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宝力根苏木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境内一个纯牧业发展区，蒙古包是宝力根地区重要的居住形式，也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蒙古包的变迁反映了蒙古族人民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改变，也见证了宝力根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随之而来的还有以蒙古包为载体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流失和改变。

【关键词】蒙古包； 居住形式；宝力根苏木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2）09-107-04

【本文著录格式】董巧霞 .宝力根苏木蒙古包的沿革与变迁[J].中国民族博览，2022，05（09）：107-110.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典籍与实物的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项目编号：19CMZ032）研究阶段成果。

宝力根苏木是目前国内留存不多的纯牧业区之一，宝力根苏木一方面，还保留着较为典型的牧业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另一方面，宝力根地区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影响，传统和现代交织于其中，使之成为研究牧区经济发展变迁和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变化的理想场所。

蒙古包是蒙古族人民特有的居住形式，这种居住形式在宝力根地区仍然随处可见，尤其受老一辈牧民的喜爱。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更倾向于现代的砖木结构住宅，同时又没有完全放弃对于蒙古包的依恋之情，因此出现了现代化房屋建筑和蒙古包并存的场景。此外，就蒙古包本身而言，其制作、外形、布局和用途等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牧区经济和传统民俗发展变迁的一个见证。

一、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宝力根地区的蒙古包及其变迁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四五十年代，宝力根地区牧民的蒙古包非常简陋，多为4个哈那的小蒙古包，蒙古包内的陈设比较简陋。由于牧区商贸滞后，铁制生活用品严重短缺，因此蒙古包大多没有烟筒，烟主要从蒙古包内穿门而出，蒙古包内的木制构件儿经常会被烤熏成黄黑色。

蒙古包内的图拉嘎（火撑）早期是用铁质架子围起来的。燃烧时明火面积大，烟雾多且不安全。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宝力根当地的牧民们逐渐开始使用黏土来围成土炉。这种炉子比起以前的“图拉嘎”更安全、实用。宝力根当地居民还发现了一种白色的黏土，非常适宜制作火炉。据当地牧民回忆，这种白色黏土黏性特别好，用它做的炉子，经久耐用。但这种白色黏土也不是随处可得，需要有经验的牧民根据其上生长的植物来识别和探寻。此黏土围成的炉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收拢烟雾，降低了蒙古包毡子及其他用具受明火烤熏的程度。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合作化发展，公社实行“以牧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政策后，宝力根地区也逐渐有了自己的铁制品加工厂，牧民们才普遍用上了铁制烟筒，从此告别了烟熏火燎的日子。

毡子是蒙古包用得最多的材料，不仅在蒙古包外层适用，包内也是最重要的铺垫材料。蒙古包里地面上铺的是羊毛毡子、羊皮或者牛皮。而为了保暖、防潮，一般还会在毡子下面铺好牛粪、干草之类的东西。蒙古包内外铺盖的毡子可以算得上是牧民们一项较大的生活支出。制作一块新的毡子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就算是当时较为富裕的人家一年一般也只能做出一到两块羊毛毡子，用来替换破旧的蒙古包毡子。因此，在当时，很难看到白色（新羊毛毡子的）蒙古包。在我们走访宝力根苏木牧民的过程中，有幸听到牧民们兴致盎然地给我们介绍了早期毡子的制作过程。制毡过程单个牧户往往是无法完成的，需要集体协作，所以这成为早期宝力根游牧民非常重视的一项生产活动。对于牧民们来说，这也是一场热闹的集会。

制作毡子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牧民之间组织、协作和互助的过程，每个牧户都带上各自备有的工具和原料来参加劳动。分工与协作是自然形成的，一般都由本艾丽（自然村落）的长者来组织进行，其他成员也自愿按照长者的指挥和安排分工协作。整个合作过程是一个自愿的、平等的、无偿的劳动过程。轮到谁做毡子谁家就做东，其他人家则主动来帮忙操作。有的时贫困小户所要做的毡子不够一次的工作量和标准，也可以和其他牧户的毡子合到一起做，他们将之称为“插毡子”，是插在别人家活儿中间的意思。但“插毡子”的牧户还是要始终参加劳动全过程的。这种劳作模式是当时牧区生产生活水平下牧民自发形成的，也正是这种劳作模式使得游牧民族在悠久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忠诚、互助的优良品格并世代传承下来。

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宝力根地区的蒙古包及其变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数人家的蒙古包为五个或六个哈那，面积比以前大幅度增加，那时每户一般只有一个蒙古包。随着合作社和社办公厂的发展，以及牧区社会分工细化，地毯厂、木材厂、编席和皮革综合加工厂等纷纷建立，类似修建棚圈、修造小型农牧工具、运输、皮毛简单加工、粮食加工、酿酒等这些基本生产生活物资，大多可以由社队制造[1]。因此，牧区许多传统手工制品开始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如到七十年代胜利公社多数牧民已经不再自己做毡子了，蒙古包外铺的毡子大都是买来的或者生产队供给的。蒙古包内铺的毡子一般比较讲究，多选用白色羊毛毡子。妇女们还会手工缝边或绣上各式花纹予以装饰，这样会使毡子更结实、牢固、美观，且不易收缩。蒙古包的套瑙等部件也在七十年代可以直接购买到成品，牧民们大多也不再自己制作了。

这一时期普通人家在哈那上是不刷漆的，但牧区开始流行在蒙古包内搭建高5厘米左右的床架子，上面铺上床板。还有一些牧民会支起更高的木板床或地炕，床上再铺上毡子，这种床在各大队也就一两家，数量不多。这种蒙古床的出现，既反映了牧民生活经验的积累，也是当时从游牧走向半定居生活的一个历史写照。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蒙古包内的炉子上面普遍安装了烟囱。

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宝力根定居点的建设在各公社试点展开，土木结构的房屋开始出现。但初期的定居点建设由于没有考虑牧区自然环境与畜牧业经济特点，所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根据宝力根苏木档案资料记载，一九六〇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所盖房子利用率很低，主要原因是定居点过于集中。建房时没走群众路线，一些群众反映：“房子盖得整齐，是兵营式的，让我们住的话还要不要牲畜？”[2]因此到一九七〇年前后，在四季牧场的规划、水源选择、各队定居点选址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多考虑，基本遵循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并强调各社队“量力而行，先抓试点，然后扩大”的指导方针，以适应牧区的特殊性[3]。土木结构房屋的出现也开启了宝力根地区新的生活方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宝力根地区，风雪大、气温低，最低可降至零下42摄氏度的极端温度，冬季长达六个月之久，春季多五至六级西北风，甚至有时七到八级，气候严寒，并且变化多端。与传统蒙古包相比较，土木结构的房屋在防风、保暖等方面更方便牧民生活。随着定居房屋的建设，棚圈建设也发展了起来，这是战胜自然灾害特别是风雪灾害，确保牲畜安度冬春、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重要措施，是当时促进牧业发展的八项措施之一[4]。对牧区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定居点土木结构的房屋部分代替了传统蒙古包。

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蒙古包及其变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宝力根地区从半游牧逐渐转向了定居。到八十年代中期，大部分牧民学会自己用模子做土坯，并住进了土坯房。到九十年代，随着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牧民们在原土坯房的外面包上砖，当地牧民戏称这叫“里生外熟”。还有些牧民的新建住房直接进化为砖瓦结构，但蒙古包仍然是牧民们无法割舍的居住方式。此时，牧民有更大的经济实力来装扮自己心爱的蒙古包，牧区蒙古包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牧民对蒙古包进行较为复杂的装修，哈那和乌尼杆都刷以各色油漆，根据宝力根地区牧民的喜好，一般以蓝色和橘红色为主。蒙古包内用来支撑蒙古包的柱子和家具上不仅要刷漆，而且会绘制牧民喜欢的图案。画工有本地土生土长的牧民，也有外来的画匠，走家串户为牧民装饰蒙古包。在纹饰上较以往更为多样化，牧民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画工所擅长画样来选择图案，多为龙、凤、祥云、鸳鸯等，还有牧民们喜爱马、牛、羊等。这些多彩纹饰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遇有婚嫁，家里更是会为新人专门搭建一顶新的蒙古包。这类寄托着祝福的蒙古包往往会雕刻上蒙古族喜爱的传统纹饰并施以彩绘，蒙古包色彩鲜明，民族特色十分浓郁。

宝力根地区还有当地特殊颜料和提取颜料的方法。一种是从石料中提取，将石料磨碎，兑上胶水使用。还有一种是从植物中萃取，这种颜料保持时间特别长久，基本不褪色。但随着化学原料的发展和进步，这种手工提炼颜料的办法已经渐渐被当地牧民所遗忘了。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并没有碰到可以复原这种古老技艺的牧民，只是保存在了一些人的记忆中。

蒙古包内的床较以前也加高了许多，离地有0.5米左右。这种床有木质结构的，也有用砖垒成的。还有心灵手巧的牧民在砖土结构的床内部修成“炕道”，从而牧民可以在严寒的冬季坐在热乎乎的床头享受着醇香奶茶。

四、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蒙古包及其变迁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牧区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蒙古包的实际使用频率并不高，这导致了蒙古包数量减少。蒙古包内取暖设施也有了新的发展，许多牧民将蒙古包内的炉子移到蒙古包外的另一个房间里，安装上小锅炉，并将取暖的管道埋到蒙古包里面，形成了蒙古包内地热性质的供暖系统。蒙古包内的排污设施也更加完善。蒙古包基本的形制上也有所变化，如在门上加上宽大的玻璃窗户，或者在原来套脑的位置安装立体天窗，较之前的采光、通风和保暖效果好了许多。冬天蒙古包在舒适与便捷程度上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住在蒙古包里的牧民只需一条薄薄的毛毯即可悠然过冬。因此，即使有现代的居住形式，宝力根牧民们仍然没有完全放弃蒙古包这种古老的民俗建筑。凡有重要聚會，人们也是习惯聚集在蒙古包内喝茶聊天，尤其招待尊贵的客人更是如此。遇有儿女嫁娶，德高望重的长辈们搭建一顶蒙古包作为祝福的传统也保留了下来。蒙古包这种居住形式和蒙古包情节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完全淡出历史舞台，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方面，

（一）蒙古包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功能

宝力根牧民一方面，沿袭了传统蒙古包的建造方式；另一方面，又融合了现代的建筑理念，使得蒙古包较之前更为舒适宜居。蒙古包的改进使之更加适应今天宝力根苏木牧民生活需求。而且对于宝力根的蒙古族牧民来说，他们始终认为虽然现代建筑有其优越的地方，但蒙古包也有着现代住宅无法替代的优势，如它更接地气，更容易加强牧民与草原的心灵沟通。更重要的是，目前部分牧民仍然保存着走场的习俗，夏季要到夏营盘放牧，蒙古包轻便灵活可搬迁的优势就凸显了出来。在冬季若遇到雪灾等自然灾害，有了蒙古包也便于牧民转场，规避自然灾害。因此，对于重新进入人们视野中的新游牧经济来说，蒙古包本身作为草原游牧文化的产物，其优势就不言而喻了。因此，在当前的宝力根苏木，蒙古包仍然在牧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实际作用。

（二）蒙古包承载了蒙古族人民的信仰与追求

仅从居住功能的角度来看，蒙古包在宝力根苏木的实际使用率是呈下降趋势的，牧民们有了可以替代的居室，不需要再看着太阳在乌尼杆上的投影而判断时间，更不需要自己去精选木材或者参加集体活动去擀一块蒙古包上的毡子，但蒙古包在牧民心目中的地位仍然神圣而庄严。它承载了蒙古族人民的精神寄托和信仰追求，代表的是一份世代相继的传承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尊崇。因此，遇有重大的节日和庆典，蒙古族人民还是习惯于坐在蒙古包里或者围绕蒙古包举行各种庆典仪式和庆贺活动，这和蒙古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情节是密切关联的。没有了蒙古包的民族文化活动就好像失去了星星的夜空一般，缺少了内在的一份灵动和信仰支撑。

（三）蒙古包凝结着蒙古民族的传统哲学思考

蒙古包是蒙古族牧民世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智慧结晶，里里外外都承载着蒙古族的历史和哲学思考，大到建筑原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小到一个个连接乌尼杆的结绳都蕴含着牧民们对太阳的崇拜和对吉祥的祈盼。蒙古族先民们将其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和对自然的理解、对生活的追求都很好地融会贯通在蒙古包构建上，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念。蒙古包就是这样在简单与繁复之间向世人展示着它的建筑技巧、美学思维、生活艺术、审美逻辑、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等和蒙古族有关的一切。就如一个历史的宝藏，令人越是沉浸其中越是感叹它的无穷魅力，对蒙古包的研究仍然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蒙古包在牧民实际生产生活中的作用虽然不再像早期那么重要，但蒙古包这种居住形式依旧存在。在宝力根苏木，有牧民居住的地方，除了砖瓦和混凝土结构的现代房屋建筑外，你总能在附近找到至少一两座传统蒙古包的身影。一方面，蒙古包的沿革和变迁见证了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蒙古包作为蒙古族文化重要标志性符号将继续点缀着美丽而辽阔的草原，传承着祖辈们流传下来的信仰和追求。

五、对蒙古包变迁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一方面，蒙古包在规格、材质、构造、功能以及牧民对于蒙古包的依赖程度上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蒙古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冲击和挑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蒙古包不仅仅是一个住居方式，更多的是它凝聚着蒙古族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和处事哲学。如何将蒙古包文化中所蕴含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蒙古包变迁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因此不能以停滞的眼光看待蒙古包及其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必须和当前的社会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才能具有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发展和创新态度对待蒙古包及其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才是真正的保护和传承[5]。

（二）传承的基础首先是将文化符号留下来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单纯地保存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而是附着于、展现于各种媒介之中，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蒙古包这个载体，那么蒙古包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将不知所终。因此，有效传承蒙古包文化符号是必要的措施。这些符号包括蒙古包的构建理念、独具民族特色的纹饰、相关的礼仪规范等各个方面。

（三）传承的根本在于对文化精髓的科学诠释

传承并不是原封不动继承，而是发掘蒙古包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并将这种文化精髓和生产生活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而且这种创新一定是基于对蒙古包及其承载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和正确诠释基础上，否则必将南辕北辙。目前一个普遍现象是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过程中往往缺少学术理论上的专业引领，也缺乏具有理论根基的创作人员，导致现在提到弘扬传统民族文化主要表现在工艺品制作或者民俗活动中。就蒙古包及其文化的传承来说，似乎竖起一个蒙古包就代表了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并不关心蒙古包的结构、纹饰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也不注重蒙古包内必须遵循的传统礼仪和行为规范。这就导致许多活动虽然是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导向，但实际上由于并不真正懂得民族文化的精髓和实质，因而往往最终削弱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更有甚者可能简单地成了一种商业行为，与我们传承与保护的初衷大相径庭。

（四）传承蒙古包文化需要系统规划

当前在传承蒙古包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活动中缺乏整体、系统的规划，更多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些碎片化和“去语境化”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离开文化的背景谈文化，会丢失许多有价值的内涵，碎片化信息输入也并不利于人们完整地认知蒙古包的真正价值，且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蒙古包及其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力和张力。一个完整而系统的传承规划不是1+1=2的简单累积，而是大于2的信息输入。它可以充分调动人们的感官，有助于更深层次认知的实现，也有利于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理解、阐释、弘扬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五）传承的路径是让蒙古包文化走出去

任何文化的传承都不能固步自封，甚至要允许其各种形式的重组和融合。这并不会淹没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我们始终需要传承的是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文化的根脉，以及随之而来的个性，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某种形式。允许文化因素的重组和融合有利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对这种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以往我们在传承蒙古包文化时往往更多地考虑到民族性和区域性，更多地考虑了保护其原真性，殊不知，蒙古包是一个活生生的载体，是有生命的力量，不是放在博物馆中的一个摆设。在这个日益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下，走不出去的文化是无法真正传承下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蒂莫西·柯蒂斯也曾经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的生命力，而不是它的原产国或原产地[5]。”

六、结语

蒙古包不仅仅是躺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也不仅仅是散落在草原上一个个孤零零的印迹。更重要的是蒙古族人民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根脉，是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牧民的一种精神，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信仰和智慧，是与草原共生关系的鲜明体现。如何保护和传承好蒙古包这个文化符号及其所承载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推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也是宝力根几年调研过程中所听所见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档案[Z].0033-001-1962-永久-034-伊利勒特公社-中共锡林郭勒盟委-伊利勒特党委：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工作总结.第13页.1962年6月4日.

[2]档案[Z].0033-001-1962-永久-034-伊利勒特公社-中共锡林郭勒盟委-伊利勒特党委：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工作总结. 1962年6月4日.

[3]档案[Z].0030-001-1971-永久-030-达布希勒特公社-中共锡林郭勒盟委-达布希勒特关于1969——1971年建设规划意见. 1971年.

[4]档案[Z].0033-001-1963-永久-060-伊利勒特公社-中共锡林郭勒盟委-公社化五年来水利建设和草原建设情况（1963-1967）.第17页.

[5]蒂莫西·柯蒂斯在2013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上的讲话

作者简介：董巧霞（1976-），女，汉族，内蒙古锡林浩特人，历史学博士，中共锡盟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