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斌

到现在，抽屉里乱七八糟地堆着很多东西，有忘了是谁送的礼物，有和同学互换的卡片，有小学时父亲从镇上买来的收音机，也不乏高中未送出去的信纸。只是那些物件儿在日复一日的时光打磨中渐渐泛黄，与回忆保持联系的唯一脐带也被柜子上厚厚的尘土隔断，我自然淡忘了过去。只是偶尔翻出来，拍下一张照片，思忖好久但又不知道发给谁。

许久前的下午，阳光打在匠人挥起的瓦刀上。我连哭带闹地从匠人那里成功解救了一个即将要被砌成高墙的石臼，使它免遭毒手。为了证明誓死捍卫的决心，我一屁股坐在石臼上面，说什么也不肯让步。匠人一脸厌烦：“你不让用它砌墙的话，就把它搬到一边去，不要妨碍我施展拳脚。”这是他极具威慑力的恐吓，要知道当时的我要搬起它简直是不自量力。好吧，搬不起来就蹭着地滚，手推不动就用脚，可这一下就出事了，石臼从门前的陡坡上一个加速滚了下去，头也没回。那种绝望简直是对一个孩子最好的惩罚。

于是，我又死皮赖脸地央求母亲，我知道她不会让自己的儿子眼里含满泪花，换做任何一个母亲都是如此。她把石臼装在背篓里起身，吃力地往上爬。我跟在她屁股后面憋红了脸，两只小手撑着背篓，生怕母亲一个趔趄，石臼又滚下去。奶奶拄着拐杖站在一旁干着急，她可能是在想，自己要是再年轻20岁，或许还能帮上一把吧。

后来，石臼被搁置在草垛旁。我学着奶奶曾经的样子，往石臼里抓了一把蒜，使尽浑身解数，捣得有模有样。那个时候，端午节普通得和往常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唯一的幸福时光仅是双手托着下巴，蹲在石臼前目不转睛地看奶奶捣蒜。这期间不仅能听她讲那过去的故事，它还预示着晚上可以吃一顿稀罕的臊子面。多数时候，奶奶会把她的凳子搬给我，那把凳子已经被磨出了一个凹槽，我把屁股放进凹槽里时总会不经意睡去，等醒来时，正好在母亲的呼唤声中，筷子整齐地摆放在茶几上，碗里冒着热气……

当我已不再是那个一屁股坐在石臼上寸步不让的顽童时，奶奶也不会再边讲故事边捣蒜了。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落满尘土的石臼上铺一些麦秆坐下来，用眯成一条线的眼睛送走一个又一个终会被遗忘的日子。有时她也会趁路人不注意打个盹儿，她时常说梦见自己穿不上下个冬天的棉衣了。说到这儿，她时常就会惋惜，惋惜那些姑姑们每年买给她的新衣服，一直整齐地放在柜子里从来没有穿过，以后或许也没有机会再穿了。

最后一次用石臼，是10年前的端午节。家里的亲戚都来串门，母亲早早地准备起了晚饭，奶奶也闲不下来，她一只手扶着石臼另一只手反复擦洗，然后熟练地将一把大蒜撒进去，开始費力地举起石锤。那个端午节格外热闹，臊子面也格外好吃，今年的端午节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了吧。

如今石臼依旧被搁置在草垛旁，事实证明，少了石臼的高墙并没有塌，记忆却因而更加牢固。和抽屉里那些物件儿一样，它们明明都已经旧得没法再用了，但我还是不舍得扔掉，好似只有紧紧地锁起来才会心里踏实一点，才会觉得自己切切实实经历过那样的一段日子。

我突然明白了，那些慢慢远去的人和故事都终将会随着时光流逝被蒙上薄纱，但留存下来的器物，却成为打开记忆的钥匙。在日复一日的使用过程中，它们同我们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和我们一样，在漫长岁月中默然存在。在我们不断地与周围的人和生活告别又遇见的时候，只有依赖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器物，才能帮我们细数其中的点滴情谊。一把凳子、一支笔又或者一个石臼，如果温柔真诚以待，即使它们的颜色、光泽老去，在我们充满记忆的眼中，也仍然熠熠生辉。

（常朔摘自《白银日报》 图/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