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霞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外地上大学，那时电话还是稀罕物，与家人朋友联系，我们主要靠写信。

我们学校的邮局在树林深处，是一间低矮的平房，邮局里只有一位营业员。每天下午4点，邮递员便会送信件和报纸过来，营业员便将信件一一分到每个班级的信箱里去。信箱落锁后，邮局的房门才打开。

那时，我们天天都在掰着手指头等信来。同桌小帆是班干部，我们班的信箱钥匙由她“掌管”。我天天陪她去取信，打开信箱，我们先在信件中翻找自己和同宿舍姐妹的名字，然后再一封封查看有哪些同学的来信。我们还会从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猜出某些同学的交友信息。

来自部队、名牌大学（尤其是军事院校）的信封属于“一等”信，让人艳羡的“指数”最高。当然，如果信封上的手写字特别漂亮，也会给收件人长脸。最后，好看的邮票也会让信件“身价倍增”，讓收信人收获数位“追随者”。我就曾跟在某位同学屁股后面，腆着脸问：“这邮票可以送我吗？”

同学汪磊对小帆颇有好感，却从没对她表白过。一天，我和小帆都没空去取信，汪磊便自告奋勇帮我们去取。晚饭后，小帆的信件躺在课桌上，但上面的邮票被人撕走了。小帆带着怒气质问汪磊：“你去取信，咋把我信封上的邮票弄没了？”汪磊低着头说：“我看着好看，便撕下来了。”说着从兜里掏出邮票还给了小帆。

多年后，汪磊谈起此事，才说当年那封从复旦大学寄来的信，信封上的邮票是倒着贴的。邮票倒着贴是“我爱你”的意思，汪磊一看小帆有位复旦大学的男生爱着她，知道自己不是竞争对手，便把爱意压在心底了，但看着“公开表白”的邮票又来气，便偷偷给撕了，故意让邮票“表白”不成。

其实那封信是一位女同学寄来的。这位女同学在上海一所专科院校读书，她们学校离复旦大学很近，便去复旦大学买了信封。至于邮票倒着贴，纯属手误。

我在上大学时曾参加过一次征文活动。那个星期天，我和小帆出去逛街了，是副班长去取的信。等到晚自习，我回到教室，一封信封上印有某省作家协会地址和电话的信便送到我手里。这封信经过班里数位同学“把玩”，到我手上时，封皮都被摸毛了。

我强装镇静打开信封，来信告知我，我的文章在征文活动中获奖了，但要自己花298元购买几十本书，否则便自动退出比赛。我当然不会当这个冤大头，没有参与后面的奖项竞争。不过，信封可以共享，但“信瓤”只能自己看。我淡淡地对同学说，我的文章获奖了，同时隐去了需要收费的事儿。

有信封作证，大家当然深信不疑。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收到过省作协的来信，这让我骄傲了好几天。现在想想，我那时的“虚荣心”够重的。

毕业离校时，我的行李包内有182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和贺卡，它们翻山越岭来到我手里，至今，还被我珍藏着。

前几年，我再次回母校，当年的宿舍还在，教学楼还在，但小邮局不见了。它被时代淘汰了，却依然萦绕在我的回忆里，它和那些信件一起，见证了我的青春岁月，那么遥远那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