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渝慧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100）

1 五十年代女性服装的主要审美特点

20 世纪五十年代正是二战刚刚结束以后，突破传统的禁锢、追求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人类的共同愿望，女性服装在此背景下呈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格局，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特点。

1.1 中国政治化服装时尚达到顶峰

图1 与图2 中的“列宁装”“布拉吉”是该时期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20 世纪五十年代，体现“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列宁装”从苏联传到中国。由于“列宁装”等同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符合国家的崇俭理念和革命精神，迅速在中国流行。“列宁装”在苏联是男士的着装，传入中国后却受到女性的追捧。大掩襟、大翻领、双排扣并束有腰带的装束在体现女性的身体线条时，更显得精干大方，不仅具有独特的美感，更是革命精神与思想进步的象征。苏联领导人来华访问之后，在政府部门的倡导下，“布拉吉”连衣裙也得到中国女性的认可，迅速流行起来。“布拉吉”的迅疾流行始于中苏两国在政治层面的亲密合作交流[1]。更重要的是，“布拉吉”连衣裙款式简洁大方、便捷轻巧、节省布料、变化丰富，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穿着。

此时的中国女性饱含对革命追求、社会主义热爱的感情，在审美取向上趋于一致。“列宁装”与“布拉吉”连衣裙两款女性服装相继流行，经济实用的同时又美观大方，不仅满足了当时中国女性的美感追求，更彰显出了时代所赋予的特殊政治意涵，展示出社会主义建设者女性的美丽健康新风貌。

1.2 西方对女性魅力的极致追求

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人们精神面貌多是萎靡不振的，但内心依旧保留对美的渴望。到五十年代，西方女装设计呈现出了对浪漫优雅的女性魅力的极致追求。

五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女性开始摆脱社会与家庭的束缚，展现其自身的优雅形象和独有的艺术风格。这一时期的西方女装主要分为日装和晚装，晚装主要是束腰造型，而日装则采用束腰与大廓形的造型，其中裙装与套装多为束腰修身造型，外套则多偏向大廓形的造型。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女装在廓型上有着明显的特点，造型张弛有度，其可谓是廓型的时代，也是女性的身体被修饰得极为优雅的时代。从具体来看，迪奥的设计在这一时期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其设计出的女装内部结构线条简洁利落，形成优雅舒展的线条关系，“花冠形”“郁金香形”“Y 形”“纺锤形”……每一个样式无论从整体还是内部结构来看都具有相当独特的风格，同时保留住了优雅的女性之美。如图3、图4，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女装大多围绕腰部的松量进行变化，借鉴19 世纪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的精湛复杂的构造技巧，强化女性丰胸圆臀、窄腰柔肩的外形特点，形成简洁但不简单的轮廓造型，从而形成高雅低调的性感形象，唯美浪漫中带有理智，寻回了女性特有的优雅气质。

尽管二战期间的动荡不安和布料缺乏给西方女装设计带来了致命打击，但随着战争的结束，朴素实用主义很快向浪漫优雅风格转变。这种对女性魅力的极致追求满足了战后西方女性对美丽优雅形象的需求。

2 五十年代女性服装的审美价值

《设计美学》中这样解释设计审美：设计审美既是物质活动又是精神活动，以“人与物的和谐关系”为中心[2]。就服装设计而言，审美价值就在于人与物——身体与服装的和谐关系之中。服饰是人们思想的表达方式，而且常常和更深层次的道德或者社会价值的根本变化密切相关[3]。尽管中西方五十年代的女装设计与流行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尤其是在形式表现上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但深究其中，从这些“物”的形象上面可以发掘出共通的“精神”的意象来，从而体会五十年代女装的审美价值内核。

2.1 对和平与发展的精神追求

五十年代时二战刚刚结束，整个世界还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深受战争荼毒的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前所未有的强烈。西方女装对女性魅力的极致追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比较奢侈的，并且受到了一部分民众的抵制。因为那些大廓形的充满女人味的款式造型需要用到非常之多的布料，一套晚装甚至会用掉二十几米的布料。但战后的女性亟须这样一种可以摆脱战争阴霾，和平时期才能有的悠然华美的姿态与形象。正是源于她们内心深处的这种渴望，超越当时社会经济所支持的这种奢侈化设计才受到法国女性乃至世界女性的追捧。而处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中国女性们，饱含革命热情，对国家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充满激情。这一时期，服饰穿戴是展示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的形式，是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体现[4]。她们将这种和平发展的理想完全融入服装中，继而形成了当时时代典型的服装产物。

2.2 新时代对突破传统的渴求

二战结束后，世界开始向全新的时代迈进，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五十年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交杂着多元的交融设计，人们希望突破传统，开始了传统复古与创新前卫的碰撞。正如前文提到，这时的西方女装常常借鉴19 世纪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的构造技巧，但在材质、廓形、剪裁、结构等多个设计与工艺方面推陈出新，设计制作出来的服饰更加实用舒适。比如廓形在五十年代之后的演变和应用常以“古典元素＋现代装饰”的形式呈现[5]。而此时的中国女装对传统的突破更加剧烈。在民国时期，外来文化已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冲击，传统的中式服装、西化的中式服装与纯粹的西式服装在中国交替并行。到五十年代，在中苏两国友谊的影响与国家政策的号召之下，苏式服装在中国代表着新时代进步思想，当时的女性为了追求这种进步象征，认可并追捧起“列宁装”“布拉吉”这样的苏式服装。

2.3 女性主义思想观念的表现

女性主义来源自西方国家，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法国[6]。二战期间女兵的出现挑战了西方女人不能穿裤子的传统，为战后女性服装的解放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受女性主义的影响，女性开始通过服装来表达自身的想法，尤其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的思想观念在服装的表现上形成重要的审美因素。在西方，“New look”“紧身胸衣”“风衣外套”……这些服装都蕴含着女性主义思想观念。一直到六十年代“吸烟装”的出现，女性对服装的选择从附属男性审美到表达自我魅力的转变。在中国，毛泽东于1955 年提出“妇女顶半边天”，尤其是到“大跃进”时期，中国妇女就业迎来第二高峰期，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开始了“本土化”发展。“布拉吉”连衣裙的审美风尚承接“花衣运动”之路，即美观是女性着衣的第一要素，凸显了女性强烈的社会性别表征。通过服装时尚的变革，满足了女性对表达自我表达美丽的诉求，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女性在那个时代为自由与独立的努力。

3 影响五十年代女装审美价值的时代因素

在审美价值形成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都是影响因素，五十年代女装所呈现出的特点深受当时时代性的各因素影响，并形成了特殊的审美价值。

3.1 经济影响与政治影响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经济因素可以在一定条件内决定或影响服装审美风格与审美变化[7]。正如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指，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也受到物质生活水平与科技水平会的制约和引导。同时，人们对服装的审美观还会受到政治变动与社会变革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时期，政府可以通过赋予服装特别的思想以达到其思想统治的政治目的。就五十年代女性而言，刚刚经历了世界战争，百废待兴，经济和政治自然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刚刚开始建设发展，物质资源较匮乏，但在政府推动以及中苏政治交往的影响下，崇俭而极具政治化的服装成为必然产物。各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后，普遍进行了经济的调整与转轨，政治上相对比较稳定，和平与发展的政治要求为女装进行变革与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可以说，当时时代的经济因素决定了设计的可能性，而政治因素又起到了极大地推进或限制作用。

3.2 文化影响与社会影响

文化与社会的影响是潜在的、更为深刻与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审美意识不仅受到政治经济的制约，特定时代形成的文化氛围对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变化起着很大的作用[8]。同时，设计本身是一种人类的社会行为，美的根源也来自社会实践。那么，“审美”这种人类行为既具有“人文性”，也具有“社会性”[9]。二战后五十年代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价值、民主自由，同时女性主义思想正在酝酿发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强调女性本身美好的服装设计趋向诞生了。而由于“道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服装的审美观点倾向于精神之美，是一种非具象的、写意的美，所以在五十年代女性们会把自己在精神上的革命热情移植到服装上，形成一种高度满足精神需要的审美价值。而社会是生物与环境的总和，它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但不仅限如此，还涵盖了人类的生产、消费、教育、生存环境等等各种因素，带给设计的影响是更复杂的。五十年代之时，正是随着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其特有的魅力与力量在各个方面被探索。女性的文化、政治、社会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时尚的变革开始被重新塑造，从而形成了当时的女装风格特点。

4 结语

在五十年代这个特殊的时代，中国政治化服装时尚达到了顶峰、西方对女性魅力的追求也近乎极致，呈现出对和平发展、突破传统、女性主义的时代审美价值。如今，我们处于一个崭新多元、瞬息万变的时期，当下的时代审美价值是我们作为设计学者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变，人类的各种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激烈交锋，各种矛盾复杂化、冲突多样化。情感的淡漠、精神的焦虑、人文的断层等关于人类本身的问题相继出现，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还需要长久的应对。市场为重的设计价值取向在不断割裂人与自然与生俱来的联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找寻一个历史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切入点——历史与文化传统、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己的本性成为了设计的新价值。因此，关于人文的、人道的、人性的设计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将设计的审美着眼于历史文脉的传承、传统文化的宣扬、人情的关怀和大自然的保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