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全媒体记者 夏芯 见习记者 章梦晗

父亲去世许多年后，罗玉英才在网上看到这张照片。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贯通，通车典礼在成都和重庆同时举行。在新落成的成都火车站，由贺龙主持剪彩仪式，在他右边站着的是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站在李井泉右后方鼓掌的，就是罗玉英的父亲罗崇富，任川南行署交通厅长、成渝铁路副指挥长兼川南指挥部指挥长、民工指挥部指挥长、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等职，此前他在刘邓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0军中担任后勤部部长。

5年后出生的罗玉英从小就知道父母是军人，父亲是修铁路的。在罗玉英的记忆里，他们家每过几年就要搬一次家，搬家的节点常常是父亲参与修建的某条铁路建成通车，或是一条新的铁路开工建设。

家里的八个孩子除了老大、老二，其他都出生在铁路边，名字里都含有地名，其中三姐玉江（内江）、四姐玉蓉（成都）就是在修成渝铁路时出生的。罗玉英是老七，出生在鹰厦铁路修建时期，名字取了鹰的谐音。

这张照片对罗玉英来说珍贵无比。她特意从成都市委宣传部拷到原图，收藏起来。用她的话来说，自己尽全力了解关于铁路和父亲的一切，已经成了一种本能。

爱川，爱国，盼路

与罗玉英家一街之隔的成都人民公园，是她常去的地方。她总是在公园北角的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前瞻仰许久。

一百多年前，四川保路运动，保的就是成渝铁路的前身川汉铁路。“从保路运动联想到成渝铁路，再想到父亲，我心中既有对英雄的崇敬，也有对父亲的景仰。”罗玉英说。

19世纪末，为了在中国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与政治特权，铁路成为了西方列强倾销商品、掠夺资源、进行资本输出等的便利工具。作为一种工业文明的代表，铁路传入中国时，混杂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狼子野心，统治集团内部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时起时伏。直到1889年5月清廷宣布：“此事为自强要策，必应统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即可毅然兴办”，从而确立了兴办铁路的主张。于是1903年，清政府明确了兴建川汉铁路的意向，它的西段就是成渝铁路。

“在中国逐渐沦入西方列强控制，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四川人民对川汉铁路夹杂着复杂的情感。”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田永秀认为，四川交通不便，人们迫切地渴望交通工具，这是“爱川”；列强希望借由修建铁路在西南主张不平等条约的野心，让川人感受到民族危机，这是“爱国”。这两种情感让川人产生了“自立自强、反抗侵略”的内部诉求。

然而，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川汉铁路筑路权卖给列强，同时攫占了四川人民集资的修路款。

清政府的卖国行径激发了人民的“保路运动”，而镇压“保路运动”，更是激起全国人民愤慨，辛亥革命由此爆发，清王朝灭亡。1911年8月，川汉铁路仅在湖北宜昌修建了30华里就宣告停工。

护国运动之后，四川军阀一直以修筑铁路为由头在民间借钱。直到1934年底刘湘赴南京后，四川与中央之间所保持的“半独立”状态结束，国民政府才逐渐打开“川政统一”的局面。后以“建设民族复兴之根据地”为由，在备战情势紧迫的情况下，才重新开始成渝铁路的修建。

“修建铁路的材料和机械是买回来了，确定了修筑路线，完成了大部分桥梁、涵洞的基础施工，解决了征地问题。虽然没有铺设一块铁轨，但就全部工程量来说，应该完成了40%左右。”田永秀说。

然而，因为过度依赖外国的技术和材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通货膨胀严重，上海、武汉以及香港的沦陷直接导致水路运输中断，成本暴涨。成渝铁路的修建于1938年11月彻底停止，后续维护也在战争中逐渐停摆。

眼看着，四川人民曾经付出的鲜血、生命、财物、身家就将付之东流，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还未拨云见日。

少花钱，把事情办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重庆解放之前，邓小平就有恢复成渝铁路建设的设想。

1949年6月至7月，邓小平两次专程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家中，拜访其堂兄、我国著名兵工专家陈修和，商谈成渝铁路修筑的问题。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被当时法国最大的军事钢铁厂施耐德钢铁厂录用，他针对钢轨和机器等专业技术问题与陈修和进行了讨论。

陈修和介绍说，抗战期间，汉阳钢铁厂的许多设备和技术力量已迁到重庆钢铁厂。若充分利用这些设备和技术力量，每年可产4万多吨铁路钢轨，基本可以解决成渝铁路修建所需的钢轨问题。

陈修和还答应帮忙物色一些兵工技术人才。后来，几十名兵工技术专家组成了一支技术大队，为成渝铁路的顺利建设打下了基础。

1949年11月，刘邓大军指挥的第二野战军挥师南下，一举解放重庆。12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进驻重庆。在西南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正式作出了“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的决策。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深知当时的客观困难很多。邓小平指出：“我们还面临着很大困难，不可能百废俱兴，我们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

1950年1月，邓小平亲赴中央，向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汇报恢复修建成渝铁路的设想，一方面是为了获得中央的同意，另一方面就是争取资金支持。

当时，中央考虑到四川人民在抗战中所作的贡献，想到四川人民一直以来对铁路的向往与情感，同时为了稳定解放之初西南并不安稳的局面，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解决四川交通问题，连通川内人才，很快下达了指令：“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同时，中央批准向四川先拨2亿斤大米作为经费。

1950年6月12日，西南铁路工程局组建。6月15日，邓小平出席成渝铁路正式开工典礼并致词，指出修建成渝铁路的关键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

邓小平经请示中央同意后，让军队带头筑路。西南军区向各部队总共抽调3万多名军人，组成5个军工筑路总队。

为了少花钱，既有的路基、桥墩、桥洞等，尽量利用。施工中多用价廉的石料而少用钢筋混凝土，除大中型桥梁使用钢梁外，其墩台、基础以及中小型拱桥、涵洞都尽量利用沿线所产的石料。

为了把事情办好，中央整合了7个铁路机构，保留了部分原技术人员，刘建熙、蓝田、雷从民、郭彝、谭其芳、陈祖堂等一大批优秀工程师投入建设工作。此外，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技术人员、干部驰援四川。与此同时，新组建的西南铁路工程局还举行了各种短期业务培训班，培养技术工人。

实干加巧干，修建成渝铁路只花了1.9亿元，平均每公里造价37.65万元，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丘陵地区建成的最省钱的铁路。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在成渝铁路修建之前，四川虽已解放，但匪患严重，人心惶惶。重庆产业工人失业，四川农民吃不饱饭，大量群众面临生存危机。

“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不但可以恢复经济，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1949年12月31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邓小平就回答了修建成渝铁路“为了谁”的问题。

成渝铁路开工半年后，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部分军工筑路队归还建制，工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1950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决定，由四川的4个行署负责动员、组织领导10万民工接替部队。当时，罗崇富已任成渝铁路川南指挥部指挥长，同时担任民工指挥部指挥长。

“对当时的民工来说，参与修建成渝铁路不仅意味着有足额的工钱，还吃得饱饭，有衣服穿，大家自然积极响应号召。”田永秀介绍，共产党依靠基层组织体系，把所有人的后勤保障全部解决了。

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当时后勤保障服务的细致。当时，每月要给民工发米，吃不完的米要寄回家，不仅途中不便于保存，而且运费也是一笔开销。后勤部门就制发了成渝铁路专用米票，民工可以把米兑换成票，再回到家把票兑换成米。后来，民工穿不完的衣服想寄回家，也参考此法。

为了铁路早日建成，沿线百姓全力支援。铁路线要穿过一些人家的祖坟祖宅，他们忍痛搬迁；成渝铁路全线需要125万根枕木，百姓献出珍藏多年的樟木、楠木，一些老人甚至献出了寿板寿材。

“要知道，那时候还没实行公有制，动员群众不是出个通知这么简单。”田永秀告诉记者，根据永川的一份档案记载，当时的基层干部都领了任务，要给群众做充分动员。干部深入群众的同时也得到了群众的充分支持。以永川为例，本来计划筹集捐献枕木5万根，最后收到了14万根。这在当时不是个例。“成渝铁路能修建成功，体现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除了干部动员，“军民一心”也让建设工作的进展格外顺利。对此，《新华日报》在1951年初专门作过报道。军工们除了帮助民工掌握筑路技术，同时不忘关心生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当时，媒体大规模报道劳动者事迹，宣扬自立自强、劳动光荣的理念。还邀请了文工团作慰问演出。这些都让民工们愈发认识到，自己的辛勤和智慧被认可，共产党说的“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空话。因此，在成渝铁路修建过程中，民工们的劳动热情十分高涨。

在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和铁路通车以后，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和有关部门为表彰铁路建设功臣，还制作颁发了多种成渝铁路纪念章，真正体现对劳动者的尊重。

罗崇富当时获得的一枚五一劳动奖章和成渝铁路纪念章，现已被子女们捐赠给了他故乡的安徽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有人问我的故乡在哪，我觉得是父亲走过的所有地方。”罗玉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