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以往的研究中，“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常常是不言自明，或习焉不察。这种理论的预设显然悬置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性”问题。贺桂梅曾经说过以二十一世纪的主体视野重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图景，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理解何为“中国”。①她在《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中，通过对民族形式的理论探讨，论述一九四〇——一九七〇年代中国文学在世界与中国、革命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与构造，重构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图景，探讨中国文学的“中国性”问题。这部四十多万字的皇皇大作，见证了贺桂梅从才气横溢的青年学者成长为特色鲜明的中年专家。她曾将自我的学术研究方法特点总结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②。笔者认为《书写“中国气派”》就是贺桂梅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代表性成果。在这一著作中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源于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倾向、社会史视野以及再解读等学术思潮和方法的综合、概括和创新，源于对革命、中国和文学的重新体认和拓新。

一、重返历史现场体认“革命”

在《书写“中国气派”》中，贺桂梅选择了六位经典作家或文本类型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历史现场，重新体认这些作家或历史人物，特别是从这些人的精神历程、文学实践和历史经验中，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通过民族形式建构这一学术问题切入，分析这些作家的文学书写对中国革命经验的体认方式。

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研究的史料学转向，也就是将当代文学研究的周边及历史语境置于文学史的范畴。吴俊曾论述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三个前提，即历史、关系和观念。①其中的“关系”也就是强调史料之间的逻辑关系，强调文学场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为了重返历史现场，贺桂梅非常娴熟地借鉴了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在撰写《书写“中国气派”》的同时，她还主编了《“50——7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②，整理、编选一九九〇年代以来有关“50——70年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呈现一九九〇年代以来不同侧面、思路上展开的新的研究进展。显然，这两种研究成果是一个整体，是贺桂梅关于一九四〇——一九七〇年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重要收获，也是当代文学研究史料学转向的重要成果。

当然，当代文学研究史料学倾向也存在值得警惕的现象，某些学者以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优于其他的如文学批评研究，甚至党同伐异、圈地自嗨。其实，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只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史料研究和文学批评各有使命，都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必然是史料研究和文学批评兼顾的，多元开放、兼容并包的阐释体系。洪子诚先生也曾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文学史料工作不是‘纯’技术性的。史料工作与文学研究一样，也带有阐释性。……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相互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③史料不会自己说话，只有经过研究者反复搜集、选择、提炼、删削，并进而提炼、质疑和演绎，提出问题，史料才能呈现出当代性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剥茧抽丝地呈现文学发展的方向、动力和规律。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更应该注重阐释和提炼方面的掘进。几乎所有学者都能意识到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要性，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将史料有效地纳入文学史叙述。洪子诚先生的文学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令人尊敬的成就，主要源于他有效地处理了文学史观念和史料的关系问题。

贺桂梅是正宗的学院派出身，一九八九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本科、硕士、博士整整十年跟随洪子诚、戴锦华等名师学习，又因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北大中文系浓郁的学术氛围中继续领受各位名师的言传身教。贺桂梅深得洪子诚先生的真传，以敏銳的史家眼光和缜密的治学方法，在各种中西理论和材料中穿行，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沉稳、内敛的学术风格。材料的丰富与论述的持重一直是贺桂梅的学术特点，这也是她总是给人少年老成的印象④，她以厚重的研究成果成为“七〇后”批评家的旗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文化开始瓦解，“知识分子精英独占主流的现象受到遏制，民间文化形态进入了当代文化建构”。⑤民族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传统中国的文化资源、地方传统及方言土语、民间社会的文化惯习和审美形态，开始作为当代文学构造的必要组成部分。贺桂梅表现出了极为出色的材料辨析和知识考古的能力。《书写“中国气派”》形象地勾勒出了民族形式书写与当代文学实践的总体问题和历史图景，以《三里湾》《红旗谱》《山乡巨变》《创业史》以及革命通俗小说、毛泽东诗词等文本类型为中心，具体讨论了“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所调用的文学与文化资源、历史语境制约和政治指向怎样呈现于文学文本的书写实践中。”

贺桂梅借用传统思想资源激活当代文学渐趋稳固的内部构造。她对赵树理非常偏爱，十多年来一直乐此不疲地开掘他丰富的文学世界。《转折的年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一书有专章对赵树理进行深入研究，《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是专门讨论赵树理的著作，《书写“中国气派”》则将《三里湾》的分析置于第一章。贺桂梅之所以对赵树理创作进行深入开掘，不仅仅源于个人的偏爱，也更源于赵树理的创作关涉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章的论述中，贺桂梅首先开展了赵树理评介接受史的整理、梳理和分析工作。如陈思和注重挖掘赵树理文学创作中的“隐形结构”，却对《三里湾》的民间特色几乎只字不提，忽视了民族形式与民间隐性结构之间的关联。①而朱晓进则从“崇‘实’”的“山药蛋派”三晋地域文化特色来理解赵树理创作，但是忽视了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地书写农村合作化历史的小说”，不仅是合作化运动的书写，更是“涉及赵树理对于中国乡村的全部理想”的“自觉”追求。②贺桂梅聚焦民族形式或者说民族文化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演变，捕捉乡土中国“活”传统诸如“公”传统、天下观、大同思想的革命重构，书写民族形式在激进的革命实践中依然保持着自足的延续性。

贺桂梅深入历史现场，切身感受到中国革命文化汹涌的情动力。正是这种革命的情动力和自我学术研究的使命感，她才“从个体的身心体验而不是知识操作的意义上”思考中国革命历史对于新世代学者的意义。也正是对于重返历史现场的强调，对历史语境的文学史处理，贺桂梅避免当下某些当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不足和缺陷，史料研究与文学史研究得到了有机融合。

二、社会史视野，打开“中国”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成为研究的热点，《文学评论》先后组织了两次笔谈。③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引入社会史视野。“社会史视野”所关注的重点不是政权更替和阶级斗争，而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者变化中的结构”④。贺桂梅在《书写“中国气派”》中通过民族形式的建构实践，把握具体历史情境中社会“内在肌理”，更新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体认，重新认识当下中国的“政治”与“文学”，回应知识界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问题的讨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社会史视野这种研究方法使人们在反思“纯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现代变革、二十世纪中国、中国革命这一最大“政治”之间的深刻关联①，贺桂梅的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与现代文学学科体制》《在二十一世纪重新思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及论著《“新启蒙”知识档案：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论述。贺桂梅强调中国文明不同时期历史时段的联系性，突破政治与文学的“笼统而抽象”的固化认知，力求深入地摸索社会历史在每个阶段的具体现实，阐释中国政治文化体内部的多元一体性。②贺桂梅在《书写“中国气派”》中认为民族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实践，始终是当代文学构建和自我生成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如在“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一章中，贺桂梅通过“赵树理文学的结构性要素”，进一步分析《讲话》提出之后，当代文学规范的具体内涵如何确立，以怎样的方式实践，在文学创作之中成了何种形态的“新”文学。同样，在“民族形式的风格化书写：周立波与《山乡巨变》”一章中，贺桂梅主要探讨普遍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特殊性的民族形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性想象关系，如何构造出基于作家主体性的独特个人风格。作家创作风格化的形成说到底是作家个人通过创作实践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展开对话的结果。

以往关于延安运动的文学研究往往生硬地将作家个人风格的形式与《讲话》进行嫁接，忽视一九四二年之前延安鲁艺“关门提高”的具体内容，更忽视作家个人具体的内在接受视野。实际上，正是十九世纪西欧、俄苏文学、别车杜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以及一九三〇年代文艺传统共同构成了周立波创作特色的基本内容。虽然，以《讲话》作为当代文学机制的起点论述早已为人所熟悉，但是，从贺桂梅关于周立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后来被认为是配合《讲话》的文艺实践在《讲话》之前其实早已在根据地广泛存在。因此，与其说《讲话》规范了文艺的方向，不如说《讲话》整合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并将其明确化。在延安整风之后，周立波很快发表了学习心得文章《思想、生活和形式》③，用这三个词概括《讲话》对文艺工作者的意义。周立波“对古典文学资源、地方色彩、方言土语的重视，都是站在现代文学体制内做出的现代性转换”。④同时，他关于乡村、中国、文学和语言等方面的书写实践，对中国文学传统、地方性和方言土语的强调，在很多地方溢出了现代文学的体制。周立波民族形式的探索、创作风格的形成是一种中国主体性的寻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积极寻找中国的主体性，寻找从中国的特殊性中超越民族-国家的现代形式，从而形成一种普遍性的表达。从贺桂梅的研究路径出发，民族形式和当代文学之间关联的研究与分析能够成为人们理解“十七年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打开一条新的思路。在出版《书写“中国气派”》的同时，贺桂梅还出版有《打开中国视野》一书，两者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总体性地探讨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领域在建构中国主体性方面的书写路径和历史脉络。贺桂梅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路徑也许不够完美、很多结论也有商榷之处，但是不可否认贺桂梅是真诚的，是积极建构的。

同时，贺桂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社会史视野的局限性保持了高度警惕，她总能将宏观的背景与微观的文本结合，审视研究对象，开掘历史意义。当然，对经典文本的重视，并不是回到文本中心主义，而是希望克服那种利用理论或社会史的观念随意选择分析对象的研究缺陷，从而在文本典范性和历史性之间达成平衡，将这些文本置于民族形式实践的历史化场域中，分析当代文学在何种意义上延续了“五四”的现代性诉求，同时又是怎样塑造了当代文学现代性书写的独特路径。

贺桂梅始终对民族-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启蒙保持高度警惕，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来说，与其说“现代”是需要追逐的目标，倒不如说更需要反思现代性的西方特征。她尝试从中国的现状出发，用具有长时段稳定性特质的“文明”来描述中国，将中国纳入全球视野和真正的文明视野中来考察。中国文学民族形式的建构是中国主体性的诉求，也是超越民族主义的全球视野化处境的一种边缘化声音。贺桂梅从历史处境中重新理解中国，从当前文化状况中理解中国，以革命年代“民族形式”的建构进入中国性的诉求，以当代性的立场，调动全部中国经验，重新阐释了中国和中国性。

三、文化与政治实践，拓展“文学”

贺桂梅说《书写“中国气派”》有一个明确的研究诉求，“是从当代中国革命与文学实践的内在理论视野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出发，来重新思考一九四〇——一九七〇年代的文学实践。”①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哲学成为她分析问题的基点。在贺桂梅看来，文学也就不再是一种封闭的或者说客观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社会历史视野的文化或政治事件。从民族形式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是“从民族与形式、中国与文学、政治与文学实践等两者的建构过程的具体展现。”②同时，贺桂梅从这种辩证法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一九四〇——一九七〇年代文学不同于一九八〇年代的美学热和“纯文学”，是一种以改造世界为诉求的文学实践，从而拓展了文学的内涵。

尽管贺桂梅在文中一再指出“再解读”研究思潮或方法的不足，但是，她在经典作家和文本个案的考辩时借鉴了这一研究方法是不争的事实。只是贺桂梅时常保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立场的坚守，避免了“再解读”研究思潮或方法“隔靴搔痒”的窘态。“再解读”主要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立场。它阐述对象一般指向一九四〇——一九七〇年代的文学文本，倾向于文本背后的历史叙述与意义发掘。贺桂梅认为，“再解读’研究为重新读解当代的重要文本和文学现象，提供了颇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角度”。③

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七日至十八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持，在北京昌平召开了题为“二十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除了研究室同仁以外，会议还邀请了贺桂梅与洪子诚、钱理群等学者参加。在这次会议中，与会学者正式将一九四〇年代文学纳入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代文学的整体之中。贺桂梅以题为《重估左翼文学遗产》的论文参加笔谈，“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可用于讨论现实问题的资源。”④同年，贺桂梅出版《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将左翼文学研究从文本研究延伸至作家研究，将文学研究与社会史、革命史、精神史等研究连接在一起，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再解读”研究思潮的深入。将“再解读”研究思潮的“历史性研究”和“现代性研究”进行综合，从而超越了“再解读”研究思潮的局限，并且形成了知识社会学的学术风格，即“在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结构视野中来观察知识主体的特殊位置，并对知识主体的‘特殊’视角与这种‘总体性’之间的关系，做出有效的自反性的理论说明。”

贺桂梅的论述总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行，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中求索。同时，她也在知识、理论和精神视野的维度不断拓展。如安德森、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人的民族主义理论，布罗代尔、麦克尼尔、亨廷顿等人的文明史及全球史著作，汪晖、王铭铭、甘阳等人的中国学研究，费孝通等人的社会人类学，许倬云、葛兆光、杜赞奇、黄仁宇等人的中国史研究等等都成为贺桂梅吸取思想营养的重要资源。如果说《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①是贺桂梅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实践的试水之作，那么《书写“中国气派”》就是她这一研究方法集大成者的成熟之作。贺桂梅从文学研究出圈，跨越到与民族形式相关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领域。她在运用一种理论进行阐述时，总是能自然而然地调用其他一种或几种理论资源予以综合运用。贺桂梅说“我在讨论文学问题时，是努力尝试把它放在‘众多复杂社会文化力量角力’的‘场域’中来展开的”。②《书写“中国气派”》以“民族形式”为切入点，以现代文学为参照系，尝试为一九四〇——一九七〇年代文学建立原理性的论述，揭示出二十世纪中国想象中长期被压抑的文化中国的一面。

贺桂梅尊重历史事实，并不回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毕竟在一九四〇——一九七〇年代文学作为一种与社会运动、政治实践同等重要的社会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进程。如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化实践：柳青与《创业史》”一章中，贺桂梅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视野，从当代中国革命与文学实践的内在理论视野来论述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化实践过程，认为柳青的小说实践始终是在世界化的层面展开的，是在与俄苏文学传统的对话关系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学风格。《创业史》通过政治元叙事的主题形态，通过具有纪实性的政治经济学内涵的情节，展示了从社会主义革命高度所能理解的合作化运动文学叙事。在“革命通俗小说与旧形式的当代转换”一章中，贺桂梅以革命通俗小说这一小说类型作为研究对象，追根溯源分析“英雄传奇”“英雄说部”等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中的“旧形式”如何经过政治化的改编，转化为当代革命史叙述形式，论述这种转换如何成为可能的“形式的意识形态”。革命通俗小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串联起古典、现代与当代的文学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小说的写作、阅读传播具有鲜明的历史-地理空间场域。贺桂梅将政治、文学以及传统文化实践置于同一层面分析彼此遭遇时的互动和意义交涉，将古典、现代、当代中國视为特殊的、对等的形态，考察文化和意义的变迁。贺桂梅将这种宏大的命题，通过具体的个案，调动各种理论资源，综合各种文化理论，剥茧抽丝地分析民族形式的建构过程。

可以说，《书写“中国气派”》是贺桂梅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集大成者，是厚重的成熟之作。著作的很多章节内容都已经公开发表过，在学界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有效的阐释范式。本文只是从当下比较重要的学术思潮即史料学倾向、社会史视野、再解读等，从革命、中国和文学这三个她在后记中一再提到的关键词入手，发表笔者的管窥之见。当然，贺桂梅在某些问题的论述过程也存在过于繁琐、缠绕的不足，这当然是以后可以避免的。

（责任编辑：宋小词）

陈国和湖北通山人，一九七三年生，武汉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乡村小说、“七〇后”作家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八项，著有《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等学术著作五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论文七十多篇。曾获湖北文艺评论一等奖、湖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武汉市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

①贺桂梅：《在21世纪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②贺桂梅：《打开中国视野——当代文学与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页。

①吴俊：《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②贺桂梅主编：《“50-7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

③王贺：《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其问题——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④刘复生：《穿越语言图绘历史——解读贺桂梅》，《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

⑤陈思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①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7-78页。

②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7页。

③《文学评论》于2015年第6期组织了第一次“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参加者及论文有程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萨支山：《“社会史视野”：“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何浩：《历史如何进入文学——以作为<保卫延安>前史的<战争日记>为例》；刘卓：《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2020年第5期组织了第二次“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参加者及论文有倪伟：《社会史视野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吴晓东：《释放“文学性”的活力——再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倪文尖：《文本、语境与社会史视野》；姜涛：《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研究中“社会史视野”的适用性问题》；铃木将久：《“社会史视野”的张力》。

④程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①倪文尖：《文本、语境与社会史视野》，《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②具体分析参见贺桂梅：《“文化自觉”与“中国”叙述》，《天涯》2012年第1期；《“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

③周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解放日报》1942年6月12日。

④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63页。

①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82页。

②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81页。

③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④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20世纪40-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①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2021年出版第二版。

②贺桂梅徐志伟：《重返80年代，打开中国视野——贺桂梅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