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闫红

我妈在纺织厂工作，这儿曾是小城里的工厂，现在已经破产。我妈说，破产对他们这些退休老工人来说，不是件坏事。她说了些理由，我没有听明白，总之，她对工作以及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个厂区的没落，没多少感触。

工厂极大繁荣的年代，机器声终日轰鸣，走在大街上都能感到震动。厂里的女工，不但有像我妈这样从农村招来的，还有很多是上海下放的知青。

这些知青在本地扎根，生儿育女，每年回一次上海老家。工友托她们带回时髦的日用品。在我的童年，那双被我踢踢踏踏穿了好几年的红皮鞋，就光荣地来自上海。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大红的滑雪袄。我仍然记得，在某个刚刚寒冷的日子里，刚下班回家的妈妈，高兴地把那件明显太长的袄子，披到我的身上。

太长了，所以并不好看，后来我长高了，它变得合身了些，还是不好看，到那时我们才看出来，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件好看的衣服，与合不合身无关。不过我都穿了好几年了，也无所谓了。

上海人还给我捎过一条喇叭裤，桃红色的，裤腿上有绣花，时髦之极，我穿着它去姥姥家，特意跑出院子，走到公路上去，希望每个路人都能注意到我的裤子。我舅姥爷吓唬我说：“警察会把你当小流氓抓走的哦……”

那时我妈还挺喜欢打扮我的。六岁之后，我妈对于我的穿着，突然转变成了心灰意懒的潦草。要么是从我小姨那里接过来的旧衣服——我骨架大，撑得起;要么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比如某年的新年，我妈拿了一件绿军褂给我蒙袄，那会儿是流行绿军褂没错，但必须是比我大一点儿的女孩子，才能穿出那种酷酷的痞气，再说，那件衣服上还有个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