不多,选择运用教育方法的能力不强。”[4]周莹,王提分别对小学阶段(7-12岁)父母教育能力进行研究。周莹采用混合研究方式,针对小学学困生家长的教育能力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提出由于教育观念守旧等原因,导致小学学困生家长缺乏分析情境、语言表达、选择和运用教育方法、自我调适等方面的能力[5]。王提以合格小学生父母应该具备的应然能力为研究对象,运用角色任务分析会等方法构建小学生家长的角色能力模型,并针对不同学段小学生家长能力差异性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胡海燕从理解性认知能力、理解性情感能力、理解性行为能力三方面论述中学阶段(13-18岁)父母教育能力的现状及问题,并从社会、家长、孩子三方面提出提升中学生父母教育能力的对策。

第三种路径是以父母教育能力对子女各方面素养发展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孙银玲针对提升幼儿父母游戏参与能力,指出父母对亲子游戏的参与意识、参与行为、参与情感等对幼儿游戏能力及认知、情感等各方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张心韵等学者通过量化研究发现目前“家长教育能力与小学生全面发展水平均处在非积极评价状态,且家长教育能力分别与小学生品德修养、智力发展、体质与运动、审美素质、简单劳动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呈正相关。”[7]关颖针对父母教育能力存在的问题对其90后子女的生活、社交、学习、职业等方面产生的消极影响,提出应强化亲职教育促进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8]。

综合上述国内关于父母教育能力的相关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父母教育能力可以界定为:父母在实施家庭教育的过程中运用科学教育知识,在一定的教育情境中用以应对教育问题的本领,主要包括共情理解能力、对教育情境中各要素的认知分析能力、沟通交流和育人情境创设等实践能力以及对育人目标设定调整与实现的能力。第二,已有研究集中对3-18岁各阶段儿童的父母教育能力进行研究,但是,对于3岁之前父母教育能力的研究相对匮乏,3岁之前是子女生理结构、心理认知等方面发展的关键期,且家庭是其生活的主要场所,父母是其各方面成长最为亲密的引导者,该阶段对父母教育能力具有综合性的要求。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父母(以下简称“90后”)已成为新一代父母群体的主体力量,而目前缺少对该父母群体教育能力的研究。因此,笔者选取已育有3岁以下子女的“90后”父母作为研究对象。第三,已有研究对父母教育能力论述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且多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但是,教育子女是一个复杂且具有长期性的过程,仅凭量化研究难以对其核心内涵进行建构。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多次且深入的半结构式个别访谈了解“90后”父母教育能力特点及现状,并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尝试建构“90后”父母教育能力结构模型。

二、研究方案与实施过程

(一)研究对象与工具

1.研究对象

陈向明指出:“在质的研究中,对典型个案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将其结果推论到从中抽样的人群,而是为了说明在此类现象中一个典型的个案是什么样子。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和说明,而不是证实和推论。”[9]107因此,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选择3组“90后”父母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个案研究。这3组父母的出生日期均在1990-1999年之间,均已育有3岁以下子或女;其学历分别涉及大专、本科、研究生,符合目前大多数“90后”父母的受教育现状。3组研究对象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具体情况表

2.访谈提纲

结合已有相关研究自编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具体访谈内容如下:

1)您在家庭教育中与孩子是如何相处的?(可列举印象深刻的事件);

2)您认为您的个人成长经历是否对您教育孩子产生影响?哪些因素还会对您实施家庭教育产生影响?

3)您通常通过哪些途径了解家庭教育知识?(父辈相传、向朋友学习、网络、书籍等);

4)您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期待?(家庭、学习、工作等);

5)您在实施家庭教育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是如何解决的,或者期望得到哪些方面的帮助?

6)您怎样看待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7)您理想中的父母应该是怎样的?

以上访谈问题的顺序可视访谈时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二)研究方法

1.资料搜集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每位受访者均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深度个别访谈,访谈时长均在30-50分钟。在正式访谈前向被访谈者解释研究目的、研究主题等与研究相关的内容,取得被研究者较高水平配合;在正式研究中,经过被研究者的同意,对访谈过程进行全程录音,以方便后期文本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访谈结束后,将每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单独整理为文本材料。

2.资料分析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来构建90后父母教育能力要素构成理论模型。“扎根理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主要是针对一个现象进行系统的收集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一步一步进行概括,最后上升为理论。”[10]扎根理论方法的研究思路为:一是遵循一切皆为数据的理念,对经验数据逐步深入分析,从经验数据中产生理论;二是在编码过程中保持理论的敏感性;三是在经验数据和理论之间不断比较,之后依据数据和理论之间的相关性提炼类属关系;四是理论建构。研究者在收集、编码并分析数据的同时做理论抽样,以决定下一步应当收集或补充哪些数据,一直到数据达到理论饱和为止[11]。

(三)信度、效度保证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将3组受访者的文本访谈资料返给每位受访对象进行核实,最终均获得受访者的认同,并将此类资料列为第一手资料。另外,分别对3组受访者关系密切的亲属或朋友进行相关问题的访谈,获取他人对于受访者家庭教育情况的描述与评价,并将此类资料列为第二手资料。然后将第一手资料与第二手资料进行对照,核实访谈资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为确保编码的信度,本研究参考姚铮和金列的编码规则,即两位研究者共同参与编码,在编码过程中,保留二者一致认同的节点,当意见不一致时,通过商讨、请教专家、查阅文献等方式协商调整或删除[12]。编码结束后,将编码结果返给每位受访对象,与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进行对比,最终每位受访者均表示编码结果可反映他们的真实情况。

三、数据分析及研究发现

(一)数据分析

1.开放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中,“要求研究者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尽量悬置个人的偏见和研究界的定见”[13],将所搜集的资料打散、重组,赋予概念,并对相关概念进行归纳,最终形成范畴。本研究借助Nvivo11.0对所搜集的原始资料逐句分析、登录,最终形成58个初始概念。本研究部分开放式编码示例如表2所示。

表2 开放式编码示例

2.轴心编码

轴心编码即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发现和建立初级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本研究通过对每一类属进行深度分析,深入挖掘这些概念类属之间的相关关系,最终归纳出14个范畴。本研究范畴化与三级编码过程如表3所示。

表3 范畴化与三级编码过程

续表3

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要求对已有的类属关系进行系统分析,选择核心类属,从而能将最大多数的研究结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范围之内。本研究以轴心编码所得范畴为基础进行进一步整理总结,提炼出4个主范畴,所构建的“90后”父母教育能力要素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90后”父母教育能力要素理论模型

(二)研究发现

根据扎根理论的研究思路,在开放式编码、轴心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的基础之上,构建了“90后”父母教育能力要素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以“90后父母教育能力”为核心范畴,包括基本教育能力、情境育人能力、协同育人能力、可持续发展引领能力四个主范畴。其中,基本教育能力包括育人认知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共情理解能力、自我调整能力;情境育人能力包括分析选择能力、情境创设能力、情绪管理能力、亲子陪伴能力;协同育人能力包括双亲共育能力、家校协同能力、教育资源整合能力;可持续发展引领能力包括身心健康引领能力、道德修养引领能力、学识学养引领能力。这四种教育能力在家庭教育实践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三)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保证理论结构模型中的范畴与主范畴具有一定的饱和度,本研究另外增加2名“90后”父母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处理,结果发现访谈资料中的相关概念均被该理论结构模型所覆盖,没有发现新的范畴或主范畴,说明该理论模型具有理论上的饱和度。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教育能力为育人之根柢

基本教育能力是支持父母育人实践的前提和基石,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由其内在建构而成的一般性能力,包括育人认知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共情理解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

育人认知能力要求父母对子女的生理发展和心理需求、对自己的教育实践、对育人期望、对教养孩子的科学知识等方面要有清晰的认知,这是进行家庭教育的初始必备能力。其中育人期望的认知对父母教养行为具有制约性。根据耶克斯—多德森定律,适度的育人动机水平会引发较理想的实践效果,但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两种极端的育人期望:第一种是“无欲无求,自然生长”,例如,母亲M2提到“我不会对我儿子提很高的要求,只要他能心理健康,快乐长大就行了”。这种说法看似父母处于一个轻松的状态下,但这种没有实际预期的育人理念会使父母在育人实践中产生迷茫与困惑;第二种是“望子成龙,严格规划”,例如,父亲F1提到“孩子以后就应该好好学习,把学业搞好,这样才能考上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这种育人期望窄化了子女未来发展道路,容易走上“唯分数、唯学业、唯智育”的歧途,不利于子女的全面发展。

沟通交流能力是指父母在实施教育过程中,与子女及其他重要他人进行信息传达与回馈的能力。一是与父辈的沟通,当前年轻父母育儿压力大,往往需要父辈给与帮助,与父辈的良好沟通有利于消除隔代教育产生的矛盾;二是与配偶的沟通,夫妻之间的良好沟通有利于对孩子产生一致的教育影响,提高家庭教育的效果,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三是与孩子的交流,受访父母均表示与孩子进行沟通可以更好了解孩子的内心想法;四是与教师的交流,除了家庭之外,学校是孩子成长的另一个主要场所,“家园沟通顺利展开提高了家长的教育素质,优化了家长的教育能力结构,使家长真正成为新时代的合作伙伴;”[14]五是与朋友的交流,同龄朋友之间的交流有助于互相学习育人经验。

共情理解能力是指个体对他人施以同理心、正确感受他人情感和情绪的能力。在本研究中,共情理解能力主要指父母对孩子的理解与尊重。高质量的共情理解能力要求父母能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与孩子产生情感共鸣,倾听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的意愿,对孩子要有耐心、与孩子平等相处,保护孩子的自尊心。例如,母亲M3提到“孩子的规则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你去吼他、说他、批评他的时候,只会让他心里更加害怕恐慌”。只有具备了共情理解能力,父母才可以真正走入子女的内心世界,在理解子女的基础上施以爱的教育。另外,“父母教养方式在子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深刻而长远的,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到儿童共情的发展。”[15]

自我调整能力是指个体主动反思自身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并能自觉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以适应环境要求的能力,主要指父母能自我反思、自我修正、主动学习,并能合理调节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在访谈中,受访父母均表示自己目前缺乏学习动力,需要有所改进。这表明即使父母现阶段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但他们仍然意识到该能力对引导子女成长的重要意义。又如母亲M3提到“他爸爸慢慢发现孩子胆子很小,觉得可能平时对他过于严厉了,于是他也学习我那样温柔的引导他”;母亲M2提到“发现自己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也会及时改正”。上述表述均是父母自我反思与自我修正的体现。

(二)情境育人能力为育人之抓手

在育人情境中,子女、父母、亲子关系等要素共同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影响,父母需要对这些要素进行适当的调控,选择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行动,这也是父母教育智慧的体现。该能力主要包括分析选择能力、情境创设能力、情绪管理能力以及亲子陪伴能力。

分析选择能力要求父母能对教育情境中各要素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分析,进而在把握情境本质的基础上选择合理且高效的教育行为。从宏观方面来看,包括父母分析过去的教育事件及情境、考虑当下的教育情境、考虑孩子未来的发展,例如,母亲M2提到父母过于专制的教养方式会导致“孩子慢慢长大了会变得自卑,没有主见”。从微观方面来看,不仅需要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因材施教,也要根据具体问题积极选用恰当的教育方法,并尽量使用正向的教育方式。

情境创设能力是指父母对育人场域的营造与创设能力。首先,父母应满足孩子发展的合理物质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父母只有先满足了孩子物质方面的合理需要,其精神成长方面的发展才会发生;其次,营造民主、安全的心理氛围是父母实施情境育人的关键,正如母亲M3所说:“如果我和他爸爸都不吵架,家庭氛围很和谐的话,我觉得对他会比较好。如果家庭一天就鸡飞狗跳的,也不利于他的成长”。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可为孩子的心理发展提供稳定的后备支撑;最后,给孩子自由活动的机会,拓宽孩子的活动空间,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给与支持性的鼓励与赞赏也是育人情境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情绪管理能力是指父母能及时察觉自己的不良情绪并用正确科学的方法调控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父母作为子女的主要抚养者,其情绪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正如母亲M1提到“我心情好了,就和她像朋友一样和平沟通,我心情不好了就是放养的,不希望她妨碍我”。情绪作为一种非智力因素会对父母的认知及行为产生影响。因此,父母不仅需要察觉自己的不良情绪,而且还要在察觉不良情绪的基础上合理控制情绪,防止出现不理智的教育行为,例如,父亲F2提到“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尽量避开孩子”。另外,父母也需要寻找恰当的情绪宣泄途径,排解不良情绪。

亲子陪伴能力影响亲子之间的情感连接和互动。“家长的陪伴对幼儿参与活动至关重要,不仅满足了幼儿安全的需要,更主要的是给予幼儿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让幼儿感知到自己正在进行的活动是好的,是被父母理解的,幼儿就会更投入,更愿意参与此类活动”[16]。父母的亲子陪伴能力首先要求父母重视亲子关系的建立,在访谈中父亲F1提到“我现在觉得父母的教育和陪伴很重要,无论以什么方式,都要参与孩子的成长”。其次,多种多样的亲子活动是亲子陪伴能力的具体体现,在访谈中,每位父母均提到一些具体的亲子互动活动,例如,亲子共读、户外活动、亲子运动等。

(三)协同育人能力为育人之动力

协同育人能力有利于整合各方教育力量,提升育人成效,主要包括双亲共育能力、家校协同能力以及教育资源整合能力。

双亲共育能力主要体现为父亲和母亲双方需要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这种能力首先体现为父母双方家庭教育理念需保持一致。在访谈中,母亲M3提到“跟他爸有育儿观念的冲突,就因为这样,我俩的冲突就不止一次”。可见父母双方育儿理念的不一致,不仅容易导致双方发生冲突,影响家庭关系的和谐,而且不同的理念会导致双方产生不一致的教育行为,子女在父母的双重夹击下无法安心成长;其次,双亲共育还体现在父母双方是否能在育儿过程中分工协作。“幼儿家长父母在家庭教育中虽然教育任务、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相同,但父母之间是互补的角色”[17]。母亲M1和M3均提到母亲对孩子的陪伴更细腻,父亲应该在锻炼孩子的勇气、责任感方面发挥作用,只有父母双方实现良好的协作,才能共同为孩子的成长构建平稳和谐的环境;最后,双亲共育也是为人父母者在家庭中应承担的责任。如果长时间是一方付出而另一方缺位,则可能会影响家庭和谐,例如,母亲M1提到“我老公工作比较忙,他也很没有责任心,从来都是我让他干啥他才干啥,唉,心累”。可以看出父亲在育儿中的缺位容易导致母亲产生情感衰竭,进而影响孩子的成长。

家校协同能力是指“学校教育系统和家庭教育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而产生的协同效应”[18]。除了家庭,学校(包括幼儿园,托儿所,早教中心等)是孩子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场域,父母需要实现与学校之间的信息畅通,保证家校为孩子提供稳定一致的发展环境。本研究中家校协同能力主要指父母协同学校实现共同育人目标。例如,父母要及时与学校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校情况,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等。良好的家校协作可以形成家校之间的教育合力,促进子女的健康成长。

教育资源整合能力是指家长在育人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积极开发、整合并利用各类教育资源的本领,主要包括对家庭、学校、社区等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强调要把教育与生活融合,提出“生活即教育”,例如,父母提到“在吃饭时我会教他怎么用筷子;教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整理书包、叠衣服”等均是对家庭教育资源利用的体现;学校教育资源是子女成长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父母对学校教育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促进高质量的家校协作具有重要意义。陈鹤琴先生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可见自然资源是另一类更具有广泛性意义的教育素材;母亲M2也提到“我喜欢和家长们交流育儿经验,而且我会观察我朋友他们的育儿方式,好的地方我就会学习”。所以,人力资源也是父母不容忽视的一种教育资源。另外,在科技发展迅速的今天,网络、书籍也是较为重要的教育资源。

(四)可持续发展引领能力为育人之目标

可持续发展引领能力是指父母在教育实践中关注子女的全面发展,引导子女构建积极稳定的情感态度,从而为其终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的能力,这是“以人为本”教育价值观的体现。本研究将父母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引领能力、道德修养引领能力、学识学养引领能力归属为可持续发展引领能力。

身心健康引领能力要求父母树立科学教育观,维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一方面,父母需要关注子女的身体健康,在访谈中出现的关键性词句,例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因为身体是万物发展的首位”、“要带孩子锻炼身体”等均体现了父母对子女身体健康的重视;另一方面,父母需要关注子女的个性性格及情绪情感的积极发展,访谈中父母多提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开心快乐”、“做自己”、“不自卑”、“有信心”等,而且父母也针对如何引导子女心理健康提出一些措施,例如,“多和孩子沟通”、“听听孩子的想法”、“不伤害孩子自尊”等。

道德修养引领能力是指父母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引领子女增强道德认知、体会道德情感、修炼道德意志、实践道德行为,从而养成良好道德品质的能力。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个体的立身之本,关乎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树立,正如受访父母提到的“德行不好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如果一个孩子品行不好的话,学的知识再好也没用”。因此。父母应注重孩子的品德培养,及时纠正不良行为。此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养育者,其自身的道德素质会对子女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父母应注意加强自身道德修为,为子女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

学识学养引领能力要求父母能引领子女发展各方面兴趣,培养子女良好学习品质。一方面,“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培养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可以激发其自主探究能力和主动学习能力,这是实现终身发展必不可缺的素质;另一方面,“学习品质是幼儿高质量学习的重要保障,对幼儿当前与未来的学习与发展起着内在推动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支持与幼儿学习品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19],并且在访谈中母亲M2、M3提到“学习习惯”、“专注”、“注意力”等关键词,均体现出父母对孩子学习品质的重视。因此,父母需要投入足够的精力支持儿童良好学习品质的培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为其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五、研究启示

(一)夯实父母基本育人能力

首先,父母需确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做与时俱进的学习型父母。可以通过阅读教育类书籍、关注育儿公众号、参加线上或线下家庭教育公益讲座等途径学习科学的育人理念与知识,准确把握子女身心发展规律,满足其发展的合理需求;其次,父母应注重发挥沟通交流的作用,积极与父辈交流,学习育儿经验,并向其他家庭成员分享最新科学理念,构筑家庭教育合力;积极与子女交流,真诚倾听孩子的内心感受,善于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例如,父母可以与孩子进行角色互换游戏,双方在不同的角色体验下可以理解对方的心里想法,有利于亲子关系的建立;最后,父母应在反思中更新自我认知,例如,可以采取写育儿日记的方式记录家庭教育事件,通过定期的回顾、反思,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改正。父母也可以向有经验的家长学习,在借鉴他人经验时反思自己的教育实践,取长补短,不断促进自我提升。

(二)提升父母情境育人能力

育人活动具有复杂性与长期性,这就要求父母能对育人情境中各要素进行准确把握,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首先,父母要为子女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除了需要提供温馨舒适的物质环境外,更要为子女营造民主且具有支持性的心理氛围。例如,父母可以定期召开家庭会议,鼓励孩子针对家庭建设提出看法与建议,保证孩子参与构建家庭生活的权利,增强孩子的主人翁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其次,父母要重视对孩子爱的陪伴,在亲子阅读、亲子游戏、亲子运动等活动中与孩子进行深度交流,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再次,父母应悦纳自己与家人的不足,树立积极心态,加强情绪管理,尤其是对消极情绪的合理克制,避免将家人作为消极情绪的宣泄对象。父母可以通过亲近大自然、与他人交流或参与休闲活动等方式释放消极情绪;最后,父母要根据具体问题及子女的个性特征因材施教,坚持讲明道理、疏通思想,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教育原则,以正面赏识教育为主,并适度辅之以必要的挫折教育。

(三)多主体多途径协同父母育人

在协同育人的背景下,健全协同育人机制是实施高质量家庭教育的必要条件。首先,父母双方应共同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及时沟通,形成一致的教育理念,积极维护家庭和谐;其次,父母可以积极参加社区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学校家长课堂等组织的活动,在科学专业人员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育人理念与育人方法;最后,社区、学校等机构需要为父母提供支持性的学习空间,不仅需要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培养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者,确立科学的管理规范,创新服务模式,加强亲职教育,而且还应注重各类教育资源之间的整合与协同,例如,创建家庭智慧教育平台,上传优质的家庭教育信息与资源,供家长学习与使用;促进学校与社区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儿童中心等机构的协同,拓宽父母育人的资源。在社区、学校、企业等设置家长咨询服务平台,帮助父母进行有针对性的育人答疑。另外,社区应重点精准帮扶处境不利家庭中的父母,针对不同家庭的不同情况,量身定制具体的教育计划,并在实施过程中给与全程与全方位的支持与帮助,助力实现家庭教育公平。

(四)积极引领子女全面可持续发展

首先,在身体健康方面,父母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督促孩子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组织户外活动,让孩子在亲近大自然的过程中茁壮成长。在心理健康方面,父母既不能过于专制,也不能过于溺爱,应该以民主平等的态度与子女相处,尤其在子女遇到挫折与困难时,父母要给予合理的指导与真诚的评价与尊重,帮助他们分析情况、合理解决;其次,父母应注重引领子女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例如,可以与子女共同阅读书籍,了解先进人物事迹来加深子女的道德认知;可以引导子女承当适度的家务劳动,培养其责任意识与劳动能力;可以对子女良好的道德行为进行适度的鼓励与赞赏,支持其道德行为的持续养成。另外,父母需要时刻规范自己的言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子女树立积极的学习榜样;最后,父母应注重引领子女学识学养发展,不仅要注重挖掘并培养孩子各方面的兴趣,而且也需要转变“重智轻情”、“重养轻教”等错误的观念,注重孩子专注力、创造力、学习习惯、问题解决能力等的培养。

六、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初步建构了“90后”父母教育能力要素的理论模型,尚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具体表现为:第一,本研究选择三组“90后”父母作为访谈对象,未来研究可增加更多研究对象,提高研究结果的代表性;第二,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来理解和解释他们的行为,研究结果缺乏普遍规律性,在后期的研究中可加入问卷调查等方法,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检验该研究的结论;第三,本研究对“父母教育能力”的内涵尚未完全把握,未来的研究仍需要深化对该概念的理解,不断完善该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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