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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2022-07-22余华

风流一代·经典文摘 2022年7期
关键词:马原惩罚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余华的散文作品集。分为“一个记忆回来了”“文学·音乐·旅行”“活着,为了讲述”三大章节,包含对往事的追忆与深思,对文学和音乐的独到见解,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反省。

正如余华所说:“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父子之战

我对我儿子最早的惩罚是提高自己的声音,那时他还不满两岁,当他意识到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喊叫时,他就明白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了,于是睁大了惊恐的眼睛,仔细观察着我进一步的行为。当他过了两岁以后,我的喊叫渐渐失去了作用,他最多只是吓一跳,随即就若无其事了。我开始增加惩罚的筹码,将他抱进了卫生间,狭小的空间使他害怕,他会在卫生间里哇哇大哭,然后就是不断地认错。这样的惩罚没有持续多久,他就习惯卫生间的环境了,他不再哭叫,而是在里面唱起了歌,他卖力地向我传达这样的信号——我在这里很快乐。

接下去我只能将他抱到了屋外,当门一下子被关上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空间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时,他重新唤醒了自己的惊恐,他的反应就像是刚进卫生间时那样,号啕大哭。可是随着抱他到屋外次数的增加,他的哭声也消失了,他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楼梯上,这样反而让我惊恐不安。他的无声无息使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开始担心他会出事,于是我只能立刻终止自己的惩罚,开门请他回来。当我儿子接近四岁的时候,他知道反抗了。有几次我刚把他抱到门外,他下地之后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跑回了屋内,并且关上了门。他把我关到了屋外。现在,他已经五岁了,而我对他的惩罚黔驴技穷以后,只能启动最原始的程序,动手揍他了。就在昨天,当他意识到我可能要惩罚他时,他像一个小无赖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高声说着:“爸爸,我等着你来揍我!”

我注意到我儿子现在对付我的手段,很像我小时候对付自己的父亲。儿子总是不断地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去对付父亲,让父亲越来越感到自己无可奈何;让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其实是短暂的,而失败才是持久的;儿子瓦解父亲惩罚的过程,其实也在瓦解着父亲的权威。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当儿子长大成人时,父子之战才有可能结束。不过另一场战争开始了,当上了父亲的儿子将会去品尝作为父亲的不断失败,而且是漫长的失败。

我不知道自己五岁以前是如何与父亲作战的,我的记忆省略了那时候的所有战役。我记得最早的成功例子是装病,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我最早的装病是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装病,我所能记得的是自己假装发烧了,而且这样去告诉父亲,父亲听完我对自己疾病的陈述后,第一个反应——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就是将他的手伸过来,贴在了我的额头上。那时我才想起来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是医生,我心想完蛋了,我不仅逃脱不了前面的惩罚,还将面对新的惩罚。幸运的是我竟然蒙混过关了,当我父亲明察秋毫的手意识到我什么病都没有的时候,他没有去想我是否在欺骗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哪怕是晒一晒太阳也好。接下去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的惩罚,突然给予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决定。我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于是,我有关疾病的表演深入到了身体内部。在那么一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假装肚子疼,确实起到了作用。由于我小时候对食物过于挑剔,所以我经常便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的肚子疼找到了借口。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意识到父亲的脸正在沉下来的时候,我的肚子就会疼起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体会到自己是在装疼,后来竟然变成了条件反射,只要父亲一生气,我的肚子立刻会疼,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是真是假。不过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反应,那时候我父亲的生气总会一下子转移到我对食物的选择上来,警告我如果继续这样什么都不爱吃的话,我面临的不仅仅是便秘了,而是身体和大脑的成长都会深受其害。又是对我身体的关心使他忘记了应该对我做出的惩罚,尽管他显得更加气愤,可是这类气愤由于性质的改变,我能够十分轻松地去承受。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而是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了。有一次我弄巧成拙了,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手压到哪里,哪里就疼。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我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两个护士将我的手脚绑在了手术台上。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的脑子转来转去,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然后发苦的粉末倒进了我的嘴里,没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立刻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啦。”然后我看到父母站在床前,他们因为我哥哥刚才的喊叫而笑了起来。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时,我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很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告诉我应该切掉,因为我当时的阑尾有点红肿。我心想“有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吃药也能够治好这“有点红肿”,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有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我和马原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朋友了,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说,如果他或者我生气了,我们的友谊就不会保持到今天。马原身上始终保持一个优点,就是幼稚。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马原经常过来。那时候陈晓明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当时觉得那地方很远,现在北京大了,感觉不远了,有一次我和格非转五六次公交车去看他,他就在宿舍里用电炉炒鸡块给我们吃,一大盘,晓明很会做菜。

马原经常来鲁迅文学院,当时莫言和我住一个房间,有一个学期他回家盖房子去了,马原就在那住了几夜,我们通宵聊天,充满热情谈文学,没谈其他的话题。我们到晓明那里,也是只谈文学,除了文学没有别的话题,那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我记得晓明当时还写诗,问他发表在哪里,他很得意地说,发表在研究生院女同学们的笔记本上。

那时候马原工作单位还在西藏,有一段时间马原离开西藏回到沈阳——马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但是他做事基本上是半途而废。当时他很热心地给辽宁文学院搞一个活动,把我们请过去。这是我认识史铁生以后他的第一次长途跋涉,当时我和莫言、刘震云三个人把史铁生扛上火车。震云身体比我和莫言强壮,他背着铁生上火车,我和莫言负责把轮椅和四个人的包弄上火车,到了沈阳以后,就是马原背着铁生走了,他比震云更强壮。记得我们还在那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们是北京队,加上沈阳的马原,马原再帮我们拉来两个踢得好的,我们让铁生当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我们说你就在这待着,把门守住,辽宁文学院的同学不敢踢,怕把铁生踢坏。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是一脚把球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所以他们不敢往我们的球门踢,他们只能防守,不能进攻,整场比赛就是我们围着他们的球门踢。那时候确实很好玩,晚上去偷黄瓜。当时辽宁文学院周边全是农田,我记得走道里摆着一个大水缸,偷来的黄瓜在水缸里面洗一下给铁生送过去,铁生咬一口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黄瓜,我说这黄瓜从摘下来到你嘴里不到十分钟。

這样的故事太多了。在沈阳待了一些日子后,马原去海南了。马原一直在漂泊,他当年选择去西藏,其实已经走上今天的道路,就是漂泊的道路,总是在途中。他一直安定不下来,在北京也漂过一段时间,在北京漂着的时候是我们见面最多的时候。他原来在拉萨群艺馆工作,马原这个人心高气傲,个子也高,平时看别人都比他矮,他瞧不起别人,跟群艺馆馆长关系很不好,他这种性格,连拉萨市委书记都不放在眼里,群艺馆馆长算什么,所以经常吵架。有一天他们群艺馆馆长发火了,说马原你别再来上班。马原如获至宝,心想是你说的不让我上班。从此以后马原再也不上班了,但是工资照样拿。然后他到北京来了,因为工资还有,他不上班了,他抓住了那个馆长的把柄,不是他不想上班,是那个馆长不让他上班。

他去了海南,去了很长时间,他在海南时有了一个想法,要拍一个叫《中国文学梦》的纪录片。那时候我在嘉兴,刚好程永新和格非从上海过来玩,住在我家里,我们三个人正下着围棋,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我们三个人都傻了,马原带着一个摄制组来了,我问他是怎么找过来的。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马原大概是听说我们在嘉兴,直接上了火车,就找过来了,好像《中国文学梦》就是在我家开机的。

在我嘉兴的那个家开机完,他把我们三个人先拍了,然后满世界跑,去拍其他作家。当时巴老虽然还没有常住华东医院,但是已经年老体弱,要不是因为李小林,他根本拍不到巴老,他拿着那个大灯烤了巴老好几个小时。等到他的片子历尽艰辛,钱花完了也剪完了,可是放不了,为什么放不了?电视台的清晰度不断升格,他用的磁带的清晰度已经过时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为了让《收获》上《焦点访谈》,这样可以增加发行量,我们去说服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人,最后他们同意了,给《收获》做了一期《焦点访谈》。找来找去谁来做这个节目?王利芬。王利芬那时候在新闻评论部,她是谢冕的博士,是新闻评论部唯一懂文学的。王利芬很关心马原,问他这些年不写东西在做什么?马原说在拍一部《中国文学梦》。王利芬说你做这个片子干吗?马原说我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情。王利芬说了一句很好的话,她说,你要是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你就多写几篇小说吧。

后来马原还是漂泊,漂到上海去同济大学当中文系主任。他在同济的时候我每到上海我们必会见面。有一次我和苏童去他家,当时他在同济刚分了一套房子,他很骄傲于自己的装修,他把所有直角的墙全部弄成圆的,还说他拥有知识产权,给我们展示他的成就。我们说马原你还真是喜欢折腾,把墙的直角都弄成圆角,这也有好处,撞上了不会破皮。

当我们大家都以为马原已经是上海人时,他又消失了。我不知道他生病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生病的事情,是他在同济的一个朋友黄昌勇,当时在同济做宣传部长。黄昌勇找到我,他说你能不能给马原打一个电话?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说马原跑了。我说怎么跑了,被通缉跑了?他说生病跑了,肺里有一个肿瘤,非常严重的病,马原不愿意住院治疗,从上海跑到海南去了,他很危险,你能不能给他打一个电话,把他叫回来,说服他,让他回到上海的医院治病。我想了想说,你知道我们关系挺好,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个电话打过去屁用没有,他不一定会接听,即便他接听了,不仅不会回来,还会说你以后生了病也到我这里来。我说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让他去吧,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几年以后,听说他漂到云南去了,我心里想,希望这是马原最后的住处,别再漂了。

那么多年来我听到很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不知道折腾什么。还有人讽刺马原,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读完马原《黄棠一家》这本新书的感受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看你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

(杀破狼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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