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定

中医师们，似乎逐渐把握了世界的脉搏。

阿拉伯文化盛行的迪拜，一群中医师在这里扎根；好莱坞名流聚集的洛杉矶，一条街道上有着20多家中医馆；德国，有相关协会认证的注册中医治疗师数量已超过6万，约10%的德国人接受过中医治疗。

澳洲、欧洲、美洲、非洲、东南亚……纪录片《中医·世界》介绍，截至2019年，海外约有数十万名中医从业人员。

沙沫已在迪拜做了14年的中医师。他的专长是针灸治疗，针对不同疾病，他也会搭配中药、拔罐、艾灸等多种传统中医术来施诊。

很多患者看了一段时间西医，觉得没有好转，就会到沙沫这里试试。与沙沫交好的西医大夫身体不适时，也会到他这里“串门”。

实际上，他的诊室中，迪拜本地人并不多，患者以欧洲人、美国人和印度人居多。这与当地文化有关，针灸需要裸露皮肤，这和当地人，尤其是当地女性所持的传统文化观念有所冲突。

过去的14年里，沙沫在迪拜遇到的患者大多患有各种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其中以不明原因的疼痛为主，精神疾病也比较多，不孕不育问题占相当一部分。

因生活环境不同，有的患者会出现在中国较少见到的病症。如果在国内，沙沫有许多前辈可以请教，但在迪拜，沙沫往往只能孤军奋战。他认为，在海外看诊难度颇大，但“学习和积累是每个医生的终身任务”。

经过多年努力，沙沫在当地积攒下名声，许多患者慕名而来，其中包括王室成员。他们通过朋友推荐得知沙沫的针灸技术高超，于是前来看病。

第一位接受沙沫治疗的王室成员，是位白俄罗斯籍的王妃。王室成员来看的病大多是失眠和焦虑，“即使是贵族也有烦恼。”给贵族看诊的经历慢慢丰富起来后，沙沫逐渐有了一种当“宫廷医生”的感觉。

2021年10月，迪拜世博会上，沙沫受邀担任中阿文化交流日的嘉宾。当日，沙沫身穿红色唐装，向与会者讲解中医的历史和原理，并邀请台下的两位志愿者现场试针。

以医术为桥梁，在异域做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这是沙沫在海外行医的一大动力。

对沙沫来说，如今的安稳生活得来并不容易。

出生于四川廣元的沙沫，2001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由于家境困难，他放弃了学业深造。

2006年，他受朋友邀请，来到迪拜发展。他从一位华人朋友处得知，当地华人越来越多，但正规的华人诊所和合法中医师非常少，一些没有资质的江湖游医常闹出医疗事故。

沙沫不希望中医遭受污名化，也看好中医在当地的发展。2008年，他获得了当地的行医执照，正式以中医师的身份扎根迪拜。

沙沫一直观察着中医在阿联酋的发展。他记得自己刚到阿联酋时，整个国家有行医资质的针灸师只有个位数，而如今已有中国籍针灸师30多位。沙沫还在当地认识了一些来自德国和韩国的针灸师，他们都曾在中国进修过。

沙沫还了解到，中东文化名城沙迦有一位富豪家庭出身的中医师穆罕默德，他曾做过阿联酋的卫生部部长助理。这个阿联酋“富二代”在1974年陪父亲到中国看病时，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索性就在南京学习中医。1976年，他回到沙迦开办了当地的第一家针灸诊所，一直工作到近年去世。

沙沫很遗憾没能前去拜访他，后来，沙沫与中医师穆罕默德的长子进行了面谈，获得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或许也是中医在阿联酋的一个“无声而有力的广告”。

沙沫曾在2016年接受迪拜MBC电视台的邀请，做了一期介绍中医和针灸的直播节目。此后，类似宣传活动越来越多，这进一步提高了中医在迪拜，乃至整个阿联酋的知名度。

“因地制宜的原则永远适用。”经过长期观察以及四处走访调研，沙沫总结了几个在迪拜常见的健康问题：很多当地人营养过剩且几乎不从事体力劳动，肥胖和“三高”的情况比较严重；迪拜有大量的外籍人口，有些人长期远离故土，无法很好融入当地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工作生活压力，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阿联酋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和热带沙漠气候，天气炎热，室内空调过度使用的情况很常见，因此人们很容易肌肉、关节疼痛。

经过一番总结，沙沫会有意识地结合当地情况为这些疾病多下一点功夫。中医“本土化”的治疗思路也提高了当地患者对中医的认可。

疫情期间，在阿联酋，时常有病人在罹患新冠肺炎后向中医求助。受防疫措施限制，新冠患者不能到诊所内就诊，沙沫就通过网诊的方式，为一些轻症新冠患者看病。

相比在迪拜，中医在美国洛杉矶的成熟度更高一些。

今年30岁的艾伦，在洛杉矶开了一家中医馆，方圆一公里内，中医诊所超过20家。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月，全美有3.8万名执照中医师。美国中医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艾伦认为，中医在当地流行的重要原因，与医保系统的支持有关。他曾研究过加州的医保，发现许多美国的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都涵盖了针灸医疗服务。当地居民的低收入保险卡中，也包含每月两次的免费针灸治疗。这些举措，客观上为推广中医提供了条件。

行医过程中，艾伦也在不断更新和深化对中医的认识。

在美国，他遇到过一位患有牛皮癣的十几岁女孩。他认为治疗这种病不能只聚焦于皮肤，要探寻身体内里的问题。他前后忙了一个多月，最终将女孩治愈。这件事情，让艾伦感受到“一人一方”原则在中医治疗中的重要性，医生需要根据每个人身体条件的差异，采用不同的诊疗手段。

现居德国汉诺威的中医师韦兰提到，上世纪50年代，德国就成立了针灸中医学会（AGTCM），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已经开展了几十年。目前，针灸作为替代疗法被大众接受，全德有超过6万名注册中医治疗师。

韦兰的一个感受是，无论是当地的民众，还是西医大夫，他们不会把中医放在西医的对立面看待，而是把中医当作对医疗系统的一种强化。韦兰的同事就常常与她讨论慢性疾病诊治等问题。

但中医并非在海外各地都获得了支持。居住在日本大阪的中医师林华认为，中医在日本的发展受到了一定限制。

林华已经在日本待了10年，目前是一所高校的生理学讲师，同时也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做针灸医师。他觉得日本这样一个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与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存在差异，他很多时候能感觉到“排外”。

在大阪，针灸医师没有处方权，而且医保仅覆盖肩周炎、颈椎病、风湿病、腰损、面瘫五类疾病的中医治疗，患者想使用医保必须有西医大夫的转诊同意。以林华的个人经验，当地的西医大夫往往不愿意将患者转诊至针灸科。

总之，中医在海外仍然处于生长期，身处不同国家的中医师们，正面对着意想不到的机会，也在不断接受方方面面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医者仁心的职业信念不会变。

对于未来，沙沫也有自己的考量。他更倾向让他的孩子们接受中式教育，他的妻子就带着孩子们回中国定居，他独自在迪拜工作。

但疫情之后，沙沫开始思考，是不是到了回到故乡行医的时候了。那片土地，不仅是他的故乡，也是中医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