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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逻辑

2022-07-19杨斌

理论导刊 2022年7期
关键词: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文化

杨斌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这块文化沃土上产生,经历契合、趋同、创新与升华,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演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获得文化认同的历史过程,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碰撞、融和、会通的发展规律。从文化认同的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社会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求存在实践价值的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中国文化中的民生思想有着利益诉求的趋同;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融通共生,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与升华,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客观规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认同;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7-0124-05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遭遇空前危机与极大挑战。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人选择、接纳、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产生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文化认同蕴涵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普遍真理的认同、认可乃至信仰;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优秀的科学理论成果和最先进的精神文化思想;三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重构中国人民的民族文化认同,形成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身份确认。理论交融、融通的基础是文化认同,理论创新离不开异域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碰撞,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各国实践、历史文化相结合,不断增添其理论宝库中的新内容,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西文化迥异彰显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在与各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其指导思想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与各国文化的深度对接、交互与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文化人、创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演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碰撞、契合、认同、融通的历史进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中国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曲折前进的。从文化视角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认同逻辑及客观规律,能够促进我们更加深入学习、理解、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实践价值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相适应

1840年,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国门,至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洋人朝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由于阶级的缺陷和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革命的重担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要担当起这一重任,就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给予其透视时代风云的慧眼和破除思想迷信、寻求科学真理的认识工具,指引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引革命前进方向的光辉旗帜,其理论价值体现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斗爭的胜利,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思想认识工具和实践斗争武器。

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怎样对待西方的坚船利炮及其思想政治制度?尽管有识之士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主张,但近代中国人民仍然缺乏切实可行、实用有效的科学思想方法和理论认识工具指导中国革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重农抑商的历史惯性,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隋唐以来的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认识世界特别是改造世界方面,中华民族尤其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至1898年《泰西民法志》一书首次提及马克思及其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传入中国,当时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介绍该理论,革命派主要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特别是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三部分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斗争学说如一条金线把三部分联接起来。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队伍在中国迅速扩大,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等。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深入工人群众,在工人中开办夜校,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启和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革命觉悟和斗争精神,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此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进一步得到传播、认同与运用。基于此,在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比较、碰撞、论争、选择、接受、运用、创新的艰辛过程,进而形成中华民族广泛的文化认同,诞生了具有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离开书本知识,进入变革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便面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从1919年至1923年,共进行过3次论战。通过“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经历激烈的思想碰撞、斗争、洗礼,特别是社会实践的大浪淘沙、检验验证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才真正被中国人民认知。毛泽东指出,正确的东西从斗争实践中来,真善美同假丑恶在相互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和斗争才可能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之所以得以进行,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苦难中的中国正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也正好能够提供改造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面对中国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世界大变局,中国人民缺乏先进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认识工具,而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经济关系及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树立了革命的榜样,极大地唤醒和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更为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方向和道路,使中国人民看到了自己民族解放的希望。中国人民经过比较鉴别、理性思考,从借鉴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武器到地主阶级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以至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己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极端重要性。质言之,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

二、利益诉求趋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指向相趋近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理论学说价值中立、超阶级性的虚伪性,毫不隐瞒地宣称自己的理论具有阶级性,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无产阶级是最有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最强、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消灭私有制、消除经济剥削、推翻政治压迫,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这是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除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理论等历史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具备了同时代人难以拥有的主观因素。马克思早在中学毕业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现出胸怀为人类服务和献身的崇高理想。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深深影响和刺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同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阶级,进而投身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事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开始就具有这一明确的阶级倾向和斗争目标,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义性。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马克思花费大半生的时间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确证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根本对立的经济关系和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指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并且找到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解放道路。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被中国人民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具有人民性的特征,而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和核心内容之一,一定意义上,两者利益诉求趋同。我国从西周开始就产生了朴素的民本思想,历代统治者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地秉承“民为国本”“民为邦本”的思想。几千年来,不管统治者们情愿与否还是出于无奈,他们几乎都打着“重民”的旗号笼络民心,在施政方针和策略上或多或少地施行“仁政”。也正是这一民本思想客观上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救民于水火、增进民生福祉为目标,民本思想逐渐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从实现民众利益提升为富国强兵、求富求强的现代化愿景,从而在文化上完成自识和自省,自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人民性相契合,在人民根本利益上达成共识。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征程中,中国人民通过土地改革变革生产关系,通过“一化三改”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通过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有一切都建立在人民利益基础之上,形成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人民利益认同思想。利益紧密而又普遍地渗透于人民对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全过程,这种利益包括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换言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通常以马克思主义对自身利益的反映程度与实现状况为根据,特别是对于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来说,他们的理论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理论与利益的相关程度而间接发生的。《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者和革命者将在革命中突破锁链的束缚,“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既通俗易懂又广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易于被人民群众所理解与接受,在实际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中国人民能够真切感受和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大众解放而服务的理论,从而自觉地接受它、认同它、捍卫它、发展它。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3]467,这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3]467。中國革命需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拿什么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毛泽东在“工农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时进行了大量调研,认为除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之外,还需要给他们带来切实利益,因此只有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广大农民,才能满足农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28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他又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并强调,注意并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就能够团结群众,使群众“热烈地拥护我们”[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工农武装割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其中土地革命带有根本的阶级利益内容。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处理阶级利益关系时,遵循三大经济纲领,其中第一条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制定根据地农村的经济政策和阶级政策,进行土地革命,直接受益的是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大幅提高,有力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工业化道路,改变了贫穷落后、一穷二白的面貌。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发展5年计划,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迈进,建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使国家在经济上真正独立;通过制定五四宪法,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使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1980年5月,邓小平指出,生产力发展,人民收入增加,才是“压倒一切的标准”[5]。经过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努力奋斗,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由于这一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朝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幸福目标迈进。

总之,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人民利益问题上的观点与诉求趋同,使得中国人民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能够理解、接受、认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中国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也因为人民利益的共同诉求而得以实现。

三、理论创新升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相融通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它通过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答不断推进自身理论的发展,它的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始终吸纳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文明成果来完善和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是其科学性的反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处于不断丰富和发展之中。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作出适时回答,并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理论高度。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曾遭遇各类思想文化的抵制,进而引发论争,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经过比较、鉴别和选择,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开放性与中国文化所拥有的包容性在思想特征、思维方法等方面相融通。这种融通是理性的自觉与历史的必然,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中国人民就通过比较、鉴别,最终在民族思想文化的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接纳,自觉地把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中国文化海纳百川,其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5000多年的重要原因。从古至今,在不断吸收与融合境内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既展现出宽广的胸怀,也表现出善于学习各类不同文化的优点,并且善于“拿来”加以消化吸收,不断充实、丰富自己,形成新的思想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文化、来自印度和阿拉伯的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与中国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农耕文化相互包容融通,使中国文化具有更为顽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基于这样的特质,中国文化并不会刻意排斥西方先进文化,更不会拒斥马克思主义,加之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开放性的特征,因而两者的结合、融通是必然的。

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亟待革新,需要新鲜文化血液的补充,有待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和秉承科学批判的精神,进行传承创新。马克思主义回应了这一要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会通、发展,促成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文化的认同,取得中国本土民族文化的身份,并伴随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深入不断发展。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带有西方人所熟悉和惯用的思维方法和表达形式,在普通中国人看来,其语言难免晦涩难懂,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传播、认同、运用、检验与发展往往会形成一定的文化障碍。因此,必须用中国人民特有的语言风格和习惯、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对其进行阐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此,毛泽东用中国文化中的成语、典故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表达方式转化为中国本土文化的民族语言。事实也正是这样,中国文化在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之后,赓续优秀传统,将其升华为全新的民族思想精华,给中华民族带来无限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人民的优质思想基因而永续相承。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相结合,根植中国文化的沃土,兼收并蓄,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会贯通、交相呼应,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发展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境界。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实践性,正指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将引领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得两者能够兼容,其原因还在于两者具有诸多共通之处。如中国文化的整体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想相契合;中国文化强调辩证思维的整体观,“天人合一”意涵自然规律与人、人类社会的规律相统一的理念,中国文化中的致用务实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相融通,等等。概而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进行理论创新并升华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性的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而中国文化拥有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能够兼容并蓄,使得两者交融汇通,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飞跃与升华。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8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7.

[3]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雨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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