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见到贺桂梅这个名字，是缘于她写的一本名为《批评的增长与危机》的书。不知是悔其少作还是什么原因，她自己对这本书似乎不太满意，但我当时却充满兴趣。原因之一，是觉得这书名特别，像谈经济方面的问题。原因之二，便是我那几年，也很关心九十年代文学问题，还写过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后来，这名字便从不同的渠道为我所知，还知道她是湖北人，这就在同道的关系上，又加上了一层亲切感。

读这个专辑的材料，我感受最深的是，贺桂梅对自己的学术来路有清醒的意识。哲学家总喜欢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其实是回答不了的，因为它太玄妙，太高深，太无法探底。即使是哲学以外的某些宗教典籍告诉你，你是上帝造的，是从上帝身边来的，还要回到上帝身边去，对不信教的人来说，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于普通人关系不大，只是哲学家或某些喜欢哲学的文学家感兴趣。但是，同样的问式，如果是放到一个学者或批评家身上，情况就不一样了。比方说，假如有人问你，你是怎样的一个学者或批评家，你作为一个学者或批评家，你的学问和批评的理念（观念与方法），是从哪儿来的，你这个学者或批评家未来的学术生涯或批评活动，将要去向何方。你未必能够答得上来。相对于上面说到的哲学家的问题而言，这个问题既不玄妙，也不高深，容易探底。只是我们常常忘了这样去反问自己，用一个成语，叫反躬自问，用一个专用术语，叫反身批评，因为缺少这样的反躬自问或反身批评，或者也可以叫反思或反省，所以我们就没有贺桂梅那样清醒的自我意识。

这个自我意识，对一个学者和批评家来说，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常说的，会增强我们在学术研究和批评活动中的自觉性，更重要的是，有时也会给我们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不要忘了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活动，像列队行军一样，是站在一个队列之内。学术研究和批评活动因为是一种个体劳动，所以很容易让人萌生某种自由的追求。这种自由的追求，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不要有外在的强制和约束，这属于环境的自由。另一个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这属于内心的自由。后一种自由常常被推到很高的境界，但也不可以绝对化。绝对化了有时候就难免尴尬，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这尴尬之一。所以一个学者和批评家，要对自己有清醒的意识，知道自己的学问和知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或因了什么样的影响，建构起来的，而且还要了解，这来路上的种种情况，哪些是老路的延伸，哪些是新修的路段，这老路和新路之间的接榫情况怎样，是天衣无缝，还是犬牙交错，其中的原因和问题又是什么，如此等等。有了这样的自我意识，你的学问和批评，才做得有根有底，才能够踏踏实实。你才会知道你先前做过什么，现在在做什么，将来要做什么。

这话听起来像绕口令，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我要说的意思。比如说，贺桂梅在自述和访谈中，都谈到过上世纪九十年代，说那是她的“学术原点”。她说她是在九十年代过去之后，“再回过头来想，才发现自己的大致学术格局是在求学的九十年代基本完成的，意识到我之前一直关注的问题、我接受的知识谱系、我对理想学术状态的理解，其实是九十年代的大环境里形成的”。换句话也就是说，是那个年代，成就了贺桂梅，让她成了一个学者和批评家，而且是这样的学者和批评家，不是那样的学者和批评家。这个“原点”确立之后，她就开始以她自己意识到的独特的“这一个”，与此前的八十年代的学术和批评展开对话。这个对话，不但使她从八十年代的学术文化和文学批评中，发现了许多不同于九十年代的异质因素，同时也发现了这前后两个年代之间的联系与变化。进而又由此上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五四和中国古代传统，从中提出了许多当代学术文化和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中国问题”。通过这样的学术进路提出的“中国问题”，就不是追逐“中国化”的时髦，也不是刻意要把所有的问题都“中国化”，而是让“中国问题”真正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真正导源于中国的学术和文化。由此可见，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确实都不能游离于历史，包括学术文化的历史，也就是我在前面说到的，要站到历史行进的行列之内。

这个问题，也许又跟贺桂梅说到的“历史化”扯上关系。我同意贺桂梅关于“历史化”问题的一些看法，“历史化”不是把过去年代的东西，放进一个房子里，封存起来，也不是把它供在神龛上，悬置起来，而是要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过程中，去进行阐释和理解，以求这种阐释和理解，合乎具体的历史情境。这样的“历史化”，有点类似于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的说法。他说的“同情”，我理解，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而是学理意义上的。为证其是，我把他说的几句很关键的话，转录如下：“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贺桂梅也说：“当我们理解一种知识形态、思想形态、文化形态的时候，需要把它们与其所置身的社会语境以及社会结构所造就的知识氛围和知识体制结合起来，才能知道这种知识为什么在这个环境里面是有效的、在那个环境里面是无效的。”只是立论的指向有所不同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贺桂梅的“历史化”的學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态度，也是在对前人，包括古人表一种“了解之同情”。

（责任编辑：宋小词）

於可训一九四七年三月出生，湖北黄梅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长江文艺评论》主编。著有《於可训文集》十卷，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