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协常委会

从餐桌上的蘑菇，到令人瘙痒难耐的脚癣，我们时常要和既非植物又非动物的真菌“家族”的成员打交道。这是一个充满了待解谜题的庞大领域，许许多多的物种，都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

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里，生于1931年的系统真菌学家郑儒永院士，时至今日仍然保持着正常工作的习惯。尽管因为常年操作显微镜导致的劳损，使她的脊柱上钉了2根钢柱和10枚钢钉，而且不能久坐，但为了真菌分类系统的合理化与完善，她毅然选择了站在显微镜前。

三位教授，一名学生

1949年，18岁的郑儒永面临着前往哪所城市上大学的抉择。此前3年，她以高中阶段6个学期皆为优的成绩，从广州真光女子中学毕业，并且取得了当年唯一免试保送升入大学的名额。

当时，平津战役刚刚结束不久，北方的局势并不安定。为了不让家人太过担心，她最终选择进入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庭院布置专业就读，成为真光女子中学迁往香港九龙之前，最后一名享受保送待遇的学生。

但来到岭南大学之后，郑儒永很快陷入了失望：她在入学注册时被告知，从这个学年起，她想要就读的专业被取消了。几个月后，她转系到农学院刚刚成立的植物病理系，成为该系的第一名学生，也是这个学年的唯一学员。

学生虽然只有一名，系里的教授却有林孔湘、范怀忠和陆大京三位先生。从这些严师身上，郑儒永学到的不仅有知识，更有做学问的道理。

后来，作为系主任的林孔湘，专门为郑儒永开设了植物病理学文献和真菌学两门课程。由于他工作很忙，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和多名研究生，所以郑儒永的学习都是自学为主，而他提供辅导作为辅助。他把自己过去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的讲义和参考文献作为郑儒永学习的基础，她自学之后每周汇报学习的心得体会，也要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段经历对她影响深远，使她后来在對待自己的学生时，总是会想想以前的老师独特的教学方式。

除了植物病理系的课程，郑儒永还选修了许多其他系的课，比如化学系的有机、无机化学，生物系的植物生理学，兽医系的细菌学，作物系的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等。

1953年，在毕业面临分配的时候，郑儒永陷入了两难。一方面是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报效新中国的热情。

她自己曾经想过到国外深造，但她刚刚读完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她醒悟到，人不能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不能在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像个逃兵一样跑到国外。因此，经过慎重考虑，郑儒永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填写了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工作的志愿书。她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在刚成立的中科院真菌植病研究室（今天的微生物研究所）工作，担任研究实习员。

整理标本，厚积薄发

当时，中国科学院对分配来研究室的大学生实行导师责任制，郑儒永被分配到戴芳澜先生的工作组。戴芳澜教授是中国著名真菌学家和中国真菌学创始人，也是中国植物病理学的创建人之一，1948年被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在1955年又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戴芳澜并没有立刻让郑儒永开展科研工作，而是把她安排在标本室。这个标本室保存着从清华大学农学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几个单位整合而来的重要标本，总量有近万个。它们有着不同的包装，标签的书写格式也不一样。郑儒永的工作就是给这些标本重新制作包装，并且设计和制作标签。除此之外，她还有一项与科研关系不大的任务，就是处理全室与已有课题无关的人民来信。

对于这样的安排，郑儒永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她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完成每一份标本的整理鉴定工作。那时候没有中文打字机，每一份标本都要手写，然后完成包装。为了弄清每个物种被命名的过程，以及前人的研究，她需要阅读多种不同外文的资料，这就让她全面提升了自己的外语能力和专业素质，而且积累了不少对日后研究很有价值的信息。如今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标本馆里，还保存着她当年手写的很多标本标签，这已经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和科研资料。

而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则被郑儒永视为另一个上佳的“充电”机会。为了妥善地回复这些信函，她需要极大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自行查找资料并且向其他专家请教。在这个过程中，她不仅得到了很多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知识，也和一些业界专家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就这样，郑儒永在标本室整整待了4年。待到她“破茧而出”的那一天，便是厚积薄发的开始。1958年年底，微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戴芳澜担任所长。这一年，郑儒永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可以独自设题研究。而此时，当年和她同来的大学生都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并发表了文章。但她并不觉得虚度了那几年时光，因为她已经在标本室中积累了丰厚的科研素材，而且可以自己支配时间来有计划地进行自我提高。

郑儒永选择了毛霉目真菌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因为它们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而且是变异性很大、分类问题很多的一类真菌，所以这样的研究具备实际和理论两方面的意义。进行立题研究之后又过了5年，她才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中国笄霉科的分类研究》，这一出手便是引人关注的佳作。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郑儒永一直谨记老师的教诲：“工作要进行到几乎什么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的时候再写文章，文章不在乎数量，在乎质量。”因此，她的著述并不算丰富，但每一篇都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倾情科研，传承学术

在发表第一篇论文之后，郑儒永又结合工作经历，发表了论文《植物病害与真菌标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邮递》。她还与老师和同事们合作翻译、编写了一些学术著作，使相关知识为更多的研究者所知晓。

1973年，郑儒永的恩师戴芳澜先生病逝。没能参与到老师本人的研究工作之中，成为郑儒永此生永远的遗憾。她在极其悲痛之余，担起整理戴先生遗著的重任。她认真梳理毛霉目真菌的相关资料，严格核查，将中国毛霉目已知种类，总结到戴芳澜所写的英文版《中国真菌总汇》内。郑儒永编写了《真菌名词与名称》半数以上的名词条目，并审订了全部名词条目。她用女性特有的认真细致和执着坚忍，为中国真菌分类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7年，郑儒永关于白粉菌属的研究结出累累硕果。她接连发表多篇重量级研究论文，并于第二年作为“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的组长，赴阿尔及利亚讲学和帮助建立微生物实验室。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郑儒永在白粉菌属的研究方面，累计发表了十几篇重要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在1985年提出的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保持了多年的国际领先地位，被国外的著名学术期刊沿用至今。1987年，她又与同事合作并主编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完全经过直接研究写成的真菌志——《中国白粉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得到了国际著名专家的广泛赞誉。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郑儒永，对工作仍然没有丝毫懈怠。她一如往常地每天上班，步履蹒跚地走过车流熙攘的马路，来到实验室，在显微镜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因为长期使用显微镜的缘故，她的腰部已经严重劳损，遵照医嘱不能久坐，只能卧床或者站立。而真菌标本的观察和鉴定，又必须用到显微镜。于是，她选择了站在显微镜前，继续探索真菌世界的奥秘。

除了做科研，郑儒永也乐于将自己的科研经验和对科学的感悟，传授给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她对学生的教育方式与众不同，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既秉承老师戴芳澜的严格，又给予学生悉心的关怀和指导。她所培养的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在科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郑儒永认为，大学毕业后的最初5年非常重要，因为那是一个打好基础的时段。优秀的科研人员需要广博的基础知识，扎实的基本功，勇于挑重担并且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而且要认清自己的研究方向，方能在5年之后拥有独立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继而开始产生成果，在学术上不断精进。

“回顾过去的岁月，我走过的实在是一条再平凡不过的路。如果说我取得了点滴的成绩，我想那是由于我安于过平凡的生活，受外界干扰不大，可以专注于我的工作。”站在显微镜前的郑儒永，仍然保持着对学术的执着和对名利的淡泊。

（摘自科学普及出版社《大美·中国女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