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天民我国防原医学主要的开拓者之一，曾任第三军医大学校长、中华医学会创伤学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委，现任陆军军医大学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委、全军复合伤研究所名誉所长。1996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同年被总后勤部授予“科学技术一代名师”称号。

岁月如梭，思绪万千。95 岁之际，我对从事的“防原医学”（核伤害防护医学）进行历史回忆、思念，对未来发展作些思考建议。

1954年，我国在广西发现首块铀矿石。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研制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决策，并部署相应工作。从此，卫生系统启动、开创了放射医学的研究。1958年，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主持在石家庄召开我国第一次放射医学会议，我有幸参加并作初步研究的放射病理报告。我国利用大气层核试验的有限时机，进行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核试验动物效应医学研究，这次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均超过美国和苏联。效应试验动物为人类作出牺牲，使人类得以真切认识和掌握核武器的杀伤作用，研究救治和防护而服务于人类。我国卫生系统广大参试人员在20 多年里，20 多次进入戈壁滩，克服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经历核试验诸多风险，艰苦卓绝，刻苦钻研，体现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研究真实核武器所致真实核损伤，当时难得，今后也不会再有，无比珍贵。取得的重大成就使我国防原医学实现了质的飞跃，为建立和发展我国自己的防原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核试验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研。对高本底地区的流调促使低剂量效应的深入研究。对下风向广大地域的流调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示，我国核试验对下风向地区没有造成危害。这些重大科学实践都载入了我国放射卫生的史册。

长年来，我国防原医学、放射医学的科学研究院所、疫控中心（包括国家、省市、军队CDC 系统）、医科大学、军医大学等部门深入研究发病机理、救治技术、防治药物，救治事故患者，制定防护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就，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纵观态势，我国的防原医学仍然任重道远。核大战打不起来，但不能完全排除未来战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发展核电是我国的国策，前提是确保核安全。为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加强研究，做好处置突发事件的准备。在这方面，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

我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与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结合，充分运用现代生命科学理论技术，力求取得理论机制的突破和救治能力的跃升。

为应对突发群体伤员的重大事件，建议有关部门建立平战结合、寓战于平、平急转战的体制机制。一旦需要，相关部门能够快速高效响应，进入现场，包括放射性沾染区，实施现场抢救、早期救治、后送治疗等系列举措。建议组建以救治技术为基础、卫生装备药物为保障、卫勤组织为指挥的综合救援体系，提高群体救治效能。

我们既要研究单一伤，特别要突破大剂量放射病的治疗，同时要重视研究复合伤。核试验结果表明，发生多、伤情重、救治难的复合伤是核伤害中的“头号杀手”。发生严重核事故时，核泄漏往往会并发爆炸、火灾，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当场死亡和急速死亡的多为复合伤。

我们的学科和科技人员，既以历史成就而自豪，更为今后重任而奋发。立志珍惜过去，着重现实，开创未来，努力为我国铸造“医学核盾”奉献智慧和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