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燕 肖奚强

摘要：对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字的国家和地区而言，科学保护和发展各民族语言文字，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于培育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基于粤北连南瑶族自治县三个瑶族聚居村寨母语使用状况的调查数据，构建多分类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对世居少数民族语言保持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孩童时期最先习得是母语保持的前提，家庭域是少数民族语言得以延续的重要保证，交际域规定和影响着少数民族语言保持效果;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可以并举共进，积极推广普通话不是侵蚀少数民族语言的必然因素。

关键词：瑶族;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母语保持

中图分类号：H0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3-0173-007

一、问题的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主线，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关键环节。语言文字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基础之基础，同时科学保护和发展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是增强国家认同，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然要求。因此，深入调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探究民族语言保持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语言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小语种、少数民族语言等弱势语言都面临着活跃度低、使用人口老化、濒危甚至传承中断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广泛开展了濒危语言研究，语言濒危已成为中国在内的全球性问题。中国早在2015年就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以下简称“语保工程”），旨在对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等弱势语言或即将消亡的语言展开调查研究，但由于中国现有的130种民族语言生存状态与活跃程度各有不同，使得制定更具针对性地保护民族语言的措施还存在较大困难。根据最新“语保工程”设计的语言调查和活态数据采集的结果，作为濒危语言的一种，瑶语族系的语保布点尤为稀疏。[1]这也表明现阶段我国对瑶语语言资源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仍存较大欠缺。

语言濒危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母语保持渐趋成为语言学、民族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国外学者（Fishman，1980[2];Tannenbaum&Berkovich，2005[3]等）研究认为，语言教育及习得对少数民族母语保持具有重要影响。邓佑玲（2003）认为，保持少数民族母语能力是一项系统性课题，涉及语言选择、语言使用动机、语言态度、语言认同等因素，“单纯依靠教育，或者通过丰富词汇等手段尚不能达到扩大少数族群语言使用范围的目的。”[4]丁石庆（2008）认为，影响少数民族语言保持的主要因素有人口使用数量和密度、传统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婚姻观、母语观和文化观等。[5]作为少数民族母语使用的关键，语言传承也是研究母语保持的重要内容。郝亚明（2011）认为，民族居住的空间格局建构了民族母语传承条件，而日常生活使用直接决定了民族母语的有效传承。[6]陈保亚（2013）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家庭学习模式是民族母语保持并传承的最后堡垒。[7]88 张宏玉（2013）研究了学校教育对民族母语传承的影响。[8]卢香宇（2012）等讨论了城镇化与语言传承的关系。[9]Dulay&Burt（1979）[10]、张梅（2009）[11]等人的研究表明，双语教育对民族母语保持传承具有重要影响。

纵观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母语保持论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对宏观或中观（区域）层面的少数民族母语保持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作了一定梳理，但这些相关研究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一是，当下研究关注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样本较多涉及我国西部或西南地区，如丁石庆（2009）[12]、尹小荣（2013）[13]、黄兴亚（2018）[14]、李志忠（2021）[15]等学者对内蒙古的达斡尔族、锡伯族，云南的独龙族、纳西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的研究，学界对瑶族尤其身处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语言情况比较复杂的粤北瑶族语言保持传承研究还很鲜见。二是，当下研究对少数民族母语保持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宏观理论探讨或微观案例性分析，定量研究多局限于双因素的统计分析，方法略显单薄。比如众多学者都提出“家庭是母语传承的关键”的观点，但未能提供有力的实证数据支持。三是，当下研究对影响少数民族母语保持的因素如何作用于母语能力保持的过程、途径或机制抽绎提炼不够，对中国多民族背景下当代民族母语样态及模式的研究不深，甚至存在某些不够科学的观念解读，比如片面地将普通话推广与少数民族母语保持之间的矛盾局面扩大化。因此，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母语保持的研究需要更加立体和细微，需要在宏观、中观视角下对其进行从趋势性研究过渡到微观层面的案例探讨和剖析。

基于此，本文选择粤北连南瑶族自治县三个瑶族村寨为样本，进行大量实地调查，从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四个方面对瑶族民族语言的使用现状进行描述，并运用社会统计实证模型，结合更多影响少数民族语言的可能变量进行定量分析，以期揭示世居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母语保持的语言生态、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以丰富少数民族语言保持经验研究的案例与素材，进而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持与发展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二、调查情况

瑶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民族语言分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苗语支和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其中，位于广东省西北部的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的排瑶聚居地，连南排瑶所使用的语言是苗瑶语族瑶语支勉语藻敏方言的重要代表。连南世居民族主要有瑶、汉、壮族，全县常住总人口为134691人 ，汉族人口为57063人，占42.37%，各少数民族人口77628人，占57.63%，其中瑶族人口75997人，占56.42%。（1）连南排瑶人口最多，占连南瑶族人口 94% 左右，余下少部分則是过山瑶。连南境内使用的语言除了瑶语，还有过山瑶使用的勉语、汉族使用的客家话（寨岗话）（2）、三江话（3）及普通话等。本文选取连南瑶族自治县的油岭老排村、南岗村、塘冲村三个排瑶聚居村作为调研对象。油岭老排村是相对封闭保守的瑶族聚居村落，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是被学界公认的排瑶典型代表。南岗村是处在旅游开发影响下的瑶族聚居村落，其南岗老排自然村（南岗千年瑶寨）是被誉为“中国瑶族第一寨”的国家4A级景区。塘冲村是地处县城的瑶族聚居村落，该村有些自然村落与汉族自然村落毗邻。因此，从经济发展以及开放程度等宏观因素来看，本研究选取的3个调查对象是我国瑶寨三个相对递进发展的典型样本，对该地区少数民族瑶族母语保持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特点以及成因，从而为制定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本课题组共10人组成，考虑到少数民族母语的特殊性，课题组调查员均为来自连南瑶族的在校大学生，母语瑶语和普通话皆熟练。调查采取随机入户、分层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每份问卷由调查员与受访者进行一对一式访谈。调查于2019年7月至8月开展，调查总共获得有效问卷513份。其中，油岭老排村、南岗村、塘冲村的样本量分别为170个、170个和173个，各占33.1%、33.1%和33.8%。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女性样本量分别为251个和262个，各占48.9%和51.1%;从年龄分布看，青少年（14—34周岁）样本量为168个，占32.7%;中年（35—54周岁）样本量为167个，占32.6%;老年（55—75周岁）（4）样本量为178个，占34.7%。可见，本文调查对象的样本数量、性别和年龄分布比例相当，基本符合调查要求，确保了问卷调查的信度。

三、瑶族聚居村寨民族语言保持的现状分析

本文首先对连南瑶族民族语言听说能力进行了统计性分析，然后结合斯波斯基（2018）的语言政策三成分理论[16]7，分别从语言态度、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三个维度对瑶族民族语言即瑶语使用情况进行研究。

（一）语言能力

采用李克特（ Likert scale）五级区分量表，本文将受访者瑶语的听说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完全能听懂/能熟练交谈”“基本能听懂/基本能交谈”“仅能听懂一些日常用语/仅会说一些日常用語”“基本听不懂/基本不会说”和“完全听不懂/完全不会说”。最高等级“完全能听懂/能熟练交谈”取值为5，最低等级“完全听不懂/完全不会说”取值为1。

调查结果表明，瑶族居民普遍具有较强的瑶语听说能力。“能完全听懂”和“能熟练使用”瑶语的受访者有494人和497人，分别占96%以上;“基本能听懂”和“基本能用瑶语与人交谈”分别有18人和15人，平均约占3%;“只能听懂一些”和“仅会说一些日常用语”仅有1人，该受访者17岁，从4岁上幼儿园开始就常年不在当地生活。

为了进一步综合测度连南瑶语能力状况，本文按照水平高低依次对上述五级指标赋值“5、4、3、2、1”，并进行加权处理。经测算，受访者瑶语的听与说指标的平均值为4.96。这说明，连南世居少数民族瑶语的听力水平整体处于“完全能听懂”和“基本能听懂”之间，瑶语说话水平处于“能熟练交谈”和“基本能交谈”之间。由此，本文认为，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背景下，连南世居瑶族的母语目前仍然具有较强的语言活力，其母语保持属于稳定使用型。

（二）语言态度

语言使用的客观环境对于一个民族或集团的母语使用会有很大的关联，但是母语使用人的主观态度及语言心理关系往往会对其语言实践产生更大的作用。语言态度是说话人对某种语言的评价，包括情感性、功能性和认知性三个方面（戴庆厦，1993[17];游汝杰，2004[18]）。本文分别以“好听”“亲切”指标来衡量说话人对语言的情感性评价，以“有用”指标来衡量功能性价值，以“容易”指标来衡量认知性价值，并对每一个指标采用李科特五度量表，从1到5逐渐上升依次赋分为“很不”“不”“一般”“比较”和“很”。

通过对语言态度指标进行统计发现，功能性评价即“有用”指标值得分最低，其均值仅为4.21，而连南世居瑶族对瑶语的认知性评价和情感性评价普遍偏高，分别为4.66和4.45。这表明，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连南世居瑶族对母语瑶语功能性的认识有所下降。这为未来从根本上保持瑶族的本族语言意识提出了方向，即要赋予母语瑶语更多的社会功能，才能培育持续、深层的语言情感及语言保持的动机。

进一步，本文结合“对瑶语的发展前景的看法”指标来具体探讨受访者对瑶语功能性的认识，该指标涵盖“有很大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发展”“任其自然发展”“不久的将来不再使用”“不确定”等五个细分指标。经统计可知，研究群体中对瑶语持“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观点的人数占比率最高，约为66.9%，这表明半数以上连南世居瑶族居民对本民族母语的未来发展保持具有信心。但值得注意的是，瑶语作为母语的主体地位也受到不小影响：数据显示，只有约13.6%的受访者认为瑶语具有很大发展前景，而对瑶语未来前景持“不确定”和“不再使用”观点的人数占比达9%左右。综合来看，瑶族居民对瑶语的功能性还是具有较为客观的评价，同时也进一步佐证了前文瑶族居民关于瑶语功能性认识下降的研究结论。

（三）语言管理

语言管理是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选择的方法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16]7语言管理有显性的、有意识的，比如政府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也有无意识的简单干预或语言选择，比如家庭中父母长辈的语言启蒙，即使管理者本人没有意识到。家庭域和学校域在语言管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母语能力的获取和保持方面。因此，本文将调查问卷中受访者在学校域和家庭域中接触母语和其他语言的行为视为语言管理的内容。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在学校域，小学阶段老师的教学语言使用最多的是普通话（74.1%），瑶语位居第二（40.5%），其他则为当地汉语方言;在家庭域，儿时父亲和母亲对受访者使用最多的语言均是瑶语，分别达到98.6%和98.8%。也就是说，98%以上的受访者从小接触最多的是瑶语。这表明，学校域与家庭域在语言管理中具有显著的差异，家庭域中管理者（家长）有意或无意地担负起母语瑶语的语言管理者角色，学校域则明确显性地执行了普通话语言管理职责。

（四）语言实践

对于语库中各种语言而言，其变体所做的习惯性的选择模式会形成语言实践，在不同的语言管理域中，个体的语言实践通常表征为各种具体语言行为。[16]7据此，本文分别对受访者在公共域和家庭域的语言实践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

在公共域，不管是受访者去政府部门办事或者在本地集贸市场活动，瑶语都是受访对象使用的第一语言，分别为67.3%和54.4%。鉴于交流对象的差异，在政府部门，普通话的使用居第二，为34.7%;在本地集贸市场中，当地汉族方言三江话的使用位居第二，为52.4%，普通话的使用实践则位居第三，为36.8%。这表明，普通话的推广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流失并没有绝对的直接联系。即使不推广普通话，汉语方言若语势太强大，少数民族会转用汉语方言。因为汉语有强大的语势。[7]85

在家庭域，受访者使用最多的语言仍然是瑶语，受访者与父亲、母亲、同辈、子女使用瑶语的比例分别是99.2%、99.8%、98.8%和78.9%，都远高于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其他语言。这表明，目前连南世居瑶族的母语在家庭域中地位稳固，少数民族家庭依然是母语保持的坚实壁垒。

四、瑶族村寨民族语言保持的实证探讨

前文通过统计性描述的方法，对粤北连南世居瑶族母语保持的基本情况做了提炼与分析，但其忽略了对瑶语听说影响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因此本节拟采用多分类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对粤北连南世居瑶族母语保持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

（一）多分类有序逻辑回归模型的构建

与连续变量回归模型不同的是，多分类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并不要求变量满足正态分布或等方差等假设条件。因此，本文首先构建如下函数形式模型：

P（Y=j/Xi）=■（1）

其中，Y代表瑶语听说能力等级，由前文可知，瑶语能力被分为5个等级，即按照李克特五级区分量表对各等级Y赋值j，Xi代表影响瑶语听说能力等级的第i个因素。最终，本文确定多分类有序逻辑回归模型：

Logit（Pj）=ln[P（Y=j）/P（Y i+1）]-αj+βX（2）

其中，Pj是瑶语能力属于某一等级的概率，即Pj=P（Y=j），j=1，2，3，4，5;X為影响瑶语能力的一系列因素构成的解释变量矩阵;αj为模型的截距项，β则为与X相对应的回归系数。在待估参数确定的基础上，发生某种情形（比如受访者瑶语水平是“完全能听懂和能熟练交流”的水平）的可能性则通过以下比数比方程式获得：

P（Y=j/Xi）=■（3）

（二）研究变量的选取

借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项目对普通话听说能力的衡量方法，本文采用五点量表的方式对受访对象的瑶语听说能力进行度量，将“瑶语听力水平”和“瑶语说话水平”设定为1—5的分类有序变量，作为本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即连南世居瑶族居民瑶语能力的衡量指标。为了识别出对瑶语能力有影响的解释变量，本文基于国内外关于少数民族母语能力的相关研究，结合连南世居瑶族的实际情况（5），在满足实证回归对变量设置要求的基础上，初步选取年龄、性别、职业等18个可能对瑶语能力产生影响的因素作为潜在的解释变量。

进一步，本文采用系数两两相关性检验发现，在18个解释变量中，有7个变量与瑶语听说能力之间无显著相关性，包括“性别”“瑶语的作用”“瑶语的前景”“现在与父亲是否使用瑶语”“现在与母亲是否使用瑶语”“是否收听瑶语广播”和“是否收看瑶语电视”。其余11个变量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与被解释变量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年龄”“是否外出流动”“小学教学语言（是否使用瑶语）”“儿时父亲与你是否使用瑶语”“儿时母亲与你是否使用瑶语”“现在与同辈交流是否使用瑶语”和“儿时是否最先习得瑶语”7个解释变量与瑶语听说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而“职业”“受教育程度”“普通话听力水平”和“普通话说话水平”4个解释变量则与瑶语听说能力存在负相关关系。以上这些两两相关性检验结果为后面的多分类有序逻辑模型回归提供了初步的实证支持。

（三）对影响民族语言保持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向前逐步选择变量法对上述18个解释变量进行压缩估计，即剔除不显著的影响因素，仅选用对连南世居少数民族瑶语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由此，得到“年龄”“职业”等6个指标作为本文最终解释变量，并将其纳入多分类有序逻辑回归模型之中，从而获得相关回归结果（见表1）。此外，出于对实证结果稳健性的考虑，本文也将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作为回归对照一并呈现。

从表1的回归结果看，多元有序逻辑回归模型的R平方值均显著大于最小二乘法的R平方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采用多元有序逻辑回归模型较为合理恰当，其对现实的解释力也更强。研究发现：

1.年龄与瑶语水平。年龄系数符号为正，由模型式（3）计算知其比数比大于1。这表示其他变量不变时，如果年龄越大，其瑶语水平处于更高水平的概率就越大。这一结论与对语言使用的直观经验感知也是相吻合的。在当下的语言环境，年龄越小，受非母语语言的影响越大;年龄越大，语言环境相对比较单一，受非母语语言影响则会越小，其母语能力则会越高。

2.职业与瑶语水平。职业系数符号为负，比数比小于1。这说明从事公共性越强的职业的瑶族居民，其瑶语水平可能越低。根据实地调研也的确发现，农民的母语瑶语能力最好，而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等受访人员母语瑶语使用能力则相对较弱。因为农民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本地，交流对象基本是周围同族群众，母语瑶语是他们最主要的交流工具;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等受访人员由于工作性质所致，交流对象范围明显要比农民广泛，交流工具也不会局限于母语瑶语。因此，职业属性会对母语瑶语能力产生相应影响。

3.普通话说话能力与瑶语水平。变量系数符号为正，比数比大于1。这说明，普通话说话能力水平越高，其母语瑶语水平也较高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研究结论证实，普通话的推广与少数民族母语保持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语言接触理论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这种语言变化的结果之一是，由于语言接触使受影响的语言得到丰富和发展，增强了受影响语言的生命力，促进了语言的和谐。相关语言接触实践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理论（蒋颖，2008[19];袁焱，2001[20];戴庆厦，2002[21]）。因此，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并不会破坏连南瑶族母语瑶语的生存，而且能促进其发展。在二语习得领域，相关研究也表明，第二语言的学习不但对第一语言的学习没有反面的影响，反而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Turnbull，Lapkin& Hart，2001[22];李伟，2012[23];李志忠，2018[24]）。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数据支持。

4.儿时母亲与受访者是否使用瑶语与母语瑶语水平。变量系数符号为正，比数比大于1。这说明，儿时在家庭域中母亲对受访者使用瑶语对其母语瑶语的习得影响更为显著。这是因为家庭域对弱势语言的保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5]之所以儿时母亲使用瑶语对受访者影响显著可能与我国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父亲外出机会更多，母亲待在家里的時间更长，则与子女交流更多。本文的研究结论则从统计学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5.现在与同辈交流是否使用瑶语与母语瑶语水平。变量系数符号为正，比数比大于1。受访者与同辈交流选择使用瑶语能够促进其母语瑶语水平。受访者成年以后，交际对象主要是同辈。受访者如果除了与长辈交流使用瑶语外，与同辈也能经常使用瑶语，对其母语瑶语水平肯定有促进作用。

6.儿时是否最先习得瑶语与母语瑶语水平。变量系数符号为正，比数比大于1。这说明儿时若最先习得瑶语，则受访者瑶语水平越高。这与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有关。母语的习得与二语习得一样，若错过语言习得关键期，则很难习得完美的母语。

五、政策启示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新时代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两个共同”，尊重多元、促进一体，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树立正确、科学的语言观，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第一，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保护工作，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母语不仅是该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情感纽带，也是继承和弘扬其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母语对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6]对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应着力增强个人、家庭和社区的母语意识，强化在个体语言关键期进行母语的学习和习得，优化母语保持环境，促进少数民族母语的保持和传承，为和谐社会建立和谐的语言环境。

第二，要有意识地提高家庭语言意识形态的母语单语主义管理。家庭是母语保持、传承的最后堡垒。斯波斯基（2016）指出，家庭语言规划由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三个部分组成。[27]其中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管理的动机和语言实践的驱动力。因此，应维护民族母语在少数民族家庭中的地位，并进一步提高家庭语言意识形态的母语单语主义管理，增强民族母语保持的内生动力。

第三，消除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对立论意识，建立动态双语和双言制模式。在人口流动的社会中，用于日常对话的低变体可以向上（高变体）发展变化，用于书面语和正式场合的高变体也可以向下渗透，两者达成在使用功能和规范程度上的均衡，这是现代社会的动态双语和双言制模式。[28]因此，语言接触和语言混合是现代社会必然的语言现象。面对这样的语言生态环境，语言使用者可以采取3种适应性策略：语言转用、创新话语方式、通过政治变化来增强本民族语言的地位。[29]显然，对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创新话语方式应该是最佳的选择。而且本文的实证研究和前人描述性研究表明，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的母语保持是可以不被弱化的。因此，建立动态双语和双言制模式，既适应了社会发展趋势，也为母语的保持及传承提供了有效途径。

注释：

（1）数据来自2021年连南政府网http：//www.liannan.gov.cn。

（2）寨岗客家人使用的客家话，当地人也称为寨岗话。

（3）连南县城所在地三江镇使用的三江土话。

（4）所选70周岁以上的被试皆耳聪目明、头脑清楚者。

（5）连南排瑶的婚姻状况基本都是同族，故“婚姻”未成为考察变量。

参考文献：

[1]朱德康.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精准保护问题——基于“语保工程”活态数据库的考察[J].民族语文，2021，（3）：107-112.

[2]Fishman J.A .Minority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the Ethnic Mother Tongue School[J].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80，64（2）：167-172.

[3]Tannenbaum M， Berkovich M.Family Relations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i[J].Language Policy，2005，4（3）：287-309.

[4]邓佑玲.谈少数族群的语言转用和语言保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28-132.

[5]丁石庆.论语言保持——以北方人口较少民族语言调查材料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52-55.

[6]郝亚明.论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以乡村蒙古族为例[J].学术探索，2011，（2）：36-41.

[7]陈保亚.语势、家庭学习模式与语言传承——从语言自然接触说起[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8-88.

[8]张宏玉.赫哲族语言传承的教育策略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3，（2）：71-74.

[9]卢香宇.城镇化背景下布依族语言传承与保护的思考[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2）：16-19.

[10]Dulay H， Burt M.Research Priorities in Bilingual Education[J].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1979，1（3）：39-53.

[11]张梅.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及其语言使用问题[J].民族教育研究，2009，（4）：96-101.

[12]丁石庆.莫旗达斡尔族母语保持的相关因素分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3）：116-121.

[13]尹小荣，刘 静.锡伯族家庭语言保持现状透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95-100.

[14]黄兴亚，王晋军.独龙江乡独龙族村民母语能力调查[J].语言战略研究，2018，（5）：77-88.

[15]李志忠，任晔.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背景下新疆少数民族母语良性传承——用事实回应郑国恩的伪学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87-92.

[16]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7]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144.

[18]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83.

[19]蒋颖，赵燕珍，常俊之，邱月.论语言接触与语言和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56-63.

[20]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阿昌语个案调查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21]戴庆厦，袁焱.互补和竞争：语言接触的杠杆——以阿昌语的语言接触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02，（1）：95-99.

[22]Turnbull，M.，Lapkin，S.，& Hart，D.Grade Three Immersion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Literacy and Mathematics：Province-Wide Results from Ontario.[J].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2001，（58）：9-26.

[23]李偉.第二语言习得对第一语言学习的影响[C]//第十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2：126.

[24]李志忠，岳学贤，曹婷.南疆乡村维吾尔族普通话普及度抽样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8，（3）：41-50.

[25]张治国，邵蒙蒙.家庭语言政策调查研究——以山东济宁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18，（1）：12-20.

[26]孙宏开，赵志研，周耀文，王远新.以文载言 共享同一片蓝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探索[N].中国民族报，2007-12-07 （06）.

[27]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管理[M].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8.

[28]Hudson， Alan.Outline of a theory of digloss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2002，（157）：1-48.

[29]Simpson， Jane.What’s done and what’s said：Language attitudes， public language activities and everyday talk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Australia[J].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2013，（34）：383-398.

（责任编辑 黄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