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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袍服施色在当代“中国风”服饰设计中的应用

2022-07-18毕丹妮

西部皮革 2022年12期
关键词:中国风秦汉五色

毕丹妮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2046)

1 秦汉袍服施色及五色观

1.1 五行五色服饰观

中国自古重视服饰的象征意义甚于审美观念,在传统服饰施色上也不含糊,穿着何种颜色的服饰往往要考虑是否与官方规定违背,如有违规,视同谋反。其次,皇亲贵族不能冒犯,地府鬼神也要尊敬,要避祸,避邪又要避晦。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重“礼”。所谓“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这样一来,服饰就成为礼乐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从“礼”的视域下出发,将服饰、色彩、节日、时令等相联系,最普遍的就是过年穿新衣、挂红色,又如东汉明帝以四时节气设服色:春服青,夏服赤,秋服黄,冬服皂。

而封建思想统治下又将服色与五行、五时、阴阳关联,制定一系列的服饰施色来迎合这些条例。在强调阶级制度的古代礼制与五行五色服饰观的主流环境影响下,服装色彩也被分了等级。封建统治者对服装色彩的运用与古代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即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的颜色依次为白、青、黑、赤、黄。贵族等中上阶层可着鲜艳、高贵的色彩,而底层群众,劳苦百姓只能穿间色和复色,如茶褐色、黄棕色、棕色、灰色、粉绿色等次等色彩。如唐代时,认为赤黄犹如日头之色,而太阳乃是帝王的象征,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为帝王专属色,臣子百姓不得僭越。

中国的千年历史历经多次改朝换代,各帝王建国后的头等大事便是革新旧朝大大小小的制度,凡是推翻前朝统治,施行国是的王朝均相信自己能够统治整个国家是上天的安排,先天的命运。“命运分为五类:木运、金运、火运、水运、土运,五运分别对应五德: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德指性质,运指趋势。五德各有标志色,木德青,金德白,火德赤,水德黑,土德黄。”[1]由此,服饰的颜色遵从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念,也随着王朝更迭而变换,历朝历代有不同的讲究。服饰施色强烈影响流行服色,不同朝代对色彩各有崇尚。黄帝以土气胜为土德,尚黄色;夏朝是木德,尚青色;殷朝是金德,尚白色;周文王以火胜金为火德,色尚赤;而秦人崇尚黑色的服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始皇战胜六国,崇信阴阳五行学说,建立秦朝并取代周朝,周朝为火德,是为阴阳五行中“水克火”,水德为黑。秦人以黑色为正色,故其祭服便是黑色,在祭祀时也只有帝王一人着黑,其余大臣穿彩色祭服。西汉崇尚赤服与黄服,东汉尚赤服。汉高祖刘邦经“斩蛇起义”后以“赤帝之子”自居,后因汉朝取代秦朝,是为“土克水”,故汉为土德,崇尚黄色。

服饰色彩始终为封建统治思想服务,秦始皇自命以水克火德称王,黑色成为秦朝最崇尚的颜色,汉又代秦为土德,尚黄色。要而言之,秦汉时期服饰施色是以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哲学为基点所延伸出的“五色观”,又根据“五色观”划分色彩等级制度,以显示、维护贵族的身份和地位。如此载道的服饰施色应用规章制度,使秦汉时期成为中国服饰色彩史上的一个色彩等级制度森严的重要时期。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子服饰为五行五色服饰观做出解释。“在整体的服色配伍中,衣身与衣缘的色彩互补,而衣身之中的服装底色与刺绣配色亦存在阴阳互补,就局部的刺绣单元而言,也追求色彩的想错平衡。”[2]不难看出汉代女子大多通过色彩面积大小、冷暖对比来构成秦汉袍服的阴阳关系,使服装整体和谐统一。秦汉袍服施色受五色观影响深远,服饰无论是整体与局部,用料及配色均存在着阴阳互补的联系,如图1。

1.2 袍服施色的软环境塑造

在中国千年历史中,服饰始终是政治、思想、文化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封建帝国,形成了具有准确时间、空间范围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历朝政治主体结构,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构架体制。中国历史上的秦汉两代是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时代,服装的精神属性大大膨胀超出服装本身蔽体、御寒、美化的基础功能。秦汉袍服所标榜的“礼”文化,使其具有标示阶级、崇礼重教的特别意义,使人们能“见其服而知贵贱”。为实现古代政府为达到“大一统”“天下治”的目的,服装色彩的标志性功能被充分发挥,一则是为区别阶级地位,二则是表示所处情境、场合。

秦汉时期纺织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素纱禅衣充分体现了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正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虽然纺织技术高超,但平民百姓的服饰设色、纹样、质地仍然受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但即使没有统治阶级、尊卑思想的限制,仅从经济方面考虑,那些绫罗绸缎也是他们负担不起的。

色彩是服饰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服饰色彩一方面受染色技术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袍服颜色从先秦开始一直发生着变化,有些色彩一直沿用很久。例如,汉代袍服主要以青袍、绿袍、白袍、赤霜袍、皂袍和单缘袍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以绯袍、黄袍、紫袍和白袍为主;到了唐朝,又出现了青袍、绿袍、赭袍、绯袍、赤霜袍、绛袍、黄袍、柘袍、皂袍、茜袍、紫袍、白袍、五色袍等十余种。唐朝服饰色彩虽然丰富,但广大劳动者却在服饰颜色使用上有诸多限制,庶民被禁止穿红色、翠绿等色彩鲜艳的服饰,只能穿黑、白或本色的布衣,说明封建社会中袍服的颜色种类虽然众多,但由于政治及伦理等因素,袍服的发展受到局限。

自春秋时期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尤其在秦统一六国后,着手实行思想文化上的专注统一政策,期望引起更多的共鸣。继而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思想统治地位。“董仲舒从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三统说’,其意在树立正统的政治权威,还提出了‘天、地、人’一统的阴阳五行系统论。”[3]汉武帝时实现了思想的大一统,而秦汉袍服也是从这一时期走向兴盛。

2 当代“中国风”秦汉风格服饰施色设计西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流通的加快,当代文化思想上对内的开放及对外的开通,工艺技术走出去并引进来,精神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使得各行各业的匠人、设计师对色彩的使用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服装的制作成本不断降低,阶级差别已经消退,即使是贫富差距极大的服装从外观上对比也已不明显,识衣冠认人的现象也一去不复返。同时对色彩的认知也不再局限于五行、五德、五色的要求,没有政治因素和伦理秩序的制约,使用颜色呈现一种自由发展的态势。随着科技的进步,染织工艺也随之发展,获取染料的途径增多,颜色提纯能力增高,服饰色彩紧紧跟随国际潮流,每年推出的流行色趋势更是受到各服饰品牌及服装设计师等相关职业、产业的热捧。人们对色彩世界追求从来没有减退,服装设计师在当代服饰设计中用色更是风格多样。但这种种变化,种种自由都被笼罩在强盛“西风”的投影下,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作为非主流的弱势群体被这股“西风”刮得左歪右倒,摇摇欲坠。西方流行色趋势逐渐变为“正统”色彩体系,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极富有哲学伦理、精神内涵的五色施色观成为“在野”的色彩文化。

服饰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充当着地区与地域、南方与北方、时代与时代对话的媒介。“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的文明以及不同民族的文明在交往过程中整合为一体的过程。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4]但中国当代服装色彩搭配在近代民主运动的摧枯拉朽之势打破中国传统服饰五色观的桎梏,奉西方的设计理念与色彩流行趋势为“神旨”,迫使当代“中国风”服饰设计存在两种瑕玷,一种是“拿来模式”般的对西方流行色趋势照抄照搬,被西方潮流设计牵着鼻子走,一味听从;另一种是中西色彩文化不门不类的嫁接拼贴。而当代的“中国风”服装设计除特殊职业外在施色上标志性趋弱,服饰色彩所体现的思想文化背景及其隐含意亦殆无孑遗。因而对当代“中国风”秦汉袍服施色的重塑便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传统服饰体系中原有的规律、制度被“西风东渐”打破,这一次中国传统服饰文明的演进在“西服东渐”中慢慢停滞。直至21 世纪初,部分中国服装设计师揭起“复原”传统服装的大旗,即使一再的模仿和还原也仅仅收服了少数的大众口味,在西方服装所领导的强势时尚潮流中,这少数欣赏、支持传统服饰的大众也渐渐耗尽。直到“中国风”服饰被西方设计师关注,国内才再一次涌现出多数热衷“中国风”服饰设计和尊崇传统服饰文化的设计师。

3 结论

“千百年来,在这个‘独尊儒术’的近乎精神独裁的世界里,服装的精神属性被深深地刻上了孔儒的烙印。”[5]在强调文化自信的视域下,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重在对服饰精神的塑造,尤其对服饰施色的精神重构是当代中国秦汉风格服装设计最为重要的设计实践目的。

中国传统服饰施色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等级、道德规范、伦理秩序、风俗的制约,因此,色彩作为服饰最明显的表现和最直接的认知,折射的是等级尊卑、“礼”的核心内涵,而传统服饰施色包裹的实际上是社会道德规范的精神内核。但因传统中国服饰精神内涵已经经历过“西服东渐”,被近代社会、思想变革所打破,中国服饰设计受五色观制约的服饰设色基础也变得十分薄弱,即使保留原有的色彩精神属性,也无法像封建社会那样强势,也不那么呈系统了,其中掺杂、混融着许多西方设计思想,所以必须重新拼装。由此,对于秦汉袍服施色的精神重构,在于打破原有的制度、秩序、形制,对其重新调整,使之更符合当代审美与日常生活的需要,只有对服装施色的“礼乐文化”被淡化,附加的政治意义被取消,服装色彩标识性内涵发生变化,不是为标记阶级尊卑、崇礼重教、伦理道德,而是更多地显示职业属性或是经济实力。

中国传统精神中,那些客观的色彩都被赋予了集权统治下的主观意义,尤其是当主观意义与政治、思想统一关联起来的时候,就施行的更加谨小慎微。而西方附加于服装表体之上的社会道德、伦理因素相对于中国传统服饰精神较少,审美因素相对要多。故而在对西方色彩流行趋势不能径直“弃之”,而要先学会“取之”。中国传统秦汉袍服施色的精神重构始终不能离开这些外来因素来谈。只有这样,当代中国风秦汉风格服饰施色设计在精神重构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引进“流行色”的概念。

注释:

①图片摘自《粉黛罗绮: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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