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嘉格 周天乐

我国新主流电影是主旋律类型电影与商业化结合的产物，既坚持了主旋律电影的宣传功能又融入了商业化的传播元素，是新时代产业环境催生的产物，在收获票房的同时，更能完成价值观念的塑造。本文将以“我和我的”系列新主流电影为例，从影片类型、叙事结构、思想内核等方面探究主旋律电影主流化的因素。

一、消解传统类型：主旋律+喜剧复合型电影的探索

传统的主旋律电影侧重在叙事完整性、场面宏大性、人物英雄化等方面发力，将电影的价值塑造功能置于核心地位，影响了主旋律电影的力量与尺度。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电影艺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2002年，电影《英雄》出现在大银幕上，意味着中国电影开始向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此后，《云水谣》《集结号》《建国大业》等主旋律电影相继问世，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直至《战狼2》的爆火，既冲击了人们的视觉体验，又塑造了大国情怀，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国际舞台。2019年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将主旋律电影推向另一个发展高潮，影片一改单一的故事情节，讲述身边的平民英雄，既有对国家主题的激情抒发，又有小我的细腻表达，聚焦国内民生。

以“我和我的”系列为主的新主流电影一改传统主旋律电影的“说教式”形式，融入喜剧元素，是主旋律与喜剧相融合的复合型电影。喜剧片作为一种超类型，具备极强的类型融合度。主旋律电影与其他电影形态之间渗透与共融的趋势，意味着主旋律电影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变得更为复杂、多元，在给观众带来欢声笑语的同时，也给予观众笑中带泪的体验。《我和我的父辈》包括四个单元的内容，其中每一个单元的导演选择不同的喜剧演员，巧妙设置矛盾、误会、冲突，使主人公身陷囹圄，令挫折情境不断加强并以此形成喜剧张力。例如，《鸭先知》延续“囧系列”喜剧风格;《少年行》是典型的带有“开心麻花”风格的片段，未来时空与现在生活紧密结合，营造出欢乐的喜剧氛围。

二、改变单一叙事：拼盘式结构的延续

电影是叙事的艺术，意在“讲好故事”。“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一改往昔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采用拼盘式的非线性结构，《我和我的祖国》中通过七个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平民英雄的形象;《我和我的家乡》中通过五个不同地区的故事勾起了对故土的怀念。延续至《我和我的父辈》中，选择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及未来世界四个不同的时间段，讲述了父辈与子辈不同的故事。四个段落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每个片段都有自己独立的时代背景、情节设计、人物关系。每个电影片段凝结着导演不同的创作思路，但都指向同一个精神内核：奉献。这种奉献不仅仅是英雄走进平民生活，以微观视角切入，小我融入大我的家国奉献;更是传承的奉献，是代与代之间的奉献。这三部拼盘式电影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情怀的宏远支撑着拼盘式结构勾起观众的家国记忆，是线性逻辑支撑下的非线性故事情节。

电影采用拼盘式的叙事结构，符合当今观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以及短视频所传递出的美学特征。观众对影视剧作品有越来越高的期待值，倒逼导演运用更高质量的视听语言构成强大的视听效果。这种拼盘式结构让每位导演只负责自己的部分，在有效的时间里讲清楚事情发生的时代背景、人物层次，每个短片在有限的时间内调动所有的表达手法和技巧，把情感推向高潮后戛然而止，留给观众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三、营造欢乐氛围：喜剧演员的选择

人们天生拥有笑的本性，它与理性无关，是人们表达情感、解放天性的一种形式。

“人是‘引人发笑的动物’”，喜剧人物是由喜剧演员塑造的。喜剧演员的助阵带动着“我和我的”这一系列电影的票房率。反观传统的主旋律电影，从《建国大业》引领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建”系列开始，再到《十月围城》《辛亥革命》，这些主旋律电影侧重明星效应，选择很多有年龄跨度的明星阵容迎合不同年龄段观众的情感需求，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初步探索，但却使观众无法在短时间内分清每一个角色，等到电影结束了，观众才捋清每位明星所扮演的角色。

在《我和我的父辈》中，针对不同的故事内容，不同的导演各自选择了一些具有喜剧天赋的演员，他们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喜剧人”。一个光头、一个穿越的机器人、一个没有正调的老妈，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独特的造型元素，辅之以憨厚、机智的形象，加上导演对剧情的个性化设计，进一步放大了人物性格，突出了角色鲜明的特点，成功地让观众捧腹大笑。喜剧演员催化着文本语言的幽默性，喜剧效果推动“我和我的”系列电影被更多的电影观众所喜爱。

四、创新情感表达：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奉献精神是新主流电影中重要的精神内核之一。不同于個人英雄主义的表达方法，在“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中，传统的奉献精神被寓于崭新的情感表达方式之上，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表达视角，串联起从救亡图存到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启迪我们溯往思来，向史而新。

（一）代际传承的宏观表达

代际关系，指两代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代际关系既可以发生在家庭中，也可以发生在社会范围之内;前者是血缘关系下父辈与子辈的代际交换，而后者往往表现为社会范围内意识和价值的传承或革新。跨越代际关系、横贯历史时空的宏观表达方式是“我和我的”系列电影的突出特点之一。

在《我和我的父辈》中，代际传承主要体现在家庭范围内。吴京的《乘风》设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骑兵团，团长马仁兴和儿子乘风是一对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大敌当前，父亲含泪忍痛以爱子为诱饵，儿子也甘愿用自己的汩汩鲜血，铺就全村百姓的生路。抗战胜利之际，父亲怀抱着当年救下的孩子，他的名字，也叫乘风，这些无不彰显父辈与子辈之间生生不息的奉献精神和代代相传的革命理想。相较于《乘风》，《诗》更加朦胧缱绻，却暗藏着绵长的隐痛。奋战在航天一线的研究人员无法向孩子解释自己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唯有隐忍、压抑、逃避和善意的欺瞒，告诉孩子们“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平凡的渺小是伟大的开始”，鼓励他们延续着父辈无声却又伟岸的航天事业。而到了《鸭先知》的篇章，父亲尽管在生活的戏弄中四面碰壁，但他机敏灵活、执着不懈，最终凭借着自己先锋的头脑，成为中国第一支商业电视广告的创作者。他的儿子也在父辈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滋养下成长，成为行走于时代前沿的建筑设计师。《少年行》的存在，给这部影片插上了直通未来的翅膀。篇章中的“父亲”，不再是真实的人类，而是从2050年穿越回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他用略显青涩却真挚动人的爱，弥补了少年小小幼年丧父的人生遗憾。他教育小小：“五千次的失败才有了我”，他鼓励小小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进步。于是长大后的青年小小创造了“父亲”，实现了数代科技工作者毕生追寻的梦想。

《我和我的父辈》中的四个故事，书写着截然不同的离合悲喜，却传递着同样的价值内核，展现了奉献精神在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传承与弘扬。同样，奉献与传承也始终贯穿着整个“我和我的”系列，突破了血缘的框架，在社会范围内成为一个更加宏大的命题——一代代中国人民的接续奋斗。正如女排精神、抗疫精神、红船精神、抗战精神等精神谱系的传承和弘扬，“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中的奉献精神体现在一辈辈华夏儿女前赴后继的使命与担当中，体现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传承和赓续中，凝练成当下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家国同构的微观载体

奉献、牺牲、爱国主义等伟大的精神价值，始终是主流电影的情感落脚点。而在“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中，这些宏大的叙事，均以家庭为微观载体，有效减小了对情感传达的削弱作用，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在《乘风》当中，父子之间“相看两厌”，却拥有同样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情怀。一切无法言说的爱意都在儿子牺牲的最后时刻，化成了父亲抑制不住的眼泪，砸在观众的心上。《诗》里的父母，在肩负着国家使命的同时，也承担着养育儿女的责任。他们用自己沉默的付出，维系着家庭的温度，为国家的航天事业筑梦，也为后辈书写着不可湮灭的传奇。小家的牺牲成全了国家的昌盛，悲剧的表面之下，实际是崇高的构建和信仰的坚守。相对而言，《鸭先知》和《少年行》的氛围就活泼很多，没有肉体的毁灭，却也能传递意义的深邃。赵平洋是一个不太完美的父亲，他虽然机敏创新，却也有着小市民般的斤斤计较。在面临产品滞销、夫妻关系破裂的压力时，是家庭的支持、包容和信任让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境，最终迈向成功的彼岸。“机器人”的意外到来为“科学少年”组建了一个完整的家庭，让他体会到了“父亲的力量”。是家庭的教育、启迪和托举让他在科学的道路上扬帆起航，实现了年少时期的梦想。

无论是《我和我的父辈》，还是其他两部影片中的故事，都是将焦点置于“小家”之中，将情感落在“大国”之上。扶贫反哺的“家乡”篇、与国偕行的“祖国篇”，都把握了“国是千万家”的精神内核，利用家国同构的微观载体，展现出小家庭的大局意识和砥砺坚守，传递出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家国认同和集体意识。

（三）平凡人物的微观视角

除了以家庭为载体，“我和我的”系列影片也坚定不移地关注平凡人物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将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寓于国家发展的宏伟征程中。

《乘风》中的父子及其所在的骑兵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千千万万英雄志士中的冰山一角，他们骁勇善战、忠贞不贰，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忘死的爱国情怀。《诗》将目光转向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中国，科研条件简陋，防护设施缺乏，一切科研成果都是奋斗在一线的科研人员用血和泪孕育出来的。《诗》的苦难，是千千万万科研工作者的苦难;《诗》的伟大，也是千千万万科研工作者的伟大。《鸭先知》将镜头定格在改革开放年代，父亲的机敏、试探、坚持是无数个被时代浪潮裹挟的父辈的缩影。面对无数的新鲜事物、无数的机遇挑战，平凡的他们用开拓创新的思维和勤恳踏实的态度，助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成功的一步，为后世留下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少年行》从现在出发，将脚步延伸到未来，热爱科技的小小和他的親生父亲，都是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代表。他们也曾迷茫、也曾痛苦，却仍然在历经失败和磨炼之后不离不弃、坚守梦想。

同样，该系列中的所有故事都分别设置在中华民族栉风沐雨的特殊时间节点，透过特定历史背景下平凡人物的悲欢离合洞察时代的主题。从微观角度出发，不仅能将宏大空洞的叙事转化为观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增强影片的代入感，也暗含了一个真理：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一个群像化的符号，这个符号既包含了叱咤历史舞台的伟人，也包含了平平无奇的小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平凡不等于平庸，即使是渺小的尘埃，也能绽放出光和热，谱写祖国未来的蓝图。

五、结语

新主流电影为传统的主旋律电影指明了方向，我国新主流电影在题材的现实性、形象的立体性、视听语言的艺术性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但是新主流电影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小觑。本文基于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提出一些改进方案：第一，要注重题材的多元化融合。新主流电影与喜剧片相融合是不错的尝试，但在体育片、现代都市题材剧情片的融合方面可以探索。第二，要立足中国本土文化，置身信息化发展的漩涡，要勇立潮头，进一步书写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完成主旋律电影的主流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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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嘉格，女，本科在读，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研究方向：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周天乐，女，本科在读，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研究方向：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责任编辑 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