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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存在“强链”作用吗?

2022-07-25陈丹梁运吉

商业研究 2022年3期
关键词:作用

陈丹 梁运吉

内容提要:通过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差分GMM模型实证检验2007-2019年49个国家的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论证OFDI与FDI交互项的调节作用,并分析不同水平的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即具有明显的“强链”作用,但FDI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OFDI;OFDI与FDI的交互项显著为负,OFDI与FDI存在竞争与对抗效应,削弱彼此对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高低不同水平的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高水平OFDI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低水平OFDI组;低水平FDI组呈现显著促进作用,而高水平FDI组促进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地位;“强链”作用

中图分类号:F83059;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2)03-0072-08

收稿日期:2021-08-25

作者简介:陈丹(1987-),女,成都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梁运吉(1972-),男,黑龙江巴彦人,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财务绩效评价。

一、引言

全球价值链从本质上看是比较优势的去国别化,各国都可以依靠自身在价值链某环节的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当前,发达国家依靠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各类资源实现最优化的投资布局,集全球性生产网络、技术、管理和品牌等优势于一身,牢牢地把控了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则只能依靠劳动力与资源优势被动地接受贸易外包加工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等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引入FDI日益成为其最主要的方式,通过不断吸收、学习各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方式进入高附加值环节。由此可见,吸引FDI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一定的被动性,而实施OFDI则更具主动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各个国家都可以通过OFDI、FDI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处在大发展与大变革的敏感期,如英国脱欧、美国退出TPP、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性事件接连爆发,“逆全球化”浪潮伴随着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席卷而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掀起了“再工业化”浪潮,力争进一步夯实本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地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更加积极主动在全球布局OFDI,期望借此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契机突破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改变被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困境。中国提出重塑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构建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离不开FDI的有效利用,OFDI则是提升双循环发展质量的重要支撑。在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在双循环中的纽带作用,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显得尤为关键。由此可见,发挥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吸引FDI和发展OFDI的共同目的。虽然O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以及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内部化效应,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但是双向国际直接投资也存在着挤出效应和产业空心化效应等负面影响,导致一国经济发展受限。也要关注OFDI与FDI之间可能存在的竞争和对抗效应,一国大量输出OFDI可能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影响本国产业吸收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抑制产业升级;过度引进高科技FDI则会形成依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研发。因此,为进一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有必要深入探讨双向国际直接投资是否真的存在“强链”作用,同时探讨两者的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这对处在变革中的全球价值链,以及对各国日后实施OFDI以及引进FDI方面有着重要的指示性。

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数据库(ADB数据库)中2007-2019年49个国家①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差分GMM模型实证检验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作用。同时,分析不同水平的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异质性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学术界认为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大重要因素分别是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其中国际投资日益成为主要影响因素。白光裕和庄芮(2015)[1]指出国际投资是推动全球价值链构建的重要引擎,其中引进FDI是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有效途径,OFDI则是一国或地区主动布局全球价值链的关键举措。可见OFDI与FDI对全球价值链都有一定的影响。

关于FDI促进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周彩红(2009)[2]认为FDI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向高价值链环节延伸,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Eva(2005)[3]通过捷克共和国的数据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张鹏杨和唐宜红(2018)[4]的研究认为FDI可以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进而提升一国在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关于OFDI促进全球价值链的研究,Giuliani等(2005)[5]研究证明拉美国家的OFDI与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呈显著正相关。刘斌等(2015)[6]分析了我国OFDI通过“边际产业转移”和“逆向技术溢出”等效应推动企业产品升级与功能升级。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7]研究发现企业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有积极影响,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余海燕和沈桂龙(2020)[8]利用国家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

但是,部分学者也指出FDI或OFDI对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不能一概而论。例如,郑丹青(2019)[9]采用中国微观企業数据,研究发现投资于不同地区的OFDI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投资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强的升级效应;尹东东和张建清(2016)[10]通过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指出现阶段我国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尚未显现;FDI的影响方面,李强和郑江淮(2013)[11]认为FDI对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存在明显行业异质性,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则影响不显著;Herzer(2012)[12]研究发现受国家干预、商业自由度等因素影响,FDI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地位提升呈负向影响。

从上述的文献梳理可知,关于OFDI或者FDI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结论仍存在争议,且大都关注两者单独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近期少数学者开始将双向国际直接投资放在同一个有机框架,例如,张林(2016)[13]利用我国省市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论证了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但这些关于双向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基本都是行业或省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较少有学者从跨国宏观面板数据研究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同时,虽然这些学者将OFDI与FDI统一到一个研究框架,但却并没有探讨OFDI与FDI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的影响。

(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研究

关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海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最早由Hummels等(2015)[14]提出“垂直专业化”指数(简称VS指数)测算全球价值链地位,随后演变出VS1和VS*等测算指标,但该方法严格的“等比例”假定②使其使用受到限制。随后Koopman等(2015)[15]将一国产品价值的增加值进行了分解,利用本国出口又被第三国间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出口的比例减去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的比例来测算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这一测算方法在分解产品增加值的基础上测算全球价值链地位,更加全面和准确,但却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部门或该国家接近于上游或下游,并不能准确反映一国或部门在全球价值链的具体位置。Antras等(2012)[16]等利用产品生产到最终需求分别测算了上游度,两者测算结果具有一致性。Miller和Temurshoev(2015)[17]基于平均传递步长推导测算了上游度和下游度指标,并论证了其与上游度指标具有等价性。但当同时利用上游度和下游度测算某一个行业时,该行业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上下游地位却完全不同,因此,单独使用上游度或下游度作为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代理变量受到较大质疑。

为了消除上、下游指标测算不一致问题,Wang等(2017)[18]按照生产要素在增加值中经历的次数定义了一个全新的“生产长度”概念,并通过测算前向生产长度与后向生产长度的相对值来衡量GVC地位的相对指数。利用前、后向生产长度比值作为衡量指标,相较于单一的上游度和下游度指标,可以更好地刻画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效应和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与既往研究的区别:(1)将OFDI与FDI统一到一个框架,基于跨国层面的实证数据集中研究了金融危机后双向国际直接投资的“强链”作用;(2)探讨OFDI与FDI交互项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的影响,实证检验了交互项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负向调节作用,证实OFDI与FDI发展不协调会削弱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FDI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FDI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缓解资本或者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融资约束上,一方面FDI流入为处在价值链高端的技术或资本密集型行业提供了丰裕的资金,还进一步缓解了行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创新技术研发,推动产业价值链提升。第二,FDI流入在工艺流程、产品升级以及链条升级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国内产业通过学习效应和示范效应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促进东道国的劳动力优势向资本和技术优势转化。

但也有不少学者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持怀疑态度,认为大量FDI流入可能会导致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借助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廉价劳动力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并获得一定的利润,非常容易触发发展中国家强调劳动力资源赚取利益的短视行为,进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同时,还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拿来主义”倾向,放弃投入大量资本进行技术研发谋求产品价值链升级,长期以往将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难以摆脱价值链低端。就算发展中国家未落入“短视行为”和“拿来主义”陷阱,不断汲取FDI的技术溢出谋求价值链升级,极有可能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品牌控制,不断挤压发展中国家的攀升空间,导致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受阻。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FD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球价值链提升,具有“强链”作用。

假设1b:FDI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抑制全球价值链提升,FDI不具有“强链”作用。

(二)OFDI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价值增加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是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重要途径。一方面,OFDI通过并购可直接获取当地先进技术,通过建立研发机构和子公司等方式近距离接触东道国的研发机构和技术人员,既可以规避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又可以学习和模仿先进技术,加强科研人员交流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另一方面,OFDI通过在他国布置生产基地,更加靠近消费者,优化营销模式和售后服务,进一步占据当地市场销售网络,扩大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实现产业附加值增加,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而通过OFDI可以转移国内的一些低端环节产业,集中国内资源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可进一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但有的学者认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水平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它受本国劳动力资本、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等的影响,可能导致国内无法吸收OFDI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另一方面,OFDI企业还可能面临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极力压缩OFDI企业的技术提升空间。同时,OFDI带来的短期效益会使企业忽略研发创新的重要性,陷入技术依赖效应,反而不利于企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OFDI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球价值链提升,OFDI具有“强链”作用。

假设2b:OFDI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全球价值链提升,OFDI不具有“强链”作用。

(三)OFDI与FDI交互项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一国OFDI不断增加,国内投资会相对减少,国内产业升级换代面临资金约束,使得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作用无法被国内吸收,影响全球价值链升级;反之引入FDI增加,一方面会挤压国内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对FDI的溢出效应形成依赖,导致国内不愿意花大量人力和物力去吸收和学习OFDI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全球价值链升级,进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可见,当FDI与OFDI规模不断扩大时,两者之间可能逐渐显现出竞争与对抗效应,将抑制全球价值链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OFDI与FDI之间可能存在竞争与对抗效应,削弱彼此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

四、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研究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同时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构建如下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GVC_posit=α0+α1TWFDIit+βXit+ηi+vt+εit(1)

GVC_posit=α0+α1GVC_posit-1+α2TWFDIit+βXit+ηi+vt+εit(2)

其中,公式(1)和公式(2)分别是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GVC_posit和GVC_posit-1是指i国的第t期和第(t-1)期的全球价值链地位,TWFDIit是指i国第t期的双向直接投资,包括FDIit与OFDIit,Xit是控制變量,ηi和vt分别是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残差项。

(二)样本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GVC_pos),本文选用Wang等(2017)[18]的方法作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代理变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GVC_posir=PLv_GVCirPLy_GVCir(3)

其中PLv_GVCir是i国r部门基于前向联系的生产长度,即上游度指标,是中间产品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从初始投入到被最终产品吸收所经历的平均生产长度;PLy_GVCir是i国r部门基于后向联系的生产长度,即下游度指标,是进口中间品所包含的外国增加值从最初作为初始投入到被吸收成为最终产品的平均生产长度。

核心解释变量为各国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包括OFDI存量和FDI存量,相较于双向国际直接投资流量来说,存量更能反映各国双向国际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对两个核心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影响。同时,将OFDI与FDI的乘积作为交互项,分析交互项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以及对OFDI和FDI的调节作用。

此外,为防止出现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选择了表1所示的控制变量。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49个国家在2007-2019年的样本数据,运用Stata160进行了回归分析。为了克服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将核心解释变量和部分控制变量做了取对数处理。

从实证结果来看(如表2所示),OFDI、FDI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系数都显著为正符合假设H1a和H2a。模型(1)、(2)回归结果来看,在样本期OFDI每上升1%,母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可提升00066,FDI每上升1%,母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可提升00126,与张鹏杨和唐宜红(2018)[4]、余海燕和沈桂龙[8]分别研究FDI、OFDI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意味着OFDI或FDI增加可以显著提升母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起到一定的“强链”作用。此时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价值增加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及FDI的技术溢出作用、学习示范效应均起到主导作用,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呈现出正向促进作用,进而达到“强链”效果。

模型(3)则将OFDI与FDI统一到一个框架,研究了双向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并分析了双向国际直接投资交互项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OFDI与FDI同时增加1%,将分别对全球价值链产生0016和00236的显著正向影响;OFDI与FDI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意味着OFDI与FDI会削弱彼此对全球价值链的正向促进作用,抑制双向国际直接投资的“强链”作用,这与假设H3一致。虽然OFDI与FDI分别都能对全球价值链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两者交互项却彼此干扰,使得其符号与两者相反,这属于Cohen等(2013)[19]提出的对抗交互效应。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当各国的双向国际直接投资规模都足够大时,FDI与OFDI之间逐渐显现出竞争与对抗效应,FDI利用自身高效的生产效率与先进的管理经验不断掠夺东道国的资源与人才,侵蚀和挤压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抑制OFDI规模,影响其逆向技术溢出,阻碍全球价值链升级。同时,随着一国输出OFDI不断增加,国内投资会相对减少,国内产业升级换代面临资金约束,使得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作用无法被国内吸收,影响全球价值链升级;反之若引入FDI过多,一方面会挤压国内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对FDI的溢出效应形成依赖,导致国内不愿意花大量人力和物力去吸收和学习OFDI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全球价值链升级,进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OFDI与FDI出现对抗效应,削弱彼此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正向促进作用,减缓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地位与研发支出水平、贸易开放度和资源禀赋成显著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研发支出占GDP比例仅代表一国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并不能真实的衡量科研经费转化成高新技术投入生产的情况,故并没有带来正向的显著效果;贸易开放度越高,一国越容易从其他国家进口到所需的中间产品或者高科技含量产品,企业可能陷入“拿来主义”,放弃投入大量资本进行技术研发谋求产品价值链升级;资源禀赋越丰富,越可能单纯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而陷入低价值链生产环节,被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低端锁定”。另外,全球价值链地位与政府支出水平呈正相关,这是由于政府投入财政资本奖励,引导企业科研创新,则会极大的调动企业的科技转化率,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

(二)内生性检验——基于动态GMM估计法

关于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既控制了时间趋势又控制了个体效应,可以较好地解决遗漏重要变量问题;而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双向直接投资之间互为因果,即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到OFDI和FDI,本文采用差分GMM模型估计可以大大缓解这一内生性问题。同时,AR(1)拒绝原假设,AR(2)接受原假设,表明该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Hansen检验未拒绝原假设,表明所有工具变量有效。

从差分GMM实证估计结果(表3)來看,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都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且OFDI与FDI的交互项依然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这与上文的双向固定效应的结果一致,说明OFDI与FDI增加可以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强链”作用,再次验证了研究假设H1a、H2a和H3,表明结果具有稳健性。

(三)异质性研究

1高低不同水平的FDI的异质性影响

一国若因为本国所具有的资源禀赋或者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大量FDI,这意味着该国通过FDI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一定的被动特征。作为FDI投资国来说,在FDI初期为了使东道国的技术匹配自己的投资需求,不会抑制其全球价值链提升,但当FDI投入越多,投资国面临的沉没成本越大。为让东道国成为自身FDI的长期接受国,将其牢牢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因此,全球价值链地位可能因FDI的规模不同而产生不同影响。按照样本期内FDI的中位数将样本国分为高水平FDI组和低水平FDI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的模型(1)和(2)所示。

分组实证发现,高水平FDI组中OFDI、FDI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两者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但三者的系数都不再显著;低水平FDI组的实证结果与前文类似,OFDI与FDI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交互项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是,虽然东道国是被动接受FDI,但在FDI流入初期,借由FDI资金流入可以打破国内企业面临的资本约束,利用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同时国内企业借助FDI带来大量的技术溢出,不断提升自己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使得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高,而此时尚处于FDI流入初期,投资国实施技术封锁的可能性还较小。但是全球价值链大都由发达国家主导,具有强烈的逐利性,不会允许东道国那么容易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快速攀升。随着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断增强,投资国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或者技术封锁等来限制东道国从继续从FDI中获得相关技术溢出,导致FDI的正向促进作用进入瓶颈期,正向效果不再显著。

2高低不同水平的OFDI的异质性影响

与FDI不同OFDI是一国主动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也就意味着通过OFDI参与全球价值链更加具有主动性。因此受规模效应影响不同水平的OFDI可能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不一样的影响。一般来说一国OFDI规模越大,带来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也越大,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相应的,OFDI规模越小,逆向技术溢出带来的规模效益越少,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的影响越小。

本文按照样本期类OFDI的中位数将样本国分为高水平OFDI组和低水平OFDI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的模型(3)和(4)所示。从实证结果来看,两组样本国的OFDI、FDI依然对全球价值链呈现出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两者的交互项也依然会抑制OFDI和FDI的正向作用。但与低水平OFDI组相比,高水平OFDI组中OFDI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正向促进作用更高,且其交互项对OFDI与FDI的正向促进作用产生的抑制性更明显。这再次证明了前文假设H3,当OFDI与FDI发展严重失调时,会抑制OFDI与FDI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通过对不同水平双向国际直接投资的异质性研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在低水平OFDI与FDI组中,人力资本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是在高水平的OFDI与FDI组中,人力资本的系数则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是在OFDI与FDI初期,高效的人力资源更能将OFDI与FDI带来的正向促进作用转化为真正的生产效益,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当OFDI与FDI进入高水平时,只有当人力资本出现质的飞跃才有可能进一步吸收OFDI与FDI带来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作为任何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提升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与培训投入,因此后期OFDI与FDI的技术溢出能否被吸收转化为生产力,受一国人力资本的限制。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OFDI与FDI统一到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这一分析框架,利用49个跨国面板数据分析探讨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并分析OFDI与FDI交互项对全球价值链产生的调节作用,还分析了不同水平双向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具有明显的“强链”作用,但FDI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高于OFDI;OFDI与FDI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即OFDI与FDI显著削弱彼此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高低不同水平的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高水平OFDI组的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高于低水平OFDI组,且其交互项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的抑制性也更强;在低水平FDI组,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高水平FDI组的正向促进作用则不显著;人力资本在低水平OFDI组和低水平FDI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高水平阶段则呈现显著抑制作用。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切实发挥FDI与OFDI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正向促进作用。合理引进和有效利用外资,引导外资流向存在资金或技术劣势的行业,实现“行业高效利用外资——提升行业外资吸引力——高水平外资进入——进一步提升高质量外资使用”的良性循环模式,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同时,更加积极主动的通过OFDI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完善OFDI结构,充分发挥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加速国内产业价值链升级[20]。只有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吸引高质量FDI流入,鼓励多层次、多产业OFDI流出,才能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2)注重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避免两者发展不协调带来的负面效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同时,还需要摒弃以往重量不重质的国际投资思维,既不能盲目无选择的大规模引入外资,也不能无节制的对外输出OFDI,应重点关注和积极探索双向国际直接投资的协同互动模式。推动OFDI与FDI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充分发挥OFDI与FDI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正向促进作用,还可以提升国内外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生产率,进一步助推全球价值链升级。

(3)发展中国家需提升融入全球價值链的主动性,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防止被发达国家主导的FDI在价值链“低端锁定”。虽然FDI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具备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作为东道国毕竟属于被动状态,发展中国家应该以更加积极主动布局OFDI,不断完善OFDI结构,通过OFDI参与到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去,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价值链。尤其要重点鼓励一些技术寻求型OFDI,借助其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加快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4)中国应充分发挥双向国际直接投资的纽带作用,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重塑全球价值链参与格局。中国正处在“十四五”的关键期,应当充分发挥好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纽带作用。一方面,做好引进FDI的长期规划,以高质量的技术导向型外资为主,培育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动能,为参与外循环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还需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稳步推进沿线OFDI,向沿线国家转移相关产业链,不仅能加快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还能进一步发展沿线国家相关产业,强化外循环渠道、优化内循环结构,全面落实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注释:

①49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印尼、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沙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蒙古、荷兰、挪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国、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斯里兰卡、瑞典、泰国、土耳其、美国、英国。

②定比例假定即严格假定进口的中间品占国内生产的中间品比重等于进口的最终产品占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比重,这一假设方便了全球价值链地位计算,但不符合实际。

③限于篇幅,不再显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④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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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wo-wayForeignDirectIvestmentsHave“EnhanceChain”Effect?

——theMediatingEffectofTwo-wayForeignDirectIvestments

CHENDan1,LIANGYun-ji2

(1.SchoolofEconomics,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5,China;

2.SchoolofAccounting,HarbinUniversityofCommerce,Harbin150028,China)

Abstract:Usingthesampledataof49countriesinADBdatabasefrom2007to2019,thispaperempiricallyteststhe“enhancechain”effectandoftwo-wayforeigndirectinvestment(Two-wayFDIs)onglobalvaluechain(GVC)positionbythedualfixedeffectpanelmodelanddynamicGMMmodel.Inaddition,italsotestifiestheeffectsofinteractiontermsandtwo-wayFDIsatdifferentlevels.Theresultsshowthat:Two-wayFDIsdohave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withGVCposition,whicharethe“enhancechain”effects,butthepositivepromotioneffectofFDIishigherthanthatofOFDI;TheinteractiontermsshowasiginificantnegativeeffectofGVCposition,thatis,FDIandOFDIhavecompetitiveandantagonisticeffectsthatweakeneachother′scontributiontoglobalvaluechains;ThereareheterogeneouseffectsofdifferentlevelsofTwo-wayFDIsonGVCposition.Thegroupofhigher-levelOFDIshowsastrongerpositiveeffectthanthelow-levelOFDIgroup,low-levelFDIshowsasiginificantpositiveeffectonGVCposition,whilethehigh-levelFDIdoesnotshowanysignificanteffect.

Keywords:two-wayforeigndirectinvestment;globalvaluechain;“enhancechain”effect

(責任编辑:邹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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