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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邵峰

霸陵鸟瞰图

白鹿原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东南方，是一块四面环水的黄土高地。白鹿原的“原”字最早写作“塬”。塬是黄土高原上的一种独特地貌，其周围被流水冲刷而形成沟壑，边缘陡峭，顶上仍保持比较平坦的状态。说到白鹿原，许多人马上想到中国当代作家陈忠实的同名小说，却不知白鹿原也是西汉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所在地。

白鹿原是一块凸起的塬台，灞河与浐河分别从白鹿原的东西两侧流过

位于凤凰嘴山脚下的“霸陵”碑

在白鹿原的东北角，有一处名为凤凰嘴的突出山丘。或许是因为在凤凰嘴上能俯瞰整个白鹿原，自元代后，关于汉文帝葬于凤凰嘴的记述就越来越多。清代陕西巡抚毕沅考证得出，凤凰嘴就是汉文帝的霸陵，他还命人在凤凰嘴山脚下立起“汉文帝霸陵”的石碑以宣告自己的这个发现。明清时期，无数祭祀汉文帝的活动曾在凤凰嘴举行。

奇怪的是，考古工作者们多年以来都未在凤凰嘴发现汉文帝的帝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17年对凤凰嘴进行过一次系统的大规模发掘，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地下结构，他们由此猜测汉文帝霸陵并不在凤凰嘴。这个结果让考古学家为之犯难——如果霸陵不在凤凰嘴，又会在哪里？难道两千多年来的史料记载都错了？

其实，对凤凰嘴并非霸陵所在地的猜测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按照汉朝的帝陵制度，帝陵与皇后陵的距离多为200～300 米。然而，凤凰嘴距离刘恒之妻——窦皇后陵墓的直线距离竟然达到了2400 米，这显然不合帝陵制度。再加上在皇后陵以西不断发现大量丛葬坑，考古工作者们由此推断：真正的霸陵多半就在距离皇后陵不远处。

流失文物引出江村大墓

2002 年，6 件陶俑出现在美国某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上。我国政府获知这个信息后，通过外交途径，及时与有关方面进行了交涉。同时，考古学家也确认了这6 件陶俑为西汉陶俑，是由盗墓者非法销售到国外的重要文物。经过多方努力，这6 件陶俑于2003 年回到西安。2006 年，考古人员确定了这6 件陶俑来自凤凰嘴的霸陵陵区附近的一座古墓。由于地处江村东侧，这座墓被命名为“江村大墓”。

被盗的陶俑牵连出一个从未被发现的陵墓

江村大墓位置图

江村大墓最初被认为是汉文帝之女刘嫖的公主墓，此后，考古人员经过多次发掘，从陵墓规模和葬制又判断其为诸侯墓。然而，2021 年12 月14 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线上会议，宣布位于白鹿原的江村大墓是汉文帝霸陵，这彻底颠覆了长久以来霸陵位于凤凰嘴的观点。

为何确定江村大墓是一座帝王陵?

从2017 年一直到2021 年末，对江村大墓以及周围地区的发掘工作，让考古人员无意间揭开了江村大墓墓主的真实身份。

在此期间，考古人员在江村大墓周围发现了卵石铺就的石围界，以及将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合围起来的外陵园墙。这种布局正是汉墓中典型的“同茔异穴”，即夫妻分别葬于两个陵，但都位于同一个茔墙内。能和窦皇后陵墓同茔，江村大墓的墓主人很可能就是汉文帝刘恒。有了这个判断，考古人员便希望能够发现更多证据。

陵墓的形制象征着陵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天子陵为“亞”字形，贵族、大臣的陵墓多为“甲”字形。江村大墓就是一座“亞”字形墓：有四条墓道，墓道东西长250 米。作为对比，西汉齐王墓（诸侯墓）的墓道最长边仅为63 米。无论是从墓葬的形制还是规模来讲，江村大墓都是汉墓的“顶级配置”。

通过对江村大墓附近的江村北陶窑遗址、外藏坑、南陵外藏坑和栗家村汉墓等遗址的发掘，考古人员出土了各类陶俑1000 多件，金、银、铜、陶制文物3000 余件。以从江村大墓外藏坑发现的铜印为例，其中的铭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不仅都为官府印，而且俱为皇家制式，这些发现进一步确定了江村大墓是帝王墓的论断。

勘探结果表明，在江村大墓以西及以北3～4 千米的区域内，分布着数十座“甲”字形大型汉墓，应为江村大墓的陪葬墓。江村大墓和其周围的陪葬墓、外藏坑等遗址形成一个完整的西汉帝王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帝陵规模相当、布局类似。综合分析近年来发掘江村大墓所获得的信息，考古人员判断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同茔异穴

汉代皇家陵墓的三种形制

江村大墓外藏坑中发现的铜印

断臂陶俑讲述陵墓主人身份

着衣陶俑

江村大墓有百余个外藏坑。在已经发掘的八座外藏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陪葬陶俑。和秦始皇兵马俑相比，这里出土的汉代陶俑个头只有秦俑的三分之一，而且它们既没有胳膊，也没有衣服和铠甲，俗称“裸体俑”。然而，“裸体俑”实际上是“着衣俑”，也就是说，在两千多年前汉文帝下葬的时候，它们实际上穿着各式衣物——棉制、丝制、麻制，不同“地位”的“裸体俑”身着不同的服装。

着衣俑曾有木质的胳膊，但因为在地下沉寂了两千多年，当年的木料、布料早已腐朽，着衣俑最终只剩下陶制躯体。陶俑两侧的肩部各有一个圆孔，木制胳膊就从这里安装上去。按照汉代的葬制，着衣俑主要出现在汉室皇家成员的陵墓中，王公诸侯的墓一般来说是不允许使用着衣俑的，即便偶有例外，也只有区区数十件。而在江村大墓，仅15号坑这一个坑就集中出土了近千件陶俑，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千人千面的着衣俑各司其职，“辅佐”着已逝的君主。

在以往的汉墓发掘中已经出现过官宦俑、骑兵俑等着衣俑。在这一次江村大墓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意外地在近千件裸体俑中发现了几件非常特殊的陶俑——刑徒俑，这是首次在函陵陪葬坑中发现刑徒俑。这些刑徒俑身戴刑具，代表着修陵时征发的徭役。它们形象生动，角色鲜明。比如，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尊女性陶俑后，发现“她”的脖子上戴着铁制刑具，头上没有发髻，俨然一副光头形象，这说明“她”被处以了髡刑，也就是剃光头发的惩罚。新形象着衣俑的出土为研究汉代法律制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被贬代国免遭迫害

开创了大汉王朝的刘邦只做了12 年皇帝便死去，而他的儿子汉惠帝刘盈只做了7 年皇帝就死了。汉王朝的前两位帝王先后驾崩，但接过汉室权力交接棒的不是刘姓后人，而是刘邦的妻子——吕后。

吕后总共掌权16 年，其中8 年是尤为血腥且残酷的“吕后专政”时期。为了防止刘邦的其他子嗣夺权，她对刘姓诸王等敌对势力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屠杀。其中最为后人所不齿的，乃是将刘邦曾经宠幸的戚姬挖眼、毒哑、熏聋双耳、削去手足，名曰“人彘”（彘即猪）。吕后在位期间，不但疯狂迫害异己，还将许多吕姓族人封王，开了外戚干政的先河。

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虽然身为皇子，但他的生母薄姬地位卑微，他本人在8 岁时被贬去偏远的代国做代王。由于母亲地位低下，自己又无心权力争斗，再加之偏安代国一隅，刘恒便躲过了这场残酷的大清洗。

刘邦死后，吕后成了西汉王朝的实际最高权力者

命运将皇位送到刘恒手中

宋代《却座图》 描绘了大臣向汉文帝进谏的场景

公元前180 年，风烛残年的吕后在临终前将南北大军的军权分别交给侄子吕产和吕禄。不过，吕后一去世，复仇的血刃就向吕氏后人袭来。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联手，联合开国老将灌婴，夺去了吕禄的兵权并杀死了吕产。吕氏的势力被铲除了，但一个棘手难题又摆在了文臣武将面前：谁来继承皇位？

当时，刘则、刘长、刘恒作为仅存的高祖子嗣被推为继承者候选人。大臣们经过商议，一致推举刘恒作为新帝人选。宽厚的性格只是刘恒被挑中的一部分原因，大臣们更在意继任者必须和吕后没有任何瓜葛（刘长和刘则曾被吕后抚养）。从被贬为代王，到被推举为皇帝，刘恒的人生可谓大起大落。无论如何，在一系列因缘巧合下，刘恒被推到了汉王朝的权力宝座上。

免田赋轻徭役，国力大大恢复

在登基最初的十年间，刘恒两次下调农民的税赋，成年男子每年一次的徭役（可以理解为公共服务，包括义务修河等工作）也调整为每三年一次。

刘邦登基时，全国的人口在经历了秦末战争后，已经从秦二世的2000万人下降到1400 万人。刘恒在位期间，全国人口迅速恢复到3100 万人。免除田赋、轻征徭役的新政有效改善了百姓生活，使经济和民生得到了极大的恢复。虽然朝廷按人口收的人头税下降，但在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朝廷的总体税收反而增多。

刘恒的新政在实施几年后就见到了成效。据《史记》记载，当时“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lǐn yǔ，意为粮仓）皆满”。汉文帝在位期间，全国粮食价格从西汉初年的每石五千钱迅速调整至汉文帝时期的最低每石数十钱。与此同时，汉文帝还进一步解禁山川林泽，鼓励民间开采矿山、养鱼、贩卖商品……在汉文帝在位期间，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司马光赞扬汉文帝在位时国家“海内安宁，家给人足”。

在汉文帝和他的继任者汉景帝的治理下，国家呈现出多年未有的稳定和富裕的局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就是对这段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的生动描绘。

在汉文帝的治理下，当时的汉朝国力得到了极大恢复

充盈的国库也让汉王朝有更多财力应对外患。刘恒在位期间，面临南越国（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和北方匈奴势力的觊觎和频繁骚扰，而北方匈奴造成的威胁远大于南越国。刘恒不仅使南越国向汉朝臣服，还通过政治联姻和武装防备，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匈奴给汉王朝造成的损失。

为何霸陵不在咸阳原？

南陵出土的金饰品，从中可见汉文帝对母亲薄太后的爱戴

汉文帝与薄太后的故事被收入民间“二十四孝”典故

汉高帝刘邦曾下旨，将咸阳原划为皇家陵墓区，那么，为何汉文帝刘恒不惜违抗父亲的意愿，将自己的帝陵修建在白鹿原之上？也许是因为受够了皇族之间无休无止的残忍斗争，所以刘恒将自己的帝陵位置故意定在远离咸阳原的白鹿原。但作为一国之君，如果刘恒违背祖制另辟帝陵，那么他可能要面对朝臣们无休止的劝诫，甚至天下人的非议，那么刘恒为何非要一意孤行呢？

长久以来，西汉帝陵的位置都深受昭穆制度的影响。昭穆制度始创于周朝，具体则为“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按照昭穆制度，高祖刘邦的长陵为祖陵，其子刘盈的安陵位于长陵的穆位。刘恒和刘盈同为刘邦之子，同属穆位，这就矛盾了。因此，为了避免冲突，即便刘恒另选帝陵所在地，也不会引起朝臣们的异议。

对于刘恒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理由促使他另辟陵区。刘恒即位后，薄姬也顺理成章成为薄太后。不过，薄太后在刘邦在世时并不是皇后，如果葬在刘邦的长陵，只能以姬的身份薄葬。或许刘恒无法接受母亲薄葬的命运，才将自己的帝陵定在别处。这样一来，薄太后就能以太后的身份得到厚葬，想必这也是刘恒生前最大的心愿之一。

埋葬薄太后的南陵的外藏坑出土了狍子、金丝猴、乌龟和鹰等动物的骨架。其中乌龟的骨架尤其硕大，考古人员初步判定这些动物可能是广西进贡而来。在乌龟骨架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陶俑，其很可能是乌龟“饲养员”。从这些陪葬品中，不难看出刘恒对母亲深厚的感情。

不起封土，不改山川

西汉的帝陵占地庞大，气势恢宏，各陵墓构成包括帝陵、后陵、陵邑、陪葬墓和丛葬坑等。除汉文帝的霸陵外，其余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和规整的陵园。封土始于战国时期，西汉帝陵的封土一般都高达30 米。封土是帝王陵的一个部件，目的是彰显帝王生前地位和帝王陵位置，基本作用类似百姓坟墓的坟包。正如《礼记·礼器》所记述：“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崇高，西汉的诸位皇帝都把自己陵墓的封土修建得比生前所住宫殿更高大。刘恒的生活极其简朴，在他执政的23 年间，他所用的车骑服御一概没有增补。刘恒的这种简朴理念也被他贯彻到了陵墓的设计上。刘恒在世期间曾嘱咐大臣“不治坟”“使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在帝陵的装饰上，刘恒也采用“不以金、银、铜和锡为饰，而专用瓦器”的方式。

由于霸陵没有封土，史料对霸陵的记载又很少，后人很难知道其墓室的具体位置。据《汉书》记载，到汉成帝时（刘恒去世百余年），霸陵的地面只剩垣墙和门阙，地面建筑已经荡然无存。

公元前157 年，刘恒驾崩，被葬入霸陵，谥号为“孝文皇帝”。刘恒的一生充满隐忍与巧合。也许代王时期的刘恒从未想过自己会有成为大汉天子的一天，而当命运将他送上帝位后，他也没有辜负臣民的期望，用23 年的时间，尽心尽力地帮助汉王朝解决了许多内忧外患。汉朝得以延续400 多年，其中刘恒贡献巨大。

西汉杜陵封土

汉朝的军事实力极强，图为西汉士兵俑

“陵寝”的由来

帝王坟墓被称作“陵”的书面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史记》中的《赵世家》。据记载，战国第五代君主赵肃侯的坟墓称为“起寿陵”，秦国君主也将自己的坟墓称为“陵”或“山”。汉朝承袭了秦朝的帝陵制，将帝陵修建得如山陵一样高大。帝陵旁要建“寝”，寝中设置生活饮食用具，并放入官员陶俑，意在“伺候”死去君主的饮食起居，“辅佐”君王。陵和寝合在一起，便是陵寝。

以举国之力修帝陵的西汉

刘恒对自己的帝陵做如此节俭的布置，既是为了不伤国力，也是为了防止盗墓。古代帝陵向来是历朝历代盗墓者觊觎的目标。汉墓封土高大，目标显眼，内部陪葬品又价值连城——粮食、珠玉、金银铜器都藏于其中，因此汉墓最受盗墓者觊觎。盗掘帝陵之事在汉朝的几百年间时有发生。在王莽篡汉和黄巢起义期间，国家动乱，朝廷无暇保卫帝陵，盗掘帝陵的现象便愈发猖獗。在汉朝帝王的影响下，厚葬的风潮也席卷了达官贵人阶层，这造成汉墓不断被盗掘，以至于“十座汉墓九座空”。

汉朝十分重视帝王陵的修建，为了能合帝王形制，不惜动用举国财力。《晋书·索綝传》记载：“ 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三分之一的税赋都用来修建帝王陵，这个数字或许不够精确，但也能反映出汉朝在修建帝陵方面的巨大开销。

汉文帝废除肉刑

刘恒受母亲薄太后的影响，认同黄老之学，主张仁政。他废除了秦朝百姓诟病已久的肉刑，包括黥（在面部刺字）、劓（割鼻）、刖（砍脚）等。在刘恒的倡议下，这些残酷的肉刑被剃发、做苦工、鞭笞等刑罚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