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面对“史上最难就业季”这场大考，有人焦躁，有人观望，有人畏惧，也有人弃考。漫长的求学生涯结束，这是一场没有参考答案的毕业大考。

考试再难，我们都要认真写下每一个答案，全力去拼取一个不辜负自己的成绩。

就业大考，供需两端。今年的“考试”特别难，一大原因是人才供给量激增，“考生”人数变多了。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我国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人才供给增加，但“录取”人数没有增加，或者人才供给（“你考上了”）与需求（“你不想去这个单位”）存在错位，就必然导致两个结果：好工作更抢手了，找不到理想工作的畢业生更多了。

王燕是一所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过往每年的招聘季，各地有名的中小学会直接来学校招聘老师，但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没有来，王燕只得回老家晋江市参加中小学教师考试，可竞争异常激烈。10年前，她的表姐报考教师时的录取比例约为20：1，到今年则为60：1。

不仅是王燕，她的一些同学参加其他地方的教师考试也落选了，“大家都觉得很受挫。”她有些沮丧，也有些尴尬。她不敢相信，自己作为名校师范生，就业居然会碰壁。相比之下，王燕的父亲看得很开，“你想想，哪一代大学生是随随便便就业、随随便便成功的？你是不知道你爷爷当年考大学有多难。到了我那会儿，又赶上毕业不包分配，找工作也是一波三折。”

“史上最多毕业生”也意味着，有更多人可以实现自己的大学梦。要知道，上大学曾是我们的父辈梦寐以求的机会。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最后录取27万人，录取率为4.7%。换句话说，只有今天那些能考上“211”的学生，当年才有机会上大学。

那时，才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1996年，大学毕业不再包分配。第二年，王燕的父亲大学毕业，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当地的一家报社。

1999年，大学扩招，年轻人考上大学的机会变多了。2003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幅达到46%，但需求端并没有做好迎接这么多大学生的准备。

父亲劝慰女儿王燕不要太焦虑。他回忆，2003年的毕业季，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都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报道，“遭遇了最寒冷的冬天”“我要工作！百万大学生遭遇50年来最严重就业难题”……和今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96年、2003年的毕业生面临的困难就不是困难了吗？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不也都走过来了，并一步一步成为社会的栋梁。

没有哪一代人的就业大考是轻轻松松的。时过境迁，面对2022年的就业大考，毕业生们应该先调整心态，而不是被它吓倒。

不可否认的是，今年的高校毕业生的确遇到一些困难。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预期，也正遭遇挑战。几乎每个大学生在成长道路上都听过类似的话：“你要好好读书，才能考上好大学，上了好大学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有一个好工作才能拥有一个美好人生。”

年轻人努力地遵循这一路径，可毕业之际却发现：上了好大学，不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

“上大学=好工作”这个公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越高的受教育水平往往意味着更高的起点、更多的发展机会。只是，因为时代背景、职业属性以及个性因素，每个人的发展方向会出现差异。

对今年的毕业生来说，由于国际局势以及疫情带来的“超预期影响”，让“好大学”到“好工作”的过程出现波折。他们面对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

怎么办？总不能因为考试比较难、考试结果不确定性增加就弃考吧。挑战与机遇，事实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比如“不确定性”的另一面是“灵活”，如果“求稳”的工作一时半会找不到，那么尝试一下“灵活就业”又如何？

跟上一代人相比，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在线”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我们也拥有更多灵活的就业选择。“灵活就业”虽带有不确定性，但它有更弹性的工作时间、更多元的工作形式，相对宽松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也同样可以实现个人价值。

去年毕业之前，武汉科技大学的王玉召原本有从事传统工作的机会，但他最终选择成为某视频网站的全职UP主。创作内容和工作时间自由，月平均收入超2万元，王玉召很享受目前的状态。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创业门槛大大降低，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若干措施。比如，广东大学生创办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500万元贷款。

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拥有最好的创业条件。不少掌握理论知识的大学生选择返乡创业，研究解决农业农村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4年前，杨光珍从贵州工商职业学院临床护理系毕业，因为当时没有遇到合适的工作，她选择了自主创业。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她看到一个带动200户居民脱贫的山庄，受到了极大鼓舞，于是和几个同学租了100亩土地建农场，走上发展农业和养殖的道路，当起了“猪倌”。公司从今年开始走上稳定盈利之路，并成为当地的定点帮扶企业。

当然，大多数毕业生还是会选择求职就业。也许有人会说，今年的就业市场，“不确定性”太多了。但不确定性不全是坏事，它可以成为一种驱动力，促使我们提升继续学习的能力、灵活变通的能力、对抗风险的能力，以及把握机会的能力。

这一次教师招聘考试失利的王燕，慢慢调整了情绪。她也走出了名校光环，不再坐等机遇降临，而是主动出击，多投简历，多参加考试和面试。尝试本身也是积累经验。她明白，每一次挑战都可以变成自己“反脆弱”的契机，成为下一次机遇的一部分。

就业是双向选择。就业大考，“考不上”是一种普遍情况，“考得不理想”也是一种普遍情况，“有人没活干”与“有活没人干”的局面同时存在。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济南调查队对当地14家企业进行了专题调研，结果发现，71.4%的企业招工存在困难。其中，80%的企业认为难度主要在于高学历、高技术人才紧缺；40%的企业表示求职者的待遇要求与岗位不符。

李朋是一所理工类211名校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硕士毕业生。一直以来，他的目标就是到互联网大厂工作，因为起薪高，也因为体面。但今年很多大厂的招聘人数都在缩减，李朋的应聘并不顺利。虽然手上有几个中小型互联网企业的offer，但他有些犹豫。母亲劝他，不要“挑三拣四”。

不同于老一辈那种“我是单位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的职场观，当前进入职场的Z世代（1996至2010年出生的人）更强调“自我”，希望在职场上实现自我价值。

他们更强调“悦己”；他们在意职场的价值观是否与自己相匹配，在意职场的人文关怀；他们也更在意社交媒体中的“职业形象”塑造，在意在外人眼里是否光鲜、体面……

这并没有错。不过也要善意提醒，无论职场观如何变化，总有一些值得坚守的共通原则。比如中国古人所说的“经世致用”，既要有理想抱负，志存高远，也要积极入世，学以致用。这意味着，大学生在校期间就应该有更清晰的职业规划、更务实的现实考量，而非“脱实向虚”，一到找工作或进入职场时，要么眼高手低、好高骛远，要么无所适从、心猿意马，最后只能两手空空。

李朋的母亲和他说了一番话，“你今天喜欢的大厂，都是从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如果以前大家都不去小企业，哪来后来的大厂？既然大厂去不了，给小企业一个机会，说不定哪天你就是公司‘元老’了。”李朋觉得不无道理，权衡之下，最终接受了一家中小型互联网公司的offer。

当前面临“招工难”的，还有一线操作岗位和基层岗位。

为何招不到人才？因为这些岗位是很多毕业生眼中“不那么好”的工作。它们很可能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而需要在一线操作，工作强度更大。很多年轻人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他们觉得这样的工作太苦太累，不愿意“委屈”自己去基层……

可绝大多数的所谓“好工作”“理想工作”并不会从天而降、一步到位，它需要我们从现实出发、脚踏实地，一步步去抵达。何妨先到真实的职场中去提高自身的实践创新、协调沟通等能力，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才有可能发现一线岗位的价值，才能大有可为。

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胡兴盛，出生于1999年。2020年，职校毕业的他没有选择高薪的私企，毅然選择了航天事业，就职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成为一名维修工人，数控机床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

他的励志故事告诉我们：扎根一线，成为独当一面的“工匠”，职业发展空间也无比宽广。

人往高处走，大学生渴望更好的薪酬待遇、更好的工作条件并没有错。可当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落差时，及时调整预期、重新自我定位也非常重要。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从小事做起，才能做成大事。现实要前进一步，年轻人也应该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尽快适应工作，不断提升，理想与现实才能双向奔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才能缓解。

在任何一场就业大考之中，考试的主体始终是毕业生自己。应考的毕业生打铁还需自身硬，未雨绸缪，同时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胜不骄败不馁，迎难而上，再接再厉，全力拼出一个不辜负自己的成绩。

所有的努力不会白费，未来的某一天，你终将笑谈这场就业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