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

《并蒂》，梅驿在这里写下的是“女人故事”，当然“三”是一个具有代指性和无限性的复数，这个复数中有具体的个人更有代表性的众多，是所谓的“众生相”，她试图写下这个时代的人生众多和她们的内在困局。

三个女人，分别是“我”，千珍和杨冬阳，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始她们就已经聚集，形成故事的交融，也让她们各自牵扯出自己的线头，分别进行。《并蒂》的故事是关于女人们的，更准确些说是关于日常安顿、将至中年或已至中年的女人们的，三个女人分别地具有三种不那么相同的向度——梅驿熟悉小说写作强化人物的典型性和合并同类项的基础原则，她在诸多的日常面目中萃取，让她们结晶，然后从DNA中重新塑造——她们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之物，但她们更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人甚至就是我们自己。

三个女人，三种不同的生活和生活观念，梅驿在创作谈中谈及“小说中，千珍离婚后，不想二次进入婚姻生活，用频繁更换男友来抵抗情感世界的空虚”；“‘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既然人活着的意义本就难以探究，索性就不再执着于任何事情，糊里糊涂结婚，糊里糊涂分居，完全是被生活的洪流推着走”……而小说中最为着力的杨冬阳不同，她“信”，有一种仪式感地“信”，而且一直致力于维护她的“信”，这个“信”里有种盲从和自欺的性质，恰恰是盲从和自欺的那些让她着迷……

相对于这种小说呈现的“不同”，我所关注到的或者说更为在意的是她们之间的“相同”，说实话在阅读的最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会像现在这么在意这个“相同”，而是被故事牵引，直到……直到阅读到一半儿，我意识到这个“相同”很可能是梅驿的有意设置，它，是问题的核心以及核心的问题所在。

相同点：年龄。性别。同学和闺蜜的关系。她们的温饱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于是我们看不到她们对此的过度算计，尽管她们也都不属于富裕的阶层，房子和相关的话题还时有提及，但至少，她们不必那么忧郁于衣食。相同点：她们都经历着或经历过婚姻，经历过所谓的七年之痒或更长的痒，相对地了解“男人这东西”，相对地了解情爱和欲念等问题。相同点：在她们的交集中，至少出现于《并蒂》文字里的交集中，她们几乎没有日常以外的“谈论”，而这个日常谈论也是小有割舍的，譬如她们很少谈及工作，自己工作中的所取和向往（杨冬阳的某些谈论不属于论及职场的性质），譬如她们很少谈爱，还有孩子，老人，上下级关系。当然，我知道小说写作不同于日常生活，它要集中力量，要有所舍——但这个舍中包含了意味。当然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把小说“挪至”日常，她们也大约很少谈论我提及的这些，除非那些话题正在影响她的生活和生活质量。她们也没有谈及读书和旅行——我觉得这个不曾谈及中包含了意味。

事实上，《并蒂》骨子里是极现实的，它几乎完全地、真切地呈现了当下那个女性群体的整体样貌，它向我们指认：这三个女人如此生活，这些众多的女人如此生活，她们是“我”、千珍和杨冬阳，她们是众人和众生，这里记下的是她们的真切生活和生活的可能；事实上，梅驿在这篇小说中所期许呈现的，并不是现实生活的描摹与复刻，而是——按照她在创作谈中的所说，是局限，“什么没有局限呢，人本来就是局限的动物。这篇小说便是我对‘局限’的思考。”事实上，《并蒂》所能给予我们的启示和追问，远比它所呈现得要多，甚至远比作家梅驿所试图呈现给我们的要多。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存在的理由在于它会一直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哪怕它在表面上显得并不复杂；进一步，米兰·昆德拉说，我们的写作本应写下那种“比它的作者更聪明”的小说，在这里，它的每一个人物都拥有被理解的权利，它的每一处提及甚至省略，都应有丰富、歧义和多重的指向。或许，梅驿未必意识到（或者更为概括性地意识到）她在小说中的某些贮含，但她模糊地意识到了在这贮含中的“可能之有”——对这“可能之有”的开掘便是文学批评的应许之地，至少是功能之一。

是的，我们应当关注到另外的“相同”了，在“我”和千珍、杨冬阳之间：其一是，我们的日子都谈不上顺遂，谈不上如意，甚至看不到诗和远方的存在。这里，浪漫主义是被无情但有效地挤出的，即使在杨冬阳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她的生活谈不上浪漫，她对于生活和婚姻的刻意经营也不是出于浪漫而是“实用主义”的，她和她的心理学试图解决的不是本质而是接受。“非浪漫的”、实用主义的是她们生活的共同基调，而这基调是不被动摇的，仿佛是一种自明的真理。她们沉陷于过日子的“过”中，尽管充满着不甘。其二是，她们的日常欲求更多地局限于（继续借用梅驿所提供的这个词）情爱，但她们其实本质上也是不相信爱情的那类人，“不信”是底色，因此上梅驿在她的小说书写中极为吝啬“爱”这个词的出现，岁月和生活现实已经悄然地抹掉了它的存在，它甚至可能早已沦陷为矫情的、虚假的、不及物也不及生活的代名词，是一块用旧的、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旧抹布——它不在，却又包含着追寻之渴；她们不信，却又试图将替代物抓在手中，尽管她们早早地意识到这些替代物本质上不过是……是故，小说中谈及她们和她们的生活时，“爱”像戈多那样是吊悬的、不会真正降临的想象，它不应被幼稚化地反复提及。在不信和不在的前提下，那，她们在爱吗？她们爱自己吗？她们是在爱自己吗？……需要承认，这是一种令人心疼的匮乏，当然她们和我们的匮乏不止一处。其三是，她们思考着；她们是不思考的。她们思考着的是过日子的“过”，是“这种生活”所共通的和普遍，是维持和修补，她们不思考的是何以如此，为什么如此，我们的活着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可能，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种生活里增添些什么？除了欲念的、情爱的和物质的，人的存在尤其女性的存在还应有什么？事实上，她们的思考“局限于”自我的日常和试图的获取，平面也平庸，或多或少有一種自我设限——当然这不仅是女性的，只是梅驿用她的方式向我们指认了它。其四，综上，我们看到在她们那里令人惊讶的“排除”，她们排除了浪漫，诗和远方，爱和希望，甚至升职和职场进取的欲念都已排除，已至中年的境遇让她们“认命”，一退再退，尽管梅驿的小说中并未展示那个过程；她们排除了政治，社会学谈论，哲学的、艺术的和美学的谈论，排除了一切“不及物”的、略远一些的东西，排除或更多地排除掉非现实性、实用性的东西，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儿，她们的匮乏和日常生活的吞噬性涡流才变得那么显赫，甚至惊心。

于是，“我们”要怎样的日常，生活止于日常就可以了吗？那些女性们，表面上解决了温饱也过得相对平静的中年女性们，她们的生活将如何自处，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是个问题。

追问：欲念、爱情以及它们的限度

这篇小说，前呈的、说出的部分远没有未说的部分更重要。尼采说过，我们要想呈现一个漂亮的平静的湖面，就必须要有意地审视这个湖面之下所具有的“可怕深度”。在故事呈现上，《并蒂》所呈现的是日常生活“漂亮的、平静的湖面”，而其背后，则有着一种让人追问起来感觉可怕的深刻。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波伏娃承认男女之间的‘友爱关系’，在《第二性》中，强调这种‘友爱关系’是‘更高一级的胜利’，是‘要由人来建立的自由的领域’，这似乎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态场景。”“作为一个关注男女两性关系主题的女性作家，我了解到的现状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在各自独立的幌子下，越来越疏离，越来越隔膜。这自然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有关，和逐利的时代特质有关，和女性脱离男权有关。但不管如何，在男性和女性因最原始的‘性’而产生和构建的最自然最普通最广泛的关系中，仅仅有‘性’这种动物性或者说自然性是不够的，这种关系只有有了情与爱的参与，才会变得浪漫美好。”——在创作谈中，梅驿曾如是说。

好吧，我们顺着《并蒂》所呈现的男女关系或者欲念关系谈开去。

小说的第一句是由千珍离婚后闺蜜们的饭局开始的，经历过婚姻之后，千珍以一种报复性的放纵方式“纵容”自己的欲望，虽然梅驿在小说中未曾提及离婚的原由和其中的过程，但可以想见她可能的经历和为此的种种付出。千珍开始不断地更换男人，情人，这是一种压抑甚久之后的反抗，她所反抗的也许并不只是婚姻和契约本身，大约还有一种“我的身体我做主”的执念。这一行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宗法道德的坚固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在一个各自相对熟悉的县域或乡镇，它也难以想象，而城市里，邻里之间缺乏来往，房门之外皆是陌生人的城市里，她的行为才得以可能，得以实现。这一实现的基础在我看来有两点，它也是伴随时代之变和城市之变而产生的：第一点是坚固的东西的土崩瓦解，困囿她行为的、欲念的和道德的那些均已摧毁，这里面多少包含一丁点儿“破罐破摔”的破碎性愉悦；第二点则是人的散沙化，群体性的凝聚以及由此带来的相互关注被消解掉了，而闺蜜之间的知道又往往是掩饰同谋，她们的存在不能动摇人的散沙化本质……梅驿在小说的书写中策略地放弃了道德判断而只做出呈现，在这里我也暂时放弃所谓的道德判断，尊重欲念和自我选择的任何选项，而专注于这一可能：一，千珍在欲念中的释放能否得其所需，还是在其做出这一选择的时候就已经悖离？二，她试图在这一释放中寻找到爱和体恤吗，她是不是奔向爱和体恤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一次次“低到尘埃里”？三，短暂或者转瞬即逝是千珍所要的，还是，她不得不认可的？她有无对持久性的继续期待？“在男性和女性因最原始的‘性’而产生和构建的最自然最普通最广泛的关系中，仅仅有‘性’这种动物性或者说自然性是不够的”，梅驿如此承认。问题是，“够”或者“足够”在哪里呢，如何寻到，千珍最终能寻到吗？

“我”。在这里我部分地抛弃“我”在小说中的讲述者身份，只关注她的行为和文字中的自我陈述——《并蒂》中，“我”的存在是另一类型，一种随波逐流的生活样式，安于却时时心有不甘，偶尔产生一种突破重围的决绝然后又自然而然地归于沉寂，重新回落回旧有生活……“我”的身上有着“大多数人”的影子，“我”萃取自她们。像对千珍和杨冬阳所做的那样，梅驿笔下的“我”并不更多地携带前史，“我”是怎样一步步变成这个样子的她并不过多解释，而是用只言片语的方式拼贴，语调近乎“零度”。“我”不甘这样的生活，不爱这样的男人，但究竟爱什么样的男人并不清晰；有过情人，他几乎是随机的，以一种飘流瓶的飘流感被所谓的命运偶然地送到命运里，在所谓的“奔现”之后便被拉黑——他并不被爱，“我”应当说并不能在他那里寻找到“我”所真正想要的东西。“我”的状态是一种我们所知的所见的正常状态，也恰恰因此它其实更有值得审视的可怕之处：我们的生活，在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为现在这种无欲、无望、无爱、无趣、无波澜的样子的？它是否意味了一种可怕的同时可怕的麻木，是一种什么力量取走了我们向往的和希望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为我們生活的“局外人”，认命于某种的随机性，即使某些“强刺激”也未必能刺痛我们的皮肤？进而，不信和无所谓就真的对吗，我们这样混浊地过下去，是不是意味我们生命的某种过早干萎？

不能持久的欲望无法让人相信，具有洋葱性质和骨子里的“见异思迁”性的爱情也无法让人相信，作为契约的婚姻并不能契约任何的“实质”尤其是人的心和它沉默的、幽暗区域的发生，物质同样也不能被相信……我们认可对于虚假、虚伪的摧毁，只是摧毁之后呢？我们如何接受“上帝已死”所带来的种种崩塌并怀着灼烫的碎片活下去？我们如何安处我们自身，重新建立……某些让我们感觉安妥的东西？

这，还是个问题。

小说中最最着力的当然是杨冬阳和她的生活，在她和陶春光之间的发生——在杨冬阳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中年女性”的样貌——“她相信爱情的美好和纯粹，她相信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能修复破裂的爱情，她相信即使是最冷酷的时间也不能夺去爱情的光华。很可惜，杨冬阳失败了”。梅驿如是说。杨冬阳身上有“信”，她让自己“信”，甚至多少有一种一叶障目的故意。杨冬阳的信是梅驿刻意要维护的，但同时又是她落笔最狠的部分，我能想见梅驿在塑造杨冬阳的生活过程中的爱与疼，当然也包括撕裂的“快感”。好作家，写到关键时刻手不能抖，而正是在关键时刻的冷峻和严酷的着力，才使小说的阅读者更有感同身受，才能更有力地唤起他们的内心悲悯。她用心，用力，是因为她一直在试图说服自己跟着相信；也是因为她从这份“信”中发现了令人心酸的可疑。杨冬阳的“信”产生于一种世俗化或者说心灵鸡汤化的“心理教育”，她是那类愿意相信并一直试图相信的人，“信”对她来说是种必须的有效支撑，为此她可以放弃（至少是部分地放弃）逻辑推衍，审慎的怀疑，以及其中的某些不自恰的漏洞，而愿意坚持和维护……假设，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假设杨冬阳接受的不是这一类的心理学课程，而是另一类，她会不会依然如此地“信”？会的，我相信会的，她是那类信任知识而不辨析知识的那类“多数”，只要一种知识不那么地“有违常规”和她的旧有理解，她就会慢慢地进入到“信”和“深信”中，并对自己的记忆、行为和思考进行适应性调整，这里面，当然包括“记忆”。（不是吗？她的白菜和玫瑰，理想化移情不正是被修改后的结果吗？）。

在杨冬阳和陶春光之间——杨冬阳课上的言说“并不是真的”，至少不完全是或者多數不是，她虚构和篡改着记忆、经历和经验以适应自己以为相信的那个理，然而真实的生活却一遍遍地让她经历摔打和摧毁。杨冬阳用她手上的积木搭建着想象的或者理想的房子，而作家梅驿所做的却是，抽出它不合事理的、虚假的和遮掩的，一块一块，直到——直到杨冬阳的维护再也无力继续。她无法再欺骗自己，她无法让自己再那么信誓旦旦地站立于虚幻泡影的中心。

《并蒂》，是以一个生活化的建构小说，完成地解构。它其实是在，将触角伸向人们内心里沉默着的幽暗区域，用一种更暗的光将它照亮。这里，有另一层的“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何以至此？和小说的应有审视

她和她们何以至此？是生活里的什么“教育”了她们，让她们变得如此？

生活非如此不可吗？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我和她们，应当如何进行可能的选择？

有的选吗？

三个女人，或者说三种类型的女人，其实是种强力的、具有寓言性的概括，她们在这里是显然的复数，是同龄的众多女人，甚至更多。她们在着，在这样的生活中。当然那些充当了背景性的男人们也是。

我也在想，如果将它放置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当时的人们会如何看待《并蒂》，如何理解“这样的一种生活”？他们会不会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人们尤其是女人们会变成这个样子，她们仅仅是以这样的状态活着？

进而是，我们何以生活？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而不仅是口头上说出的生活，是我们愿意拼力去争并且似乎能够争到的生活？或者，我们只得如此，接受这样的匮乏和不得不，一直如此下去？

日渐麻木和日渐疏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有特征，我们貌似拥有了更多但本质上我们的匮乏从未真正地减少，而且，在不断的、一次次的摧毁当中，我们的相信、希望和崇高感也被一点点地反复磨损，成为了磨出织纹的寒碜的织布，甚至连这块织布也抛弃了。我们貌似拥有了更多但我们却进一步地进入到囚笼中，我们是闭门不出的知道者，我们是只有七秒记忆任何信息都只是随意点击不思不忖的浏览者，我们是只有现实、当下和眼前的欲望的囚徒，我们是计较于日常却不知道日常还可提供什么的庸众与众生。一天天地这样过下去，算不算是什么？我们的那些不甘不愿又是什么？我们真地，善待过它吗？

梅驿写下了局限，匮乏。那，是什么或者一种怎样的力量让她们如此匮乏？我们是不是也是同样如此，同样地匮乏呢？我们所不信的，摧毁的，就一定包含着道理吗？我们在摧毁诸如“爱情”“希望”“崇高”这类大词的虚假和虚幻的过程中，是不是，用力过巨，以至于也摧毁掉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的寄托，而不是只能沉陷在这个琐碎的现实和日常中，而这个所谓的现实、日常还是受限的甚至阉割的？

在《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一文中，列夫·托尔斯泰谈到任何一种诗作的价值都取决于三种特性：一，作品的内容：内容越有意义，即对人生越重要，作品的品位越高。二，通过与此类艺术的技巧而获得的外在之美。比如，戏剧艺术的技巧是：与人物性格相符的准确的语言，同时有自然而动人的线索，场景的正确安排，情感的表现与发展，以及一切描写的分寸感；三，真诚，即作者对其所描写之物要有真切的亲身感受。在对《并蒂》的阅读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列夫·托尔斯泰的这段话，尤其是那句“内容越有意义，即对人生越重要，作品的品位越高”的卓越论段。《并蒂》所写下的，是当代困局，是我和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挣扎和无力，局限与匮乏。梅驿，通过小说的方式，完成了她“对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某种警告”，她使问题成了问题。

没错儿，梅驿没有提供标准答案，她在思考中、追问中未能获得那些；没错儿，我也不能提供所谓的标准答案，她的提供让我不得不反复思忖，并引申到，追问我的生活——我在思考中、追问中也未能获得那些。然而，有了这一支点，有了《并蒂》的这一提供，我们或者会想得深些，它为我们的追问埋下了可贵的种子。

这，是小说的应有审视。

（责任编辑：宋小词）

李浩一九七一年生于河北省海兴县。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曾先后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文字。有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或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韩文。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共计二十余部。

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第一届建安文学奖，第七届《滇池》文学奖，第九、十一、十二届河北文艺振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