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志超 秦香丽

摘要：孙频近作《我们骑鲸而去》通过冷峻阴森意象的选择，繁密诡异的修辞和外延增益的复调手法的运用，从哲学层面对人的生存困境进行探索，提炼出因循苟且、奋起抗争和向死而生三种应对策略。

关键词：生存困境 《我们骑鲸而去》 救赎

与同龄作家关注青春伤痛文学不同，“80后”女作家孙频更贴近传统观念文学的创作。她保持对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关切，对个体生命状态展开思考，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近作《我们骑鲸而去》以荒岛作为故事背景，用第一人称展开叙述，通过多种艺术技法，表现了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困境。

一、生存困境的文本呈现

“80后”作家出生于计划经济余晖和理想主义高涨的时期，但成长起来的他们，却不得不面对社会多元发展下消费主义、贫富差距、住房紧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养老压力巨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承受着价值观念撕裂的痛楚，还自小就背负着‘垮掉的一代’的精神烙印。”[1]生于县城长于城市的孙频，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价值观、精神的撕裂与变革，使她异常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生存困境。在以往小说中，孙频塑造了一系列底层边缘个体形象，在《我们骑鲸而去》中，她将视野扩展为对人类整体的生存困境的思考，并尝试给出应对思路。这表明孙频已经初步跳出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思维设限，转而从哲学层面对人的生存困境展开探索。

故事发生在一座荒岛上。岛上只有三个人：前导演、演员老周，离婚又辞职的落魄诗人“我”（杨老师）和经历离婚、杀夫、坐牢、丧子、被骗巨款的女人王文兰。他们登岛或因悔悟，或为逃避，或是渴望重新开始。荒岛食物单一，文化娱乐有限，消磨时间的方式主要依靠聊天和老周的戏剧表演。三个人中最后登岛的王文兰为了实现建设度假村的梦想四处求援，却屡屡碰壁。“我”和老周因为配合不力被她先后冷落孤立。一场史无前例的漫长寒潮让三个人冰释前嫌，渐趋团结。食物告罄，饥饿袭来。王文兰屠狗、捕蛇供大家充饥。“我”因此存活，提前离岛返回陆地。老周不食，最终消失不见（推测是跳海自杀）。王文兰则留在岛上，固守梦想。三位失意者、一座荒岛、一场寒潮，一死一逃一困，极端环境下的生存困境突破了孙频以往小说叙述中的现实笔法，带有更多作者个人的理想色彩。这种理想构建下的荒岛孤独感，将生存困境推向人性的审视与救赎。

二、生存困境书写的策略

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形成了孙频独有的生存困境书写。在她之前的作品中，她“不但通过一些冷峻压抑的意象来营造一种无言的生存之重，而且也巧妙地通过转换叙述视角，将人物的心理乃至精神状态细致入微地表达出来”[2]，而在这部作品中的呈现有所变化，在坚持意象营造的同时，小说的视角以“我”这一主观视角展开，同时还借助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复调手法展现小说主人公们的生存状态，揭示他们的精神世界。

（一）冷峻阴森意象的选择

小说文本中出现了很多富有意蕴的意象，如颜色、鲸鱼、榕树、狗等。以下选取典型的红蓝色、鲸鱼意象进行分析。

1.颜色意象

小说自然景观的着色以低饱和冷色为主，如黑色的海浪、鱼汤中惨白的鱼骨、药酒瓶中灰蒙蒙的蛇眼，凸显荒岛环境的阴森可怖。在运用颜色塑造人物性格方面主要集中于王文兰，颜色描写成为作者塑造王文兰性格和境遇的重要方式。王文兰重视衣着和妆容，“化妆是对自己的尊重。”[3]她的衣着和妆容选色大胆，造型夸张，色彩饱和度高，刻意营造出强势、奔放的外在印象。在低饱和色彩的海洋中，高饱和的红蓝两色异常显眼。红色突出体现在口红、指甲用色上：“嘴唇上涂着口红，泛着一层红色的油光”[4]、“小拇指上涂着红色指甲油”[5]；蓝色则是作为她预定的旗袍寿衣的颜色：“床头摆了两张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上，她穿着蓝色旗袍，手持团扇捂住嘴角，两只眼睛正忧伤地张望。”[6]56岁的中年女人以大红色涂抹嘴唇、指甲，显得过分热烈，却又是“生长于现实生活又能够与现实生活对抗的生命力的显现”[7]。蓝色的寿衣既冷寂忧郁，又透着神秘。穿壽衣的照片置于床头，既添悲凉又显平和。红蓝两色恰到好处地反映出王文兰的心态：经历诸多苦难后，她虽不惧死亡，但依然渴望尊重和爱。寿衣与首饰、墨镜等的搭配，将她外在热烈内心冷峻，渴望快乐又敏感万分，佯装自信又内心脆弱的复杂性格刻画出来。

在如此淡冷的环境中，也有几笔亮色，“蛇盘里倏地吐出一截血红的蛇信子”[8]，“她咀嚼得很用力，嘴唇上涂抹着一片暗影，好像正在拼命咀嚼一条鲜血淋漓的活鱼”[9]，都是令人恐惧的血红色。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唯一着色的人物王文兰与蛇的形象暗合：血红的蛇信子与鲜红的嘴唇；蛇的宁静与突然攻击，王文兰的始终忍耐与痛下杀手；蛇被用来佐酒，王文兰经历巨变而登岛重燃希望。两者都是强势与胆怯，死与生的化身。如此，王文兰最后捕蛇充饥，更有隐喻她舍己救人的意味。

作为文本中的一种媒介、一种象征和一种代表，颜色的反差，构建出荒岛世界的冷峻阴森；同色类物的迭现，强化人物性格的矛盾复杂。岛荒芜、阴森，人却浓妆艳抹，涂脂堆粉。“她的服饰越是奇特，就越能对比出世界的平庸和荒凉；她的色彩越是明艳，就越能反衬出世界的寂寥和惨伤。”[10]孙频以鲜明的色彩对比，创造了一个诡异的荒岛世界和一位坚毅的女性角色，二者既冲突又和谐，相互作用，共同成就。

2.鲸鱼意象

小说标题“我们骑鲸而去”寄托着作者本人的期望：“渴望在这样一个物质的、快节奏的、不再倾慕风骨的时代里，依然有着高洁的隐士，依然有着九死不悔的理想主义者，依然有着属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风骨。”[11]小说中两次关于鲸鱼的描写都具有特殊意义，摘录如下：

第一次：

“这一天我们在海上见到了海豚与海鸟齐飞的景象，在它们背后，就在这时，我们遇到一条座头鲸正在海面上嬉戏，巨大孤单的鲸鱼，不停地跃出水面再侧身钻进海里，再次跃出再次钻进去，反反复复了十多次。‘我’看呆了，问，它怎么了？老周慈祥地笑着说，鲸鱼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实在是太快乐了，它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它的快乐。

那只鲸鱼独自嬉戏了很久，然后大头朝下潜入海里，只在海面上露出一个巨大的尾巴，然后，那大尾巴一划，也从海面上消失不见了。”[12]

第二次：

“无边的夜色淹没了一切，庄严璀璨的银河从我们头顶缓缓流过。就在这时候，海面上忽然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海鸟的叫声，又像婴儿的哭声。老周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听起来很快乐，是鲸鱼在歌唱。他的话音刚落，我们就看到，从闪着星光的海面上忽然跃出一条巨大的鲸鱼，溅起的浪花直冲到了我们脚下。我们三个人都静静地看着它，鲸鱼唱着歌，翻身跃入大海。”[13]

关于“鲸鱼”首次亮相于王文兰初次登岛之时，后来王文兰又在转述老周话语时提及“鲸鱼”的观赏价值，并提出以此作为度假村一大景观的设想。上文摘录的文字是两次鲸鱼现身的记录。两次出现预示着两种状态：一次是原有生存平衡状态被打破——寒潮袭来，一次是生存平衡状态再次恢复——寒潮结束。而在鲸鱼第二次现身后，老周和以往的隐者一样，突然消失了。

鲸鱼的描写，作者自言是代表“生命的自由与欢畅”，结合小说内容来看，鲸鱼第一次出现，“我”已经基本修复了与王文兰、老周的关系，继续和老周结伴打鱼。长久的疏离让“我”对此感到惶恐和感激。俩人对王文兰的认识也渐趋一致。他们消除了彼此的隔阂，获得了新生，再一次感受到久违的快乐。此时鲸鱼的欢畅，也是“我”和老周心理状态的外现。在鲸鱼第二次出现时，寒潮带来的饥饿被王文兰强力化解，老周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奄奄一息。如庄子和惠施游于濠梁之上时，对鱼之乐理解不一样，“我”、老周和王文兰对鲸鱼之乐的认识也大相径庭。王文兰希望通过鲸鱼营造景观吸引游客。她不懂鲸鱼的快乐，但鲸鱼的现身能够给她带来希望的快乐。老周淡然看待一切，感受到鲸鱼的快乐并与之同乐。“我”在老周的指引下也逐步体会到鲸鱼的快乐。于是鲸鱼的出现既为仨人带来了快乐，也表达出仨人的快乐。仨人“和而不同”，以各自的方式冲破了由现实困境带来的精神困境，实现了自我生命和精神的救赎。

鲸鱼另一面也是老周的动物化形象。老周突然消失前，文中有过多次伏笔。前代隐者（指之前在荒岛上隐居的人）突然消失、老周潜水时间越来越长、儒艮退化到浅海吃草和“我”的打趣等等，都在暗示老周有朝一日会像鲸鱼一般突然离去，“回归”大海。老周与鲸鱼“心灵相通”，描写鲸鱼，实则描写老周。鲸鱼意象既是老周的化身，也体现了作者对生存困境中的人的思考，对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

（二）繁密诡异修辞手法的运用

小说中比喻、比拟（拟人/拟物）等修辞手法运用异常繁密，选取比喻、比拟（拟人/拟物）修辞手法典例摘录如下：

1.比喻

（1）那些已经苍老的时间仍然栖息在阴森的椰林里，粗大的橄仁树里、橙花破布木里。坐在榄仁树白骨般狰狞的树根上，甚至还能听见这些时间迟缓滞重的咳嗽。[14]

（2）不远处的沙滩上晒着一颗被海水送上来的椰子，在海水里泡久了的缘故，看上去披头散发，像颗女人的头颅正趴在那里。[15]

（3）“我”告诉他，这仙人掌的果子再胖十倍就是火龙果。我们吃完仙人掌的果子后，牙齿都红得像吸血鬼，倒也不在乎，反正没人看。[16]

（4）这样一幢标致的洋楼立在这样蛮荒的小岛上，显得尤其诡异，像座坟墓。[17]

（5）子嗣成群，根须纠缠，像一只巨大可怖的八爪鱼一样几乎要把整幢洋楼抱在怀里。[18]

（6）门口的椰林沙沙作响，巨大狰狞的树影投在窗户上，像怪兽一样直欲把头伸进屋里来。[19]

（7）忽然，一个大浪从海里窜出来，像只巨兽一样在我们面前立了起来。[20]

（8）榕树暗绿色的枝叶像蛇一样从窗口从墙缝里悄然爬入。[21]

（9）一轮金红色的朝阳即将跃出大海，整个海面忽然就无声地燃烧起来，一直烧到了我们小船栖息的地方，我们仿佛正停泊在一场盛大的火灾之中。[22]

（10）有的海涛会像蛇一樣忽然骇人地立起来，露出雪白的肚皮。[23]

（11）她也慢慢地把烟头碾灭在一只玉白色的海兔螺里，一缕青烟袅袅升起，像是寄宿在螺里的魂魄已经散去了。[24]

（12）她咀嚼得很用力，嘴唇上涂抹着一片暗影，好像正在拼命咀嚼一条鲜血淋漓的活鱼。[25]

2.比拟（拟人/拟物）

（1）长成各种形状的时间正在那里走来走去地闲逛。[26]

（2）它们就生活在这岛上，寄宿在珊瑚礁上，树木的枝叶间，代代生息繁衍，繁殖出越来越多的时间。[27]

（3）那些黑色的浪花也渐渐长出了牙齿，上岸撕咬着礁石。[28]

（4）鳐鱼长着一张人的面孔，终日笑嘻嘻的，拖着一条很长的尾巴，尾巴尖有毒。[29]

（5）镭射光球携带着缤纷的颜色从我们身上碾压过去，再碾压过来。[30]

（6）平时趴在地上的厚藤因为吸饱了水分，变粗变长，像眼镜蛇一样忽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举着肥厚的叶子立在雨中，四下观望。[31]

（7）粗大的树根泛着白骨的光泽，有一棵大腿粗的藤从旁边爬过来，巨蟒一般缠绕在榄仁树上。[32]

小说中喻体表现为坟墓、头颅、蛇、巨兽、怪兽、魂魄、吸血鬼等，比拟的对象则集中于时间、浪花、鳐鱼、镭射光球、厚藤、树根。文本中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但繁密，而且不论何种物象，都具有类似的特征：诡异、阴森、可怖、瞬息万变。荒岛物象作为一种客观实体，本身并不具有任何表意性。但通过“我”的加工，反映出荒岛景观所具有的令人深感压抑与恐怖的独特气质。这种气质带有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抽象的时间有了具体的表达，而具体的物象反而抽象化，物象在相似性基础上更加有作者自身的颓唐孤独感。“我”的主体地位逐渐消失，代之以“我”脑中形成的各种物象。主体的虚化与物象的具化，将荒岛生活的困境摆到读者面前，让读者在震惊于荒岛环境之时，对人的困境保有切身地感受和持续地关注。

（三）外延增益复调手法的加入

小说复调手法的运用是伴随着老周的“世界剧场”同步进行的。“世界剧场”上演的木偶戏作为老周內心世界的外现，让老周“开口说话”，以上帝视角对岛的过往、现在和未来及三位主人公作了讲述评价，是对正文文本的一大补充。

整部小说中共有1段对白（《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与霍拉旭）、3段独白（分别是《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麦克白》中麦克白和《暴风雨》中卡列班的独白）、4段岛屿生活简介（分别为布拉瓦岛、特罗姆兰岛、圣保罗岛和诺福克岛）和5部剧（分别为弗洛蕾娜岛女王剧、蒂科皮亚岛作家剧、纳普卡岛船员剧、巴纳巴岛工人剧和艺术家剧）。其中除了4段岛屿生活简介没有明显的指向性外（但讲述了四种荒岛生存困境），不论是对白、独白，还是木偶剧，都有明确的指涉对象。哈姆莱特与霍拉旭的对白片段和哈姆莱特的独白，指向的都是老周自己。面对生存困境，老周处之泰然，牢牢地掌控自己的命运，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富有意义。老周以哈姆莱特自喻，希望“我”如同霍拉旭向世人传达他的故事；麦克白的独白则是老周对“我”的演绎。“我”因为软弱逃避，在生活中处处碰壁，最后离婚辞职，逃到荒岛。但荒岛的生存困境，让“我”又一次产生了逃回大陆的念头。“我”仿佛是一个在人生舞台上被命运随意操控的伶人，没有自己的思想，缺乏抗争的勇气，生活过得庸俗无趣；卡列班的独白则对应王文兰，她经历了诸多苦难却一直不被人理解和尊重，反而因为自己的行为被视作异类。尽管如此，她依然能够在一片反对声中奋起抗争，争取自己的尊严，即使身处荒岛，仍旧不惧苦难，坚持有所作为。

5部剧的内涵则更为丰富，不仅有对仨人的刻画，还有对岛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描摹。弗洛蕾娜岛的女王剧，女王指涉王文兰，演绎了岛上以王文兰为主导的仨人关系的破裂、重组与复原，揭示了“孤独”的恐怖存在。在荒岛生活困境中，王文兰因为不满“我”的逃避，拉拢老周孤立“我”。岛上的孤独是最难承受的，“我”差点因此精神失常。蒂科皮亚岛的作家剧指向“我”，一个失败的作家，演绎了岛上生存困境下“我”的迷失。“我”带着写出一部《瓦尔登湖》一样作品的理想登岛，但岛上的生活丝毫没有激起“我”创作的欲望，反而让“我”逐渐被孤独吞噬。“我”被王文兰孤立带来的刺激，导致“我”近乎精神崩溃，成为老周口中让小岛吃掉的人。纳普卡岛的船员剧和巴纳巴岛的工人剧，分别揭示了荒岛的现在、未来和过去。食物匮乏引起的饥荒，导致岛上的生存危机加剧，仨人可能无法全部安然渡过这场难关；岛上曾经的工人因为彼此的猜忌与压抑，大打出手，于是采矿废弃，岛上渐荒。艺术家剧可以视作老周的自传。他年少成名，却因被指责抄袭而气愤出手重伤朋友，畏罪潜逃。多年过去，昔日朋友并没有去世，反而成名。老周意识到命运的无常，回到荒岛继续生活。这部剧是老周的最后一部剧，也是他在消失之前对自己过往的讲述。他没有隐瞒，坦然吐露了自己的过往和内心想法。

世界剧场，是老周脑中世界的外现。老周演绎的岛屿和故事本体，在《看不见的岛屿》一书中都有原型。在该书前言“天堂是岛，地狱也是”中，作者莎兰斯基表示：“绘制地图应该成为某种文学体裁，地图册也该成为纯文学作品的一种，这样才合乎它最初的名字——‘世界剧场’（Theatrum orbis terratum）。”[33]老周的“世界剧场”直接继承了地图册“世界剧场”的名号，他所演绎改编的各式剧，也都是在《看不见的岛屿》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这里牵涉艺术家剧中关于原创作品的讨论。老周在岛上表演的剧，他自言“我自己编的”，但实则改编居多，两部以自编为主的剧（巴纳巴岛工人剧和艺术家剧）还是复述过去的经历。曾经的老周因为与好友争论自己的作品剽窃与否，失手误伤好友。当时的他年轻气盛，坚称自己只是“借鉴了一点儿灵感”，但他自诩的“有才”多半是因为他站在了时代浪尖上，是最早一批接触到外来新鲜思想文化的人。他的人生困境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洗礼后，个人创作中缺少自我的沉淀，陷入前人范式中而不自知。他在岛上几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却始终没有完成对自我思想的突破，直至演完青年剧，才终于重拾勇气，与自己的理想一起“骑鲸而去”。

在中篇体量的小说中安插如此丰富的副文本，是一次挑战，但孙频成功了。透过这一段段对白、独白，一场场剧，不但补齐了荒岛的前世今生，而且大大丰富了三位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尤其是老周，如果没有副文本的存在，老周的形象将会单薄许多，最终自杀也会显得突兀。副文本的文本增殖功能将岛上困境戏剧化、极端化，在拓宽小说文本边界的同时，也拓展了小说的想象高度和思维宽度。

三、生存困境书写的文化意蕴

思想是创作的核心。孙频的创作，带有她悲天悯人的情怀，表现时代个体与群体的生存困境。在《我们骑鲸而去》中，饱含着作者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思索，如在困境中突围、对社会和人性的批判及对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使得作品充满了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

（一）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与鞭笞

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精神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等。“没有批评精神的文学是软弱无力的，只沉迷于对苦难的挖掘也是没有力量的”[34]，《我们骑鲸而去》以小说的形式呈现生存困境中的现实社会，针砭时弊，保持着对社会的清醒态度、对人性的深入剖析。

《我们骑鲸而去》以异托邦的形式对具体社会现实进行反映，予以批判。王文兰登岛前的个人经历浓缩了社会现实的冰冷。婚姻包办、家庭暴力、情感欺诈、巨额诈骗等，极大地摧毁了她生活的信心和作为人的尊严。王文兰几乎成为社会不公的聚焦。而岛上的仨人其实都是社会的零余者。老周因为误伤他人而逃到岛上，“我”因工作、家庭不顺而登岛，本质上都是现实社会的弃子。他们的经历，也反映出官场、艺术圈中错综复杂的纠缠。社会之外，小说还重视对人个体劣根的揭露，如王文兰的妹妹一出场便对王文兰态度冷淡，她更多考虑“父母的清白”“活下去”，紧紧揪住物质生活不放，却从未关注过王文兰的精神世界。王文兰儿子车祸身亡，她却为王文兰偷偷高兴，以为她的晚年就此有了保障，全然不顾王文兰的丧子之痛。王文兰经历的数起诈骗，也都反映了人性的卑劣面。金钱使人异化，社会变质，情感失温。整部小说仿佛是一出人间现实剧。小说中王文兰用改锥一下下地钻向施暴者时，这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更让人切身感受到社会与人性的复杂。

（二）生存哲学的思考与探索

对人生存的思考是哲学探究的范畴。小说中的的深度正体现在它是否能够揭示人的生存状态并提出作家個人的思考。孙频在这部小说中，对人与现实、人的生存状态、死亡作了探究，“以一种‘孤悬’的方式放置到永生岛这样一个看起来极不起眼的封闭空间，正是为了充分地展开她对特定情境下人性状态的观察与思考。”[35]

人与社会关系的矛盾关系，构成了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其实都是人与现实社会矛盾的例证：老周主动归隐，“我”逃避世俗，王文兰则渴望重生。但登岛后的生活却全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过往厌恶的人际关系成为生活的必需，没有人可以完全独立于世生存。“我”和老周一起抽烟喝酒，每晚给陌生人打电话；王文兰为度假村而奔波，与“我”、老周玩笑，自己跳舞唱歌；老周绕岛跑步、表演戏剧……岛上仨人生活及其分分合合的经历表明，人的社会属性与生俱来，无法完全主动或被动地分离。作者孙频自言自己的能量值较低，即社会性较低，但她依然需要朋友、读者、售货员。小说在肯定乃至呼唤世俗社会中的高洁之士时，更展现了人的社会性的一面。正是因为人深植内心的社会性，才促使人不断地去获取信息、探索外界与反省内心。“逃”到岛上的仨人本质上妄图背离自己的社会性而获得自我的宁静和获得感，但人的自我宁静与获得感，恰恰需要在一定的社会交往中才能达到，诸如为他人的服务、来自他人的赞美等，完全脱离社会活动的人会诸如“狼孩”，已然不再具有“人”的属性。小说对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并以仨人经历的方式提供了思路。无论是哪一种，都是认清人的社会属性后所作出的选择。

对死亡的思考是小说的另一主题。从最初动物自杀、漂来的男孩尸体到王文兰杀死家暴自己的丈夫、榕树树干的人形、寒潮后面临的饥荒、泡酒的蛇眼和老周的死亡，死亡围绕着整部小说。三位主人公的经历也围绕死亡进行。老周不惧死，坚定地活在当下，“通过他的‘思考’和‘语言’去理解和把握自己存在的真理。”[36]王文兰不惧死但也不想死，充满了斗志，想在荒岛上重新开始。相比之下，“我”怕死、畏惧，处处妥协，在老周和王文兰之间游移。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结局。如何度过从出生到死亡这段时间，成为人生存的重要问题。小说中不但直接呈现了死亡的场面，而且还借助主人公之口，对死亡进行了深度探析，表明作者对死亡的思考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在过往的创作中，孙频对小说主人公的结局安排往往是“试图为他们寻找生存的出口”[37]，但忽视了死亡本身的含义。死亡，意味着人最终归于虚无与沉寂。孙频此次没有避讳对死亡的刻画，老周的结局更是表明作者不但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更能坦然地接受死亡。死亡不再是一种忌讳，而成为小说中人物发展的自然行为。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因为它终将到来。对它的畏惧才可怕，因为那是人对自己的逃避。既然结局无法改变，那么活的过程与死亡时刻应该尽可能展现人生命的美好。老周“骑鲸而去”，鲸鱼的传说让老周的死亡得以升华，带有壮士的豪迈与艺术家的浪漫。王文兰的守岛，也展现出她自己蓬勃的生命力与看清死亡之后的无畏。“我”回归陆地继续生活，最终“写”出了一本书，虽然还没有达到老周和王文兰的境界，但在思想上已经有了行动。在“我”的笔下，荒岛生活无论再无趣、恐怖，老周和王文兰都像两座灯塔，以各自的方式在黑夜中闪耀，既呈现了自我，又照耀了他人。

（三）生存困境的突围与救赎

孙频曾说：“突围与救赎几个字有大而无当的嫌疑，且显得老生常谈。但是必须承认我这几年写作确实一直在孜孜以求地探索这个命题。”[38]孙频在小说中呈现生存困境的同时，往往也给出对应的突围之路。

“我”避世所以登岛。在岛上生活时，“我”也是在肯定自我与否定自我之间摇移，缺少主见。王文兰孤立“我”，“我”便求和；饥荒来临，“我”又强忍着吃下狗肉、蛇肉。作为社会的弃子，登岛的经历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岛上生活的残酷无情，意识到自己过去的逃避，最终选择回到陆地，直面“惨淡的人生”。王文兰抱着随时赴死的信念登岛，50多岁就早早地为自己准备好了寿衣。但受到老周和“我”的热情招待后，她笑着说：“这么久了，我就数今天快活。”[39]她重拾生活的信心，竭力维护自尊：每天定时跳舞，出门化妆打扮；坚持营造景观，招徕游客，寒潮来临依然如故。当饥荒袭来，她又不顾生命危险，捕杀眼镜蛇供大家充饥。即便老周自杀、“我”回到大陆，王文兰依然选择留岛坚守她的梦想。一个曾经杀夫坐牢、身无分文的女人，在现实社会中被牢牢地锁死在社会底层。荒岛给予她栖息之所、梦想之地。不再需要他人的扶持，她能够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得应有的尊重。最终无论她的度假村梦想能否实现，她在拯救自我的同时，已然超越了自我。老周在荒岛上生活了几十年，他屋内墙上挂着“节花自如”，勉励自己不受外界影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荒岛生活艰苦、孤独，有时还有性命之虞，但老周寻找到了与自己、与荒岛相处的方式，自在宁静。饥荒到来，他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吃下狗肉和蛇肉，坚持自己的理念，即使跳海自杀也没有背离，是具有风骨的理想主义者，如屈原一般，“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40]，傲然独立于世。作为时代先锋，他也曾获得诸多荣誉，但他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终于明白艺术的意义不在于向外呈现，而在于对内领悟。时间披沙拣金，最终留存的只有恒久的大自然和诚挚的热爱。顺时持爱，才能在物欲之流中抵达彼岸。

学者王晓蕾从时代命运的角度对仨人的人生态度进行了解读，认为“我”、王文兰和老周分别具有认命、抗命与顺命的态度[41]。这也是作者面对生存困境的三种思路：因循苟且、奋起抗争和向死而生。岛上仨人以各自的方式破解了生存困境。王文兰和老周对生死有清醒地认知，从各自的站位出发作出判断并付诸行动。“我”还停留在思想有认识、行动尚迟疑阶段。这既是年龄阅历的限制，也是时代环境的赋予。反观当代青年，绝少经历战争饥荒，食饱衣暖、需求满足，却逐渐失去对生活本质的认识。面对竞争压力，不是奋起，而是后退。消极的生活是对生命的辜负和亵渎，相比身体残疾，精神残疾更坏。老周和王文兰为以“我”为代表的青年读者示警燃灯，明亮方向。

四、结语

生存困境是孙频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我们骑鲸而去》更将其推向极致。通过冷峻阴森意象的选择、繁密诡异修辞手法的运用和外延增益的复调手法的加入，通过思考社会、人性、死亡进而对生存困境进行了探索，提炼出因循苟且、奋起抗争和向死而生三种应对策略。对人的终极关怀是文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孙频以冷峻的笔法戏剧性地呈现人的生存困境，探索人的存在与死亡所具有的本质内涵，取得了文学创作的人文和社会双重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移民文学视野下的农民工形象研究”（项目号：19FZWB090） ；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土文化重建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研究”（项目号：16ZWC002）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欧美楚辞文献研究”（项目号：KYCX21_306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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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