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在延安的保育院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第一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第二保育院。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城。3月份，在延安柳林村办起托儿所，接收婴孩18人。开办之初，经费紧张，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与边区领导从微薄津贴中共捐863元，边区政府机关捐1000元，以解托儿所的无米之炊。

托儿所成立4个月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3月10日，邓颖超、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合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发起，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旨在抢救战区难童。7月4日，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9月5日，边区保育会决定以托儿所为基础建立边区儿童保育院，设幼稚部、婴儿部，共接收婴孩57名。

毛泽东当即为保育院题词“儿童万岁”，年底他又提出“好好的（地）保育儿童”的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常常亲临保育院看望孩子们。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协调汉口儿童保育总会为边区保育院拨付经费。

为确保孩子们的安全，1938年11月10日，保育院迁往安塞县小草峪村，保育生增至86人。年底，边区政府将边区中学附属小学并入保育院，成立保育院小学部，保育院的学龄儿童输送到小学部，保育生增加到280人。

1940年9月，保育院迁至李家洼，又增设乳儿部，延安女子大学托儿所、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并入保育院。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孩子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1945年5月，保育院改名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习惯称延安第一保育院），该院累计抚育儿童2500多名。

由于保育院距延安较远，延安出生的孩子一般寄养在附近老乡家里。时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去探望寄养的女儿傅维方时，听说了一个令他心碎的消息：一个寄养孩子在主妇出门搬柴的工夫，坠入开水锅里不幸夭折。他走访了几个寄养户，看到老乡下地干活时，就将孩子拴在炕上，任其尿湿哭闹。

傅连暲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建议开办中央托儿所。毛泽东说：“这是件大好事。托儿所办起来，让我女儿娇娇第一个报名。”1940年春天，中央托儿所在蓝家坪成立，第一批接收7个孩子，除了毛娇娇（李敏）、傅维方外，还有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等。后来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的女儿邓林等，也陆续进入托儿所。

那时正值延安最困难时期，托儿所经费难以为继。身居香港的宋庆龄联络远在美国洛杉矶的爱国华侨组织募捐，一批批药品、衣帽、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送到延安。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这些从寄养的老乡家接出来的、从监狱里救出来的、从战火中逃出来的孩子们，在托儿所得以快乐、健康地成长。

1944年秋，離开延安奔赴前线干部的子女，以及从后方辗转来延安的烈士子女大量增加，原有的保育机构难以满足需求。由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山东几个解放区资助经费，1945年6月1日，第二保育院在延安小砭沟成立。6月11日，党的七大闭幕，奔赴前线干部的子女中的60多人成为入院的第一批孩子。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入院孩子增加到136个。

1946年下半年，战火随时可能蔓延至延安，党中央决定非战斗单位一律转移到安全地方去。其后两三年里，一头牲口架两个筐，一边一个娃，辗转数千里，保育员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马背上摇篮里的孩子们。

最先撤离延安的是第二保育院。1946年11月11日，院长张炽昌奉命带领第二保育院撤往太行解放区。11月23日，队伍渡过黄河，抵达晋绥解放区柳林镇。适逢彭德怀从前方回延安路过此地，他说：“现在是最寒冷的季节，翻越绵山，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也受不了。”他把队伍安顿在一所小学住下，关照他们等两三个月再走。

1947年春天，队伍换上清一色的大马车上路，行至晋绥李家湾，一架敌机俯冲而下，一匹马受惊狂奔，连马带车翻在路边田野里，扣在小驮床里的孩子大哭大叫。保育员田喜英不顾敌机扫射，冲过去救出被压在驮床下的孩子。

队伍翻越绵山，盘山小道又陡又窄，高处冰雪覆盖，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半夜一匹骡子突然踏空，眼看就要翻下山崖，牵牲口的民工死死拉住缰绳，后面战士拼命拽住骡子的尾巴，硬是把骡子拉了上来，保护了两个孩子的安全。

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队伍到达太行解放区的山西襄垣南里信村，孩子们得到休整。保育员肖桂英带着一个叫正南的孩子到长治和平医院治疝气，突遇敌机空袭，一枚炸弹落下，肖桂英扯开棉袄，把正南往怀里一裹，卧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孩子。炸弹爆炸，她左腿负伤，只能一手拢住正南，一手撑地匍匐前进，艰难地爬到一处低洼处隐蔽起来。

1948年3月，队伍奉命转移，两个月后抵达河北平山刘家会村，在这里度过近半年时间，战胜了肆虐的疟疾以及疥疮、腮腺炎等儿童多发疾病。由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窜犯，保育院再次转移到山西平定县城郊待命。

1949年9月24日，保育员和孩子们乘火车到达北平。后延安第二保育院更名为北京市六一幼儿院。1953年9月，该院迁至海淀区青龙桥，坐落在玉泉山下，昆明湖畔。

第二保育院撤离不久，洛杉矶托儿所的96个孩子在院长丑子冈的带领下离开延安。丑子冈听说有个干部被敌人投毒害死后，就将女儿手腕上的一对银镯子打制成一双银筷子，用以检测孩子们的食物，确保了孩子们的安全。

队伍到瓦窑堡休整了3个月，可敌军来势汹汹，他们只得向黄河以东地区转移。在半夜穿越敌人封锁线时，一个孩子突然啼哭，敌堡的冲锋枪响起来。丑子冈赶紧把孩子的嘴捂住，警卫员拽着受惊的毛驴加速前进。所幸敌人不明情况，不敢贸然出动，队伍有惊无险地穿过封锁线。

队伍过黄河抵达中央后委驻地三交镇，同中直机关驻在一起，前后10个月时间。1948年3月，洛杉矶托儿所奉命向河北平山转移。丑子冈带着队伍靠人背、马驮，辗转于千沟万壑之间，1948年5月，队伍安全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附近的苏家庄，96个孩子一个不少。1949年4月，队伍乘坐十来辆大卡车，进驻北平万寿寺，与延安第一保育院部分师资合并，成立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幼儿园。1969年，幼儿园迁到黄寺，与隶属总政的其他幼儿园合并，称为总政幼儿园。

延安第一保育院有220个孩子，1947年1月开始转移。院长杨芝芳是小脚，上级配给她一匹马，可她却用马去驮孩子，自己拉扯着孩子们艰难前行。在通过“拉锯区”时，由于情况紧迫，她只能采用特殊手段解决筹粮等问题。

队伍在绥德土地岔驻了一个多月。为了争取地方政府的帮助，她带人夜入危机四伏的绥德城寻找行署机关未果，黑夜中摔下两丈多高的土崖，带伤返回驻地，连夜开会，要求“所有困难都要靠我们自己克服，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支特殊的队伍又上路了。

她们带着220个孩子安全渡过黄河，抵达山西离石。见到贺龙，杨芝芳第一句话就是“请罪”：“我违反了群众纪律，为了孩子抢粮。”面对小他几岁的杨芝芳，贺龙尊称一声“大姐”：“你哪里有罪？孩子一个不少，你立了大功呀！”

1948年4月22日，解放军收复延安。杨芝芳率部分师生返回延安。1949年9月随陕甘宁边区政府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儿童保育院，1955年改名为西安市第一保育院。

1939年，随着边区保育院小学部的学生不断增加，一部分保育生升入中学继续学习，一部分则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有的从事机要报务工作，有的被调往文教部门，成为“能担负抗战建国任务的战士和建设者”。之后，刘少奇之子女刘允斌、刘爱琴，蔡和森之女蔡转，毛泽东之女李敏，朱德之女朱敏等先后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开始了异国的学习生活。

随着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陆陆续续辗转来到延安，保育生越来越多，他们中有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彭湃烈士的兒子彭士禄，毛泽民烈士的儿女毛华初、毛远志，黄公略烈士的女儿黄岁新，段德昌烈士的儿子段传新，项英烈士的儿女项学成、项苏云，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刘虎生等。

保育院的保育生还有：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叶挺的儿子叶正明、叶华明，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陈云的儿女陈伟力、陈元，叶剑英的儿女叶选平、叶选宁、叶向真、叶楚梅，刘伯承的女儿刘华北，徐向前的儿女徐鲁溪、徐小岩，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等。

在延安保育院的红色摇篮里，一大批革命后代茁壮成长。他们吃一样的小米饭，喝一样的延河水，受一样的革命教育。从小牢记中国革命的任务和目标，积极投身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事业，报答党和边区人民的养育和教导，以稚嫩的双肩挑起革命的重担。

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为适应新中国建设需要大量人才的迫切要求，中央派出一批学生去苏联等国家留学，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延安保育生。学成回国后，他们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工农业生产建设、水利、电力、交通、能源开发、航空航天、核潜艇下水等高科技开发和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还担任了国家和部委领导。

其中李鹏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铁映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林汉雄（建设部部长）、戚元靖（冶金工业部部长）、伍绍祖（体育总局局长）、王敏清（中央保健局局长）、罗西北（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彭士禄（“中国核潜艇之父”）、任湘（“中国地热之父”）等都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