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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语境下主旋律电影的“守正”与创新

2022-07-25张丽欣

今传媒 2022年3期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张丽欣

摘 要:新时代语境下电影受众的消费需求与审美趣味趋于多元化,使得主旋律电影只能在狭小的夹缝中“挣扎求生”,但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却以其独特的“求生之道”在众多破亿大片中崭露头角。本文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从人物塑造、叙事策略、主体重构、电影美学、技术特效等方面来分析其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守正”与创新,为今后主旋律电影的蓬勃发展寻找新路径,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

关键词:新时代语境;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2)03-0089-05

在影视行业中,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电影主题形式一直以独特的身份而存在,与其它各具特色的类型片不同,它除了具有提供日常娱乐以丰富国民精神文化需求、带动消费以满足民众消费需求等一般功能外,同时还兼具构建国家形象、进行国际传播、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塑造国民个人品格的重大作用。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建设“文化强国”长远战略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重要指示的提出,更加说明当下利用文化进行政治传播,塑造中国大国形象、凝聚中国力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电影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不可小觑的一支力量,担负着宣传教育和文化育人的重任。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视角对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问题以及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创新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关于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问题,学者黄统荣认为主旋律电影即“以创造能够表达一切有利于全国各民族团结、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有利于全体人民幸福,能够激发起观众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情操为目的而创作的重大题材的影片”[1]。学者唐朝将我国近代以来的主旋律电影市场划分为繁荣期、瓶颈期及爆红期三个阶段。他认为自1987年到2000年,国家的大力支持促使主旋律电影进入繁荣期,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如《百色起义》《焦裕禄》;2000年之后,主旋律电影进入瓶颈期;而近两年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战狼2》等,则一同将主旋律电影推至火爆期[2]。

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创新问题上,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例如,陈廷、黄天伏等学者均关注到该电影在叙事角度上有所创新;周达、刘雅指出该类电影在叙事模式多元化方面的革新问题;吕婷婷、罗雨虹对该电影在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钟雪、张海英对该电影在叙事伦理方面展开论述,并指出该影片巧妙采用“大事件+小人物”的叙事模式,将个人与祖国“千丝万缕”的联系放大,令观影者产生强烈共鸣[3];毕航、姚啸宇从叙事体裁、类型化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与主流价值的多元化表达等多个方面,分析了2014年至2019年我国主旋律电影对受众审美趣味的关照[4]。

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问题以及代表作品《我和我的祖国》的创新问题上,相关研究较为完善。的确,当今时代,主旋律电影满足市场需求固然重要,但其核心价值“守正”才是主旋律电影的精髓,如何在两者间找到平衡,令主旋律电影完成“唱响主旋律”的时代使命并得到更好的发展,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将对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守正”与创新问题进行阐释,并探讨如何将两者完美结合,以此为今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一些理论和方法借鉴。

二、“守正”:《我和我的祖国》的核心精髓

2019年9月30日上映的国庆档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令观众“叫好又叫座”,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该电影最终以31.7亿的票房夺得2019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的“桂冠”,并在微博、微信等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被疯狂传播。“高票房和口碑”充分说明该电影对“爱国主义”主题诠释的非常成功,而如何恰当表达“爱国主义”,则需要我们对这部电影的“核心精髓”———“守正”之道进行分析。

(一)《我和我的祖国》叙事主题“守正”

主旋律电影,指“以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主要导向,对中华民族主流价值信仰的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以及对人文关怀的突显,可以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注,折射出精神能量”[5]的影片。因此,主旋律电影有别于一般类型化影片,除了要满足受众的消费需求和日常娱乐外,还应具备宣传教化的功能。《我和我的祖国》紧紧抓住“爱国主义”这一“守正”主题进行叙事,虽然在叙事角度、叙事内容上显得杂散,但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故事都在为这一主题服务。例如,在电影片头,用王菲献唱的电影同名曲《我和我的祖国》作为背景音乐,同时配以五星红旗在空中随风飘扬的画面,影片在一开始便奠定了“爱国主义”的基调,为后续爱国情感的不断升华打下基础。《前夜》中,为保证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无论是天安门广场的现场布置、人员排查、封锁戒备,还是国旗、国歌、电动升旗装置的准备,全国人民都在尽全力努力着,真正将“众人拾柴火焰高”发挥到了极致。布置科的林治远为保证国旗在开国大典上顺利升起,克服恐高等重重困难只身一人爬上22.5米高的旗杆;《相遇》中科研人员高远与家人、女友三年没有联系,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秘密实验,受辐射后每天卧病在床还时刻关注打听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直至为国捐躯;《夺冠》中,辗转在天台和窄巷的小学生冬冬,在儿时好友小美与全民见证女排夺冠瞬间中毅然选择国家荣誉……这些画面与镜头时刻阐释着“爱国主义”,并将观众牢牢锁定在这一主题之下。

(二)《我和我的祖国》叙事符号“守正”

《我和我的祖国》在坚持叙事主题“守正”的基础上,用多元化的影像符号表现爱国主义、诠释丰富的思想价值内涵。传播符号,即能被感知并揭示意义的现象形式。“符号学的研究者将符号视为人类文化生活的核心,认为人类只有将符号作为介质才能进行语义的交流”[6]。“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7]。电影本身及其意义的完美诠释都离不开特有符号的加持,它们都在借助特定符号来传达特有意义。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巧妙运用文本符号,让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每一句话都在为传达一定的象征意义、情感矛盾而服务。影片中共出现130余次國旗、5次国歌、3次红歌、6次北京天安门、6次敬礼……这些符号均与“祖国”有关,并时刻通过影片将观众与祖国联系起来,激发他们内心的情感共鸣。影片将影视符号不断穿插在故事情节中,通过多次暗示达到象征效果,从而使观众获得认识、感受情感、形成联想、感悟思想,映射了整个主旋律电影类型。可见,今后在进行主旋律电影的突破与创新时要守住它的核心精髓———“类型符号化原则”,在“守正”的前提下进行创新。

(三)《我和我的祖国》叙事情感“守正”

首先,电影表述“家国情怀”。该影片时刻通过移情与共鸣传达爱国情感,让受众产生共鸣。移情是指“主体在对待外界客体时,将无生命的物体看成是有生命、有感觉、有思想,甚至是有感情的事物,而主体本身也受到这种错觉的影响,与客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8]。“它以客体的审美特征同主体的思想、情感相互契合为客观前提,以主体情感的想象力、创造力为主观条件,是对客体行为的拟人化与主体情感的客体化的统一,是审美认同与情感共鸣的心理基础”[9]。例如,《前夜》中将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一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瞬间;《回归》中同样利用了大型集会的魅力,将爱国情感的传达升至高潮;《夺冠》则将街坊邻居聚集在一起,以女排夺冠作为情感触发的关键,激发观影者内心的爱国情感、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可见,影片中的7个故事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艰苦创业史串联起来,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普通人与伟大祖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瞬间。

其次,电影表达“历史记忆”。该影片每个篇章都在构建共同的历史记忆,《前夜》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的讲话和开国大典的盛况,《相遇》中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人群欢呼,以及《回归》中的香港回归仪式都让观众“亲临”历史大事件现场,最大程度唤起观众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感。

总之,该影片通过书写国民的“家国情怀”,唤起了人们对新中国成立70年间共同的“历史记忆”,让观众产生移情与共鸣,主动将自己带入到历史大事件中体会这份爱国情怀。

三、创新:《我和我的祖国》的脱颖而出

《我和我的祖国》成功将主旋律电影的政治化与电影市场的商业化完美结合,去除扁平无味的教化,呈现更多满足观众审美趣味、情感需求、电影工业美学特色的内容。同时,巧妙运用创新原則,将叙事模式碎片化、叙事视角平民化、人物塑造立体化,让镜头描写细节化、叙事手段多元化、技术阵容丰富化。

(一)叙事模式创新

该影片首次采用“多位导演共同创作”的碎片化方式:集结了7位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著名导演,截取了7个宏伟的历史瞬间,以短片集锦的方式完成了对祖国70年浩荡历史的书写与回望,将相互分离又存在微妙关系的分段式篇章汇集成了一幅全景图。“历史片段不再以时间的历时性建构,而是在相互区别的空间展开,扁平化、背景化的历史成了无本质差异的当代史”[10]。另外,该电影一改传统主旋律电影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性和立体感,仅仅依靠重现历史事实和其本身的主题优越性来吸引观众的弊端,巧妙与类型片发生融合,顺应了电影市场以及受众的审美趣味、情感需求,成了受众狂热追捧的对象。

(二)叙事视角创新

以往我国主旋律电影多凸显近现代革命、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建设中英雄人物、革命伟人的所作所为,例如,《周恩来》、21世纪的“建国三部曲”等。而《我和我的祖国》将镜头视角拉低,聚焦于日常生活中普通个体的命运变迁,用平民视角去发现并传达架构在故事情节之上的主流价值观,摒弃传统意义上刻板的宣教形式,更能引起受众共鸣。在人物塑造上,《我和我的祖国》规避传统主旋律电影“高、大、全”的人物滤镜,用立体化的人物形象丰富故事情节,化完美伟人形象为略带“瑕疵”的普通人,让叙事视角更多元化、立体化。

(三)叙事手段创新

在镜头上该影片并非着重笔墨于对大型场面、现场气氛、情感表达的描写,而是着重于对故事情节本身以及叙事细节的刻画。历史大事件仅为叙事背景,国民日常生活情节才是故事核心。截取的7个历史瞬间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真实事件,如若照本宣科地进行大场面描写,必然显得过于无味,“化熟悉于陌生”便是该影片真正的过人之处。

另外,网络技术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为影视行业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CG动画技术、VR、AR技术以及三维、合成等特效的运用令电影事业大放异彩,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喜人成绩也必然少不了先进影视技术及创新叙事手段的加持。除此之外,该影片巧妙地利用了明星效应,52位国内知名演员和景海鹏、陈冬两位航天员的参演,以及7位优秀导演,共同形成了“名导+明星”强强联合的创作模式,成功让该影片又吸了一波“粉”。

四、《我和我的祖国》“守正”与创新的结合

据研究发现,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离不开其对于主旋律电影核心精髓的“守正”,也离不开其在叙事模式、叙事视角、叙事手段方面的创新。因此,将“守正”与创新巧妙结合,才是该电影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叙事主题“守正”与叙事模式创新相结合

1.与叙事模式“碎片化”创新相结合

科技的创新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促使人们步入碎片化、快捷化的时代。与耗时耗力的长视频相比,省时精致的短视频更加讨喜。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牢牢抓住受众审美上的变化,给电影时长做减法,顺应融媒体时代“短、平、快”的媒体传播特征。该影片由7个故事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平均只有20分钟,虽集结了7位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著名导演,截取了7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大事件”,但这看似背景不同、风格互异、故事又相互分离的分段式篇章却统一于“主旋律”这一叙事主题之下[11]。每一个故事都由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改编,虽然短小,却不失深意,带领受众一同唤起脑海深处的共同记忆,时时刻刻将“主旋律”融入到主题叙事中,让每一个“我”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2.与叙事模式“多元化”创新相结合

新时代语境下电影产业更加趋于市场化、商业化,而受众的审美也开始趋于娱乐化、多元化,形式多样的类型片票房蒸蒸日上。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却做出转型,努力在“主旋律”这一大主题之下与类型片巧妙融合,借助类型片的叙事手段、情感渲染来丰富、升华影片内容,其核心主题一直未变,叙事模式却在不断丰富。例如,《相遇》中融入了男女主人公的悲惨爱情,延续了张一白导演一贯的爱情电影表现形式;徐峥导演的《夺冠》也保留了其一贯的喜剧风格;薛晓璐导演的《回归》延续了其温婉的人文气质;《白昼流星》中,陈凯歌导演则再现了他的寓言式叙事风格;文牧野导演的《护航》则以超高工业水准的完成度,展示了当代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人民解放军的飒爽英姿[12]。

(二)叙事符号“守正”与叙事手段创新相结合

1.与拍摄方式“细节化”创新相结合

枪林弹雨的战争场面、浩浩荡荡的行军队伍、波涛汹涌的大江大河、庄重严肃的会议场面等,这些都是先前主旋律电影为营造气氛、书写故事、抒发情感而采用的符号化镜头描写,它们确实具有一定的作用。例如,该电影篇章《前夜》《回归》《相遇》中均有众人集会升国旗的情景,它将一个国度最有仪式感的瞬间与“国家形象”IP这一符号相结合,让情感传达升至最高点。

然而,在电影艺术已然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各种优质类型片频频跳出,单一的大场面镜头描写只会增加主旋律电影的扁平化,让受众缺乏较高兴趣,作出不买账的行为。因此,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遵守符号化表达“守正”的前提下,選取历史洪流中的精彩瞬间并将其放大,注重故事情节本身以及叙事细节的描写,而不是历史事件的完整表达。例如,《前夜》中采用“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拍摄手法,时间紧凑、分秒必争,带领观众一起进行“开国大典”倒计时;《相遇》中借助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为国家科研事业与女友三年没有见面,突出了在祖国面前为“大家”舍“小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北京你好》中市井小市民从炫耀“2008年奥运会门票”到将门票送给汶川地震遗孤的整个内心活动,这些都体现了该影片对叙事情节的重视。

2.与技术阵容“丰富化”创新相结合

该影片通过国旗、国歌、北京天安门、敬礼等象征符号将受众与祖国联系起来,激发受众内心的爱国情感与民族自信心,同时对他们的价值观以及个人品格进行重塑;用略带韵味儿的书法字连接7个故事,充分发挥了电影符号在抒情达意方面的高效性。

另外,由于技术的落后,最早的“红色电影”多为黑白写实影片,缺乏具有创意的“蒙太奇”表现手法,更没有各种炫酷的影视特效。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一改以往单一的镜头描写方式,同时采用“名导+明星”的阵容模式,并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上映,实现符号表达“守正”与技术阵容创新的强强联合。

(三)叙述情感“守正”与叙事视角创新相结合

1.与叙事视角“平民化”创新相结合

英雄伟人叙事视角具有很强的距离感,受众会认为能够为祖国做贡献的,能够被历史所铭记的仅仅是少部分极为优秀的“伟人”,普通人很难有所作为,因此也就难以产生自我代入感和情感上的同频共振。而该影片将视角聚焦于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凡的普通人,将历史大事件后置为叙事背景,采用“大事件+小人物”的模式进行平民化叙事,用平民视角去抒发主旋律爱国情感,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对观众进行灵魂熏陶。

无论是《前夜》中为1949年“开国大典”鞠躬尽瘁修理电动升旗装置的工程师林治远、《相遇》里参与1964年原子弹爆炸工作的普通科研工作人员高远、《回归》中为1997年香港回归而默默奉献的香港警察与钟表匠华哥,还是《护航》中为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护航的女替补飞行员吕潇然等,这些电影中各行各业的“小人物”让观众通过自我想象与投射找到归属感,从而将自身形象主动代入电影角色,完成了对自我认同的建构,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与民族自豪感,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内在的重塑。

2.与人物塑造“立体化”创新相结合

“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这些扁平化的人物塑造未免过于极端,使得电影美化痕迹过于严重,缺乏现实感,不利于主旋律爱国情感的传达。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化“高、大、全”形象为略带“瑕疵”的普通人,充分发挥“去政治化后的再政治化”[13]作用,让“立体化”的普通人,让平凡的“你、我、他”来弘扬爱国情感、传达主流价值观,共同书写历史新篇章。《前夜》中带有恐高症、执拗、会担心自己完不成任务的林治远;《北京你好》中爱吹牛炫耀、不靠谱却积极乐观的市井小市民张北京;《白昼流星》中思想与金钱一样贫瘠的流浪兄弟;《护航》中会抱怨自己只能做替补的女飞行员吕潇然,他们都是“不完美”形象的代表,也正是因为这其中的“不完美”才能与观众相贴近,才能更真实也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

五、结 语

从《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发现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新发展方向。作为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类型化影片的有机融合,该影片打破传统主旋律电影以重大历史题材为叙事中心的固有模式,积极迎合受众多元化需求,让主流意识形态以“去政治化后的再政治化”方式充分融入商业类型片中,最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主旋律电影是年轻一代思想教育的重要载体,它的创新与发展关乎祖国未来,关乎社会发展,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下找到主旋律电影的“守正创新”之道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黄统荣.中国良知,社会写实,精品意识[J].当代电影,1998(4):61-65.

[2] 唐朝.从《我和我的祖国》看国产主旋律电影发展新阶段[J].电影文学,2020(8):71-76.

[3] 钟雪,张海英.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叙事伦理[J].西部广播电视,2020,41(20):133-135.

[4] 毕航,姚啸宇.2014-2019年间我国主旋律电影对观众审美需求的关照[J].艺术评鉴,2020(23):160-163.

[5] 杨洁.浅谈主旋律电影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实践[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2):180-181.

[6] 刘佳佳.符号学视野下的新闻影像传播研究[D].湖南大学,2013.

[7] 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424.

[8]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597.

[9] 矫燕.情感的共鸣:外语动画电影译本中的移情解读[J].电影文学,2015(6):69-71.

[10] 刘雅.《我和我的祖国》:国庆献礼片的新探索[J].镇江高专学报,2020,33(2):107-109.

[11] 段文钰.参与和认同:《我和我的祖国》中的镜像认同和话语构建[J].视听,2020(8):83-85.

[12] 周达.《我和我的祖国》:家国情怀的个体书写[J].艺苑,2019(6):25-27.

[13] 李宁.主旋律电影的主体重构与美学新变———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3):198-205.

[责任编辑: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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