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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

2022-07-19曾庆娣

理论导刊 2022年7期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

曾庆娣

摘 要: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能实现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从必要性来看,这既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思想伦理意蕴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现实伦理诉求。从可能性来看,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伦理二重性是实现资本现代性伦理超越的内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政党伦理资源、制度伦理资源和精神伦理资源是实现资本现代性伦理超越的外在条件。从实现方式来看,超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性,在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的融合中彰显国家治理的伦理意蕴;超越资本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悖论性,在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的交互中实现解放伦理的引领价值;超越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性,在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一致性中回应生态正义的伦理诉求;超越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性,在资本逻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的互动中弘扬全球伦理精神。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资本现代性;新型现代性;伦理超越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7-0075-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2]这深刻揭示出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关联性。现代化问题的实质是一种合理现代性的塑造与建构。正处于创造进行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能超越资本现代性、建构一种新型现代性?这是一个涉及多维度的复杂性问题。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框架,试从“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和“何以实现”三个维度阐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以及这种超越的实然基础、应然根据与实现方式。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何以必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百年发展历程可概况为两个关键词:“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历史性扬弃。无论是理论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实践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都贯穿着“超越资本现代性”这一逻辑主线。所谓“超越”,就是辩证否定或扬弃。马克思把它看作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4]205,而黑格尔将之认作“生命力的内在脉搏”[5]。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就是对资本逻辑进行引导和规范,使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要求,从而开创一种新文明类型的现代性。

(一)理论上的必要性: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伦理意蕴

如何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新时代资本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实现理论对实践的反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所面临的时代之问。为回应这一重要的时代问题,就要在理论源头上汲取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伦理力量。

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究竟有无伦理意蕴,迄今依然是国内外学界争议的论题。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英美左翼学者引发的“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将这一问题的争议推向高潮。对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而言,关键不在于澄清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究竟是道德主义的还是非道德主义的,而在于把握马克思如何转换启蒙政治的视角,从国家治理文明的高度对资本逻辑与伦理逻辑内在关系的深度揭示。對于后者,尚需要学术界给予更多关注。

事实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马克思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积极方面给予了肯定,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产生的异化结果给予了无情的批判。而传统研究对于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曾有三种典型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把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马克思曾强调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4]539,因而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不可能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立场。第二种观点基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运行机制与演化规律,把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经济学表达。这种观点遭受的质疑最多,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是片面理解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必然后果,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图景中,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6],是整体把握资本主义总体性社会关系结构的概念。第三种观点基于阶级斗争学说,把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解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表达。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批评过为改善无产阶级处境而呼吁提高工资的改良主义观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不仅仅关注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趋势,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种贫困化趋势的存在论根源。上述三种典型观点以及围绕它们所引发的争议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思想提供了有益思考,但却存在共同的不足:把资本逻辑的运行理解为与政治无关的似自然的必然性过程。这可能导致的结果是错失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深刻伦理意蕴,因此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提供的超越资本现代性的可能出路。

若要理解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根本涵义,就要揭示出蕴含在马克思思想中却长期被资本逻辑遮蔽的国家治理文明维度,进而昭示资本逻辑与伦理逻辑的内在关系。与启蒙哲学将基于资本逻辑的商品交换关系理解为一种抽象的、非政治的自然存在不同,马克思认为基于资本逻辑的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对资本逻辑的重视,只是马克思认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侧面,另一个重要侧面是资本逻辑的重要支撑即国家层面的主权政治。我们可以将这一侧面理解为国家治理文明,其理论意义在于突显民族国家高于资本逻辑。从第一个侧面来看,马克思研究的现代性是资本现代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统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体系的轴心,也是塑造现代性生成、推动现代性流变和终结现代性发展的根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体现为资本逻辑的二重性。资本逻辑就是资本生产方式的价值增殖规律,它的二重性表现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二重性:其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创造基础。其二,价值增殖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一过程构成社会对抗的基础。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使得超越资本现代性成为可能。从第二个侧面来看,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的运行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增殖过程,说到底是资产阶级依托国家权力以合法的形式实施对无产阶级的支配及剥夺。资本与国家权力的高度勾连决定资本逻辑的运行方向。这正是马克思建构国家治理文明的框架基础,既批判了参与资本剥夺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又勾勒了消灭资本不公正现象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景观。前者蕴含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平等观和自由观的伦理批判,后者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制度伦理诉求。概而言之,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思想,通过国家治理的伦理视角指明了超越资本现代性的必要性。

(二)实践上的必要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伦理诉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创造了区别于资本现代性的新文明形态。对资本现代性进行伦理超越,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引,也是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内在要求。

首先,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不断融入资本逻辑的伦理规约过程。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较大的转化。1978年至2012年,经济社会的矛盾关系呈现为以下六大特征:资本关系从“一元”走向“多元”;劳动关系从“单纯”转向“复杂”;政府角色从“集权”走向“放权”;意识形态从“绝对主流”转变为“动态博弈”;国际关系从“弱国地位”转向“强国与弱国并存”;生态矛盾从“隐性积累”变为“逐步显性”。新时代以来,这六大特征显现出“拐点式”转变:劳资关系从“复杂化”转向“和谐化”;资本关系从“多元化”转向“良序化”;政府角色从“有控制放权”转向“有效放权”;意识形态从“动态博弈”转向“一元主导”;国际关系从“强弱并存”转向“包容化发展”;生态矛盾从“显性激化”转向“缓和化”[7]。这六大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引入中国经济生产体系,同时也有深刻的伦理道德根源,其最终解决方式都指向伦理生活领域。而改革开放以来这六大矛盾在前后两大阶段发生的重大转化,正是国家治理伦理回归的结果。

其次,从发展现状来看,当代资本逻辑的嬗变体现新的伦理性需求。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西方资本逻辑在新的时空中不断转型和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随着全球化、垄断化和金融化的日益加深,资本增殖逻辑整体强化;二是在经济危机跌宕起伏中,资本扩张逻辑持续加强;三是随着全球贫富分化的不断扩大,资本物化逻辑更加凸显。西方资本逻辑的这三大变化直接影响着全球伦理的改变。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强,其与全球伦理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不仅要面对国内现代性伦理秩序与体系的建构,还要参与国际公共价值与伦理规则的讨论和实施。其中最棘手的伦理问题是如何处理跨国资本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另外,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等前沿科技的发展,更加激化了跨国资本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其直接后果是在资本扩张的“时空压缩”机制中重塑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强化跨国两大阶级的矛盾关系,这不仅带来国际伦理秩序的新变化,还会加深社会不平等。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不仅有利于全面审视最新资本形态的功能与作用,还有利于促进全球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从发展趋势来看,推动新的现代性发展需要建构新的伦理目标。资本逻辑的中国模式创新,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继续发展资本逻辑。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逻辑中的资本逻辑,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逻辑,因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结果的现代性,是不同于资本现代性的一种新现代性。如果说,“现代化”是事实性的、可量化衡量的实证问题,那么,“现代性”则归属于价值性、合理性的问题。作为原因的现代化,本质上都屬于工业化,而作为结果的资本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却因制度规范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差别。这一差别的实质是伦理性的差别,尤其表现为伦理目标的差别。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是塑造和建构一种新的合理的现代性,而这一任务具体说来包含三个伦理指向:一是克服资本现代性引发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二是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关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三是关涉全人类未来生存的美好愿景。可见,超越资本现代性,最终可归结为伦理道德的重建和现代化。而建构新的现代性,在伦理目标上就是追问究竟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才是道德的和幸福的,以及何种社会制度安排才能保证这种最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成为可能。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何以可能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是否可能?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建立在两个前提条件上。一是内在性条件:资本与伦理具有本质关联;二是外在性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超越资本现代性提供了充足的伦理资源。内在性条件为伦理视域内把握资本逻辑和实现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提供了方向,外在性条件为超越资本现代性提供了现实基础。

(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伦理二重性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8]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中分析资本的伦理二重性,是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点。我们可从三个层面去把握为何资本的简单概念必然包含文明化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与伦理具有本质关联。

首先,澄清文明的伦理内涵。法国文明史学家基佐认为,“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自身的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内在的和道德的发展”[9]。基佐指出了文明的两个重要成分是社会的发展和道德的发展。基佐的进步论文明概念在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文明观中得到呼应。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赫胥黎将文明归结为人类社会由宇宙过程向伦理过程的进化。在赫胥黎看来,作为伦理本性的敌人,宇宙本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野蛮本能,它在文明演进中被伦理过程抑制和升华。即是说,“文明的历史详述了人类在宇宙中成功建立人为世界的步伐”[10]。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追溯“文明”概念史时,更直接指出:“civilisation 至少是一个双义词。它既表示道德价值又表示物质价值。”[11]将上述文明概念的伦理内涵与马克思的资本文明化趋势观点结合起来,为我们理解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所谓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就是在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发展,而这些关系蕴含着深刻的伦理意蕴。为理解这一点,还需要澄清资本的伦理二重性。

其次,理解资本的伦理二重性。在最原始的意义上,“资本”一词指的是“牛或其他家畜”[12]31。可见资本的原初含义包括:“物质存在”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12]32。在马克思跨学科的总体性视野中,资本具有三重规定性:商品生产要素、自行增殖的价值、历史性生产关系。其中,“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3],是资本最本质的规定性。资本的伦理二重性深深根植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三重规定性之中。资本的商品生产性和价值增殖性,使得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生产。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14]。资本驱动的这种生产之所以要进行利他性的社会性生产,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满足自身的特殊需要。即是说,它同时也是一种利己性的生产。这种利他性与利己性相统一的生产使得蕴含其中的社会关系也具有双重伦理属性,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伦理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所创造的这种既为自己又为他人而存在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现实生活要素。资本的伦理二重性就是这种现实生活要素的伦理表现。按照黑格尔的解释,伦理具有“一种相生相属的存在之义理”,是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15]。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把利己性与利他性这种二重属性称之为资本的伦理二重性。

最后,资本的伦理属性在资本逻辑中呈现为一种历史性的发展过程,彰显不同的伦理效应。约翰·麦克道尔认为,伦理道德的属性属于洛克意义上与色彩属性相似的“第二属性”。在洛克那里,第二属性这个术语是“为了指称这种特征,即以某些方式赋予客体影响观察者的能力的特征”[16]。这就说明,伦理道德属性作为一种价值属性,虽然是一种意向性的属性,但也是一种客观属性,只不过这种客观属性与主体观察者密切相关。就资本而言,资本的伦理属性是在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客观伦理关系,也属于第二属性。这种第二属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与人格化资本即资本家的德性密切相关;二是它与资本运营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因此,资本会产生何种伦理效应?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要结合具体的资本运营主体和社会历史条件才能作出评价,否则就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这大概是我国学术界曾经就资本的善恶本性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资源

由前文论述可知,作为一般形式的资本伦理二重性,只是提供了一种使它能够包容各种差异性伦理观念和伦理关系形式基础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否能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与之结合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所有制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限制资本消极的伦理属性和彰显资本积极的伦理效应提供了政党、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伦理资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现代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逻辑的政党伦理资源。政党伦理资源是一个政党的内在力量、精神境界和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价值取向和道德理想追求对于驾驭资本逻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理论渊源来看,无产阶级政党驾驭资本逻辑的伦理取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理念。马克思认为,无產阶级政党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7]。恩格斯也指出,资产阶级要通过“公共权力”,把资本变为“公共财产”,使资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18]。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要通过取得国家权力驾驭资本逻辑,释放资本的社会伦理效应。从实践探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一直与资本问题紧密相连。从党成立之初宣布没收资本,到土地革命时期利用资本,继而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消灭资本,再到改革开放以来运营资本,直至十九大强调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利用资本逻辑塑造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相得益彰的伦理关系,积累了丰富的驾驭资本逻辑的政党伦理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是正当性价值取向。政党主导驾驭资本逻辑,要保持价值取向上的正当性,既要满足国家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合理合法需要,又要满足社会的合理合法需求,还要满足人民的正当需要,甚至要满足绝大多数个体的正当需求。二是公正性权力原则。政党执掌国家权力驾驭资本逻辑遵循的根本原则是把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的伦理逻辑,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现实逻辑以及资本逻辑三者统一起来,不断丰富政党伦理价值理念,强化政党伦理的公正性。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范资本逻辑的制度伦理资源。实现价值增殖的逐利性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如何增殖就涉及规范问题。所谓规范就是引导资本把逐利性符合规则的观念转变为行动,并把这种自觉性行动固化为制度的约束。因此,制度伦理是规范资本逻辑的重要资源。但何谓制度伦理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对现有资料的梳理,国内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讨制度伦理问题,对制度伦理的概念界定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是方军。他指出:“从概念上分析,制度伦理不外乎两种:制度的伦理——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和制度中的伦理——制度本身内蕴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19]学界随后根据方军开辟的方向展开研究,却陷入了关于制度伦理的实质究竟是“制度的伦理化”还是“伦理的制度化”的纠缠之中。实际上,争议双方都忽视了制度伦理的深层内涵:制度“善”的核心是建立在以法治为前提下的自由、民主和公正等价值观。从这一意义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范资本逻辑的制度伦理资源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公有制引导资本向善。资本不必然与私有制存有亲缘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更具有巨大的伦理优势:公有制是集体生存的财产权表现,集体生存是公有制的奠基性价值;公有制还具有平等与团结这两个支持性价值,有助于解决资本利己性导致的社会分裂。二是法治化对资本的规约性。法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价值观中处于根本性的基础地位,为资本逻辑的运行提供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治框架,规范资本越轨,维护社会正义。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内化了未来美好生活愿景。它能克服资本现代性的狭隘和短视,为满足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提供道德理想。

第三,中国精神超越资本逻辑的精神伦理资源。按照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20],兼具客观性与精神性于一体。而在哲学的一般意义上,“精神”的规定性也包含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精神”就是在个体性与普遍性之统一中建构合理性。由此,“精神”与“伦理”具有通约性,“伦理”只有通过“精神”才能实现。以这样的观点为前提,政党伦理资源和制度伦理资源归属于规范和秩序,只有提升为精神的存在才具有超越性。而“现代性”的最深层面正是哲学反思所论及的“精神”。中国精神,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现代性提供精神伦理资源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曾致力于提炼和升华中国精神,但及至党的十八大才正式明确提出中国精神的概念,并对它进行系统凝练,赋予其核心性内涵和延展性内涵。从核心性内涵来看,中国精神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前者体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后者体现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从延展性内涵来看,中国精神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精神文化成分和因素,是仍处于不断生成中的精神。中国精神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现代性的伦理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激发资本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勇往直前的竞争精神和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等正面道德特性,振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二是调节和消解资本源于经济人动机的嗜利性、基于机会主义的欺诈性和寻求无限扩张的贪婪性等负面道德特性,构筑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力量;三是规约资本守德增殖,推动资本文明发展,汲取中国力量的内在性源泉,提供世界发展的中国智慧。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何以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现代性发展道路,既体现了世界各大文明发展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又包含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独特性伦理底蕴,实现了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不仅要在思想性溯源和现实性考察中追问超越的必要性,而且要在深入事物本性的理论自觉中检视超越的可能性,还要在现代性视野内反思超越的实现方式。下文将从资本现代性的内在“结构丛”即资本与劳动、资本与人的发展、资本与自然以及资本与民族国家四重矛盾关系维度反思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实现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

(一)超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性,在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的融合中彰显国家治理的伦理意蕴

资本现代性的首要特征表现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且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对立形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对立性体现为从形式从属转向实质从属。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只是经济上的买卖关系,并无阶级隶属、政治统治等其他关系,因而是形式从属。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的劳动与资本关系已从经济上的买卖关系转变为一种全方位的压迫关系,是一种实质从属。二是交换过程的对立性体现在以虚假的公平正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剥削。劳动与资本的交换遵循的是资本持有者制定的“正义规则”,在交换地位上已具有先在的非正义性。此外,资本利用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购买劳动力,以契约的虚假正义掩盖了剥削的非正义。三是分配过程的对立性表现在资本迫使劳动无偿创造剩余价值的强制剥削。可见,资本现代性所蕴含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性,实质是私有制下的剥削与对抗关系。

资本逻辑是现代化的主导逻辑,但资本逻辑是一种增殖逻辑,具有霸权性。在新的发展阶段建构一种新型现代性,应扬弃资本逻辑、重视劳动逻辑,实现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的融合。劳动逻辑具有双重维度:从初级维度看,劳动是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活动;从高级维度看,劳动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生成性和基础性意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逻辑,既强调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维持人的生存,也强调劳动的创造性,体现生存的意义。实现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融合的伦理途径,主要包括:一是国家善治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伦理原则,持续推进对权力、资本和劳动结构秩序的全面改革。具体包括通过强化民主政治制度伦理制约国家权力的运作,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伦理规范资本运营,通过加强民生制度伦理建设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特别注重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导下,在维护社会合理性差别前提下,以保护劳动者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最大限度释放国家权力、资本与劳动良性互动的生机活力。二是国家善治秉持德法共治的社会治理伦理原则,发展基于公平正义的劳动伦理。具体涉及资本运行过程中动态方面的劳动前置性伦理即劳动者与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结合的不同形式的伦理性,劳动过程和结果伦理即生產、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对资本行为的约束伦理,静态方面的劳动制度伦理、劳动伦理生成场域等,其中和谐劳动关系与和谐劳资关系是核心内容。通过法治保障资本运行的公平正义,通过道德力量推动国家治理发展劳动伦理。三是国家善治以美好生活为伦理旨归,推进有尊严的劳动、公平的劳动、自由的劳动、幸福的劳动,坚持包容、共建和共享,确保资本与劳动的共创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资本与劳动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资本与劳动对立性的根本问题,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拓展对文明的现代新共识,在良善社会中形成幸福的劳动状态,并把它变成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就需要重思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现经济正义。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再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第三次分配中重视社会责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二)超越资本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悖论性,在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的交互中实现解放伦理的引领价值

资本现代性的第二个显著特征表现为资本与人的发展的悖论性。这一悖论性的实质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引发的人的发展危机。按照鲁品越的概括,资本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悖论性体现为“资本的扩张一方面以人的发展空间为前提,同时也在这种扩张过程中不断吞噬人的发展空间,最后使人和社会失去发展空间而处于危机状态”[21],这是对《资本论》文本的深度解读。《资本论》提出了两种源于人的社会存在二重性而产生的“自然力”:一方面,人天然是个体的人,人自身蕴含着自然力;另一方面,人必须与他人联合起来组成集体的人进行社会劳动,因而人自身又蕴含着“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资本与人的发展的悖论性的形成机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总体工人”方面,资本利用“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发展出巨大的生产力,同时将“总体工人”的组织结构蜕化为僵化的“蚂蚁社会结构”;二是个体工人方面,它使个体的工人发挥潜能组织成“总体工人”的组织结构,同时又使人成为单向度的工具人,最终使资本扩张失去空间陷入危机。可见,资本现代性所蕴含的资本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悖论性,包含着工具人与目的人之间的矛盾性以及群己之间的矛盾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更贴近人性的文明,凸显了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这一深层意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艰巨性,体现在超越资本现代性从而实现资本与人的交互发展,也就是实现以资本逻辑促进人的发展逻辑的展开,同时又以人的发展逻辑实现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根据马克思主义解放伦理的观点,人的发展逻辑存在两个维度:社会存在维度和个体存在维度。从社会存在维度来看,人的发展是在群体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的;从个体存在的维度来看,人的发展强调个体主体性,赋予个体强烈的道德意识和人的价值与尊严。从这一意义上看,实现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交互的伦理途径,主要包括:一是在人的精神生活层面上,促进道德意识向伦理意识的转换。具有自律的道德意识的个体是资本逻辑实现自身的条件。而自律的道德意识是利己主义的合理性根据,其核心诉求是“如何成为最好的自己”,其现代性后果却导致资本主体性吞噬了人的主体性。伦理意识的核心诉求是“我们如何共在”,是更符合人的本质的精神秩序。秉持马克思主义解放伦理精神从道德意识转向伦理意识,可形成与驾驭资本逻辑相适应的健康、和谐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秩序。二是在人的价值观念层面上,化解人的目的性与工具性的悖论。资本逻辑视物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人被当作“有用性”的工具加以消耗。马克思主义解放伦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通过建构伦理氛围、优化伦理环境和弘扬伦理文化为化解工具人与目的人的悖论提供有效途径。三是在人的社会关系层面上,消解资本现代性群己矛盾,构建新型文明的“责任伦理精神”。根源于资本现代性的功利主义、个体主义和群体本位的整体主义,要么偏执于个人利益,要么漠视个体,导致人的社会伦理物化。消解这一矛盾的伦理途径是以马克思主义解放伦理的“公共善”为引导,建构“与他者共在”的责任伦理,促进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三)超越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性,在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一致性中回应生态正义的伦理诉求

资本现代性的第三个显著特征表现为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性。这一冲突性的实质是人的发展危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深刻表现,人与自然被整合进资本逻辑当中,服务于资本增殖,从而使得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根本性的对立。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性具体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资本增殖的无限性与自然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资本现代性本质上是反自然的,增殖的冲动和本性使得资本在深度和广度上穷尽自然的各种有用属性,从而激化资本与自然的矛盾。二是自然遭受资本增殖的破坏反过来阻碍资本增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之间的矛盾,还是财富的物质生产形式和社会生产形式之间的矛盾,都蕴含着自然与资本之间的这种冲突性。例如,资本过度增殖破坏气候,最终导致非生产性成本激增。三是“生态资本化”造成自然对资本的“形式从属”转变为“实质从属”。1970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采取的“生态资本化”治理方式,把一切自然资源及其相关服务都转化为资本。自然资源市场化、商品化和金融化的结果加大了自然环境治理的难度。四是资本全球扩张衍生“生态殖民主义”直接导致全球性生态不平等。全球生态正义问题正是资本增殖与全球自然环境资源之间矛盾张力的深刻体现,根植于资本现代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正义,主张敬畏自然和保护自然,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延伸至生态领域。这就要求立足中国式现代性框架,不断保持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一致性。按照马克思的辩证逻辑,生态逻辑包含两个环节:自然逻辑和环境逻辑。自然逻辑指的是人作为自然的成员,同时又把自然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逻辑环节;环境逻辑是指自然环境不仅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料,还提供生存环境,两者共存于同一个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的第二个逻辑环节。保持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一致性的伦理途径,具体包括:一是加强现代性建构的制度属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正义和生态正义,消解资本逻辑带来的生态困境。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新型现代性,不仅是对资本现代性的超越,也是对已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超越。以新型现代性为立足点的制度正义和生态正义,能够正确诊断我国生态正义问题与西方生态非正义性的差别,精准化解资本逻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二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伦理体系,消解资本逻辑导致的工业性生态困境和区域性生态分配不平衡。通过确立和遵循新型现代性生态伦理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与行为规范,将生态优先发展贯穿资本逻辑推动的现代化全过程,同时将生态伦理教育贯穿公民终身教育全过程。三是制约和规范资本逻辑,加强生态伦理立法。建立资本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統一的生态法律伦理意识,建立资本与自然善意协作的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法律伦理观。四是针对资本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生态危机,加强全球性生态文明对话。尤其注重加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和推广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生态伦理元素。

(四)超越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性,在资本逻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的互动中弘扬全球伦理精神

资本现代性的第四个显著特征表现为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性。在人类历史上,民族国家虽是较晚才出现的权威性政治联合体,却是当今全球体系与国际政治的主体。按照吉登斯的定义,“从根本上说,民族国家是一种以主权和领土为基础的组织”[22]。在吉登斯看来,现代国家建构包括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两个时期,从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转换的重要标志是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而工业化正是资本现代性的根基。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是否还具有紧密关联性却成为一个具有重大争议的焦点问题。该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民族国家是否为跨国资本的利益服务;二是民族国家的功能是否受跨国资本利益的代表即跨国机构的冲击而萎缩。参与争议的各种言论,往往忽略了两个关键环节:一是不能脱离生产来分析资本,跨国资本的实质是生产过程的国际化;二是不能抽象讨论民族国家,存在于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具有现实的具体性和差异性。基于这两点分析可以看出,资本的全球化发展不是消解了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密关联性,而是深化了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就其本性而言具有瓦解稳定社会秩序的自然倾向,资本的跨国发展必然表现为“去领土化”现象。但是,资本的跨国发展却依赖民族国家,后者为前者提供具有稳定性、可预测性与规则性的法律和政治组织框架作为强制性支持;二是资本全球化发展导致民族国家的功能和结构不断被重构,部分功能被转移到各层级的跨国机构,但跨国机构却被强权国家控制;三是资本的全球性积累加深了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也发展出“中心—边缘”不平衡发展模式,帝国主义霸权关系被强化。

在资本现代性塑造的矛盾性世界图景中,孕育着新型现代性的发展契机,蕴含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资本现代性自我扬弃的趋势,其现实指向是应对资本现代性引发的系列全球性问题。马克思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进路,认为人类社会在历时性上经历了“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与“真正共同体”三个发展阶段。走向“真正共同体”是对资本现代性的终极超越,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共同体”在资本逻辑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在资本与民族国家矛盾性关系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包含两个层次:在行动层面体现为既包括区域性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也包括全球性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在利益层面体现为既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维护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共性意义的普遍利益。促进各民族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认同,是以跨越文化差异性为前提的,这就需要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的共生共在全球伦理精神。弘扬共生共在全球伦理精神,有助于促进资本逻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的互动,从而实现对资本现代性的超越,可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在全球伦理精神生发层面上,将各民族国家个体建构而成的集体提升为伦理实体,从各民族国家个体成员之间的共同性中内在生发出全球伦理精神,真正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意识与民族共同体伦理意识之间的张力,实现个体与集体的真正统一;二是在全球伦理实践推动层面上,围绕责任伦理、包容伦理与正义伦理建构全球伦理图景。在把握伦理文明义利格局与全球治理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解决全球现实性问题,实现全球正义;三是在全球伦理思维方式建构层面上,改变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建构以世界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限制,关心和维护世界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

结语

资本是人类追求自由自觉活动的产物,21世纪的资本在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超越性,表达了自由本质的新规定,开启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可能性。但在生活世界的深处,我们也看到,资本激活了人的天性,同时也剥夺了人的天性,資本的物化逻辑抑制了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反映出资本现代性的过程性及局限性。资本现代性的复杂性,导致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是一个充满疑难的问题域。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进行伦理超越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入这一议题,会得出各式各样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力图表达三层要义:一是21世纪资本的增殖秉性、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以及资本的财富杠杆效应保持不变,对资本现代性的超越,既需要客观层面的制度性超越,也需要主观层面的伦理性超越,前者有待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和不断完善,体现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后者依赖于现实反思和理论自觉,体现为具体的实践智慧。二是把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纳入国家治理总体框架之中,有效整合政党伦理资源、制度伦理资源和精神伦理资源,能够辩证引导资本发展的积极效用,促进当下中国资本发展的制度接纳,为构建新型人类文明范式提供中国智慧。三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来看,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要摒弃两级对立的知性思维模式,既防止伦理犬儒主义,也不主张伦理至上主义,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不断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总体变革,引领和规范人类文明朝向美好未来的价值航标和价值动能,为世界各文明的互鉴发展提供伦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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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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