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定芳 于衍学

摘要：国内苗学界关于《亚鲁王》的研究，大致划分为2010—2019年和2020年至今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在与当前时代需求深度结合的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亟须对其开展创新性研究。这需要结合时代需求，明确新时代《亚鲁王》研究的价值取向，框定《亚鲁王》研究的领域范畴，厘清《亚鲁王》研究的思路脉络等。这是新时代进一步开展《亚鲁王》创新性研究的根本路径。

关键词：《亚鲁王》;国内研究;创新性;思考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3-00-03

《亚鲁王》作为苗族的英雄史诗，于2009年发现于贵州省紫云县麻山地区。它与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蒙古族《江格尔》、藏族《格萨尔》等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苗族最原始的“原生态”口头作品，也是反映苗族先民征战历史与迁徙历史的一部宏大诗篇。近十余年来（2009年至今），《亚鲁王》成为苗学界的研究重点，成果丰硕。近五年来，学者们对《亚鲁王》创新性研究驱动力相对弱化与亟待进一步开展创新性研究之间存在一些落差。对此，如此增强《亚鲁王》的研究动力，推进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史诗研究取得更大成果，已成为苗学界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完成这项重要课题，既能推进《亚鲁王》研究大发展大繁荣，还能将以《亚鲁王》为代表的苗族传统优秀文化与苗族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有助于发掘《亚鲁王》内在文化与历史价值，促进苗族民间社会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与创新。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以推进《亚鲁王》创新性研究为中心，对200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亚鲁王》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并对《亚鲁王》的创新性研究进行再思考。

1 《亚鲁王》研究的国内视野

国内苗学界关于《亚鲁王》的研究大致划分为2010—2019年和2020年至今两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的相关研究又可以细分为2010—2015年和2016—2019年两个时期。

1.1 2010—2015年对《亚鲁王》的研究

自2009年在贵州麻山地区发现《亚鲁王》起至2015年，国内苗学者对《亚鲁王》的研究，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贵州紫云麻山地区《亚鲁王》史诗活态文本，《亚鲁王》的搜集整理和保护传承、翻译整理、记译整理问题，《亚鲁王》的演唱场域、演唱传统、在麻山苗族地区丧葬仪式中的演唱，《亚鲁王》的音乐学分析，《亚鲁王》的发现、认知与保护以及文化开发，《亚鲁王》中几个“史事”问题的探讨，《亚鲁王》的名称与形成时间，《亚鲁王》演述人东郎的传承机制与生态，《亚鲁王》的遗产化、家园遗产特征，《亚鲁王》戏剧形态解读以及“亚鲁文化”的多维度释读，《亚鲁王》中苗族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智慧与价值、寻根意识及其生态意义、叙事的生态内蕴和审美意识、产生时间及文化生态，《亚鲁王》英雄的对手母题、射日射月母题、心脾禁忌母题，《亚鲁王》的叙事特征及文化内涵，《亚鲁王》文化中的超人形象、女性形象以及女性悲剧命运，《亚鲁王》的传习方式，《亚鲁王》的生命观，《亚鲁王》中的苗语地名，《亚鲁王》的田野调查札记，《亚鲁王》史诗的重要学术价值，等等。这一时期，这些相关研究视野广泛，观点清晰，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2 2016—2019年对《亚鲁王》的研究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国内苗学界对《亚鲁王》的研究，除了坚持上一阶段宽泛的视野之外，更加注重研究的深度和思想性。这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涉及《亚鲁王》生死观的表述，《亚鲁王》文化意蕴的深度阐释、语言文化价值和作为口头传统的文化价值，《亚鲁王》的民族特性，《亚鲁王》的诗性意蕴，《亚鲁王》史诗中的名称对应问题，《亚鲁王》的文本分析，《亚鲁王》遗续的“道—相—技—法”，《亚鲁王》文本的英译策略，《亚鲁王》史诗中的生肖类动物名物词考释，《亚鲁王》史诗迁徙叙事的风格，《亚鲁王》史诗文化的民族关键符号，《亚鲁王》史诗民俗事象及文化意蕴，《亚鲁王》的翻译实践，《亚鲁王》史诗迁徙叙事的多维形态，《亚鲁王》的历史记忆功能，《亚鲁王》的传承现状，《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亚鲁王》领诵者苗族歌师的个案分析，《亚鲁王》场地名重名现象，《亚鲁王》形象与母题，《亚鲁王》的社会功能与当代价值，等等。这一时期的研究，在研究视野、思想深度、撰写笔法以及《亚鲁王》本身艺术风格与特点的发掘和诠释等方面，相对于2010—2015年都有了更加深入的探讨。这种研究上的拓展与深化，为21世纪20年代国内苗学界对《亚鲁王》的升华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提供了理论架构。

1.3 2020年至今对《亚鲁王》的研究

21世纪20年代，在第一个阶段研究基础上，国内苗学界对《亚鲁王》的研究，涌现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代表性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包括蔡熙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仪式叙事与治疗功能研究——基于文学人类学的分析视角》[1]，刘洋、肖远平的《文化价值与整合策略：苗族史诗<亚鲁王>的文化调适》[2]，李静静的《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宇宙观探幽》[3]，赵东的《苗族史诗<亚鲁王>洪水神话的水文化表达》[4]，陈刚的《语言位移与文化变迁——<亚鲁王>中的“龙”“龙心”与心崇拜》[5]，等等。这些研究无论是从视角、思想内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新材料使用、相关理论运用、结论呈现等方面，都表现出较为鲜明的研究特色，将国内苗学界对《亚鲁王》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如果说上述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期刊论文形式呈现的话，那么2011年至今还存在一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成果形式。这部分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两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包括高森远的《麻山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东郎（传承人）研究》[6]和唐娜的《苗族史诗<亚鲁王>及文化空间研究》[7]。较具代表性的硕士论文包括梁勇的《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音乐文化阐释》[8]，杨兰的《苗族史诗<亚鲁王>英雄母题研究》[9]，冉永丽的《苗族史诗<亚鲁王>悲剧形象研究》[10]，王斯的《贵州苗、布依、彝族英雄叙事长诗研究——以<亚鲁王>、<安王与祖王>、<支嘎阿鲁王>为例》[11]，佟彤的《魂兮归来——<亚鲁王>文本与仪式研究》[12]，蒋明富的《论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文化内涵》[13]，等等。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了《亚鲁王》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了高等院校广大研究生青年群体中，这对《亚鲁王》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未来进一步开展《亚鲁王》創新性研究的希望所在。

2 对《亚鲁王》创新性研究的思考

毋庸置疑，苗学界对《亚鲁王》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在与目前时代需求深度结合的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因此，必须在《亚鲁王》国内研究基础上进行创新性思考。所谓的创新性思考，既是深度结合《亚鲁王》研究与时代需求的客观需要，也是对其开展创新性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文章认为，对《亚鲁王》开展创新性研究，关键是明确回答为什么要开展《亚鲁王》创新性研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解决研究什么和如何开展创新性研究的问题。

2.1 明确新时代《亚鲁王》研究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对《亚鲁王》开展创新性研究，其价值取向应当定位在四个层面。一是定位在国家层面。这里的国家层面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二是定位在地区发展层面。这里的“地区”，主要是指《亚鲁王》发现地，由小到大依次为麻山地区、紫云县、安顺市乃至整个贵州省。此处的“发展”，则是指上述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进步。也就是说，新时代《亚鲁王》的研究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是要着眼于《亚鲁王》“非遗”文化产业开发与相关地区发展进步。三是定位在民族层面，即苗族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四是定位在苗族人民个体层面。这种定位就是要通过对《亚鲁王》的进一步研究，促进当地苗族人民个体文创产业发展以及以之为载体的“非遗”领域产业化等涉及苗族成员个体层面价值的实现等方面。

2.2 框定新时代《亚鲁王》研究的领域范畴

《亚鲁王》研究的领域范畴问题，实际上就是新时代进一步开展《亚鲁王》研究究竟要研究什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首先要框定两个研究领域：一是自2009年以来国内苗学界对《亚鲁王》已经开展了哪些领域的研究，二是还有哪些研究领域有待开拓。对于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的领域，要从这些研究领域的横向“面”的拓展延伸和纵向领域“点”的深化两个研究角度作进一步研究。对于在某种程度上有待开拓研究的领域，则要从这些领域研究所需要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新视角以及相关研究的综合性方向进行探索。在这两个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基础上，还要将当前时代要求与《亚鲁王》的相关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大致存在两个融入方向。具体而言，一是要將当前的时代要求具体化，并将其融入《亚鲁王》研究的创新过程中，使这种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并呈现出时代的内容和特色;二是要将《亚鲁王》的研究自觉融入当前本地区社会发展和国家文化战略中，使当地社会与国家文化的各种发展战略打上苗族文化的烙印，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以此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深厚底蕴。

2.3 厘清新时代《亚鲁王》研究的思路脉络

关于新时代《亚鲁王》研究的思路脉络问题，本质上就是在明确价值取向和框定领域范畴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开展创新性研究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大致需要从八个方面予以把握。一是要有新时代《亚鲁王》研究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开展创新性研究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或总的研究思路;二是要确定新时代《亚鲁王》创新性研究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相对适用的指导性理论体系，如文化学理论、民族学理论等;三是在实地田野调查法、历史文献法等常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更多采取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学相关研究方法，辅之以相关数字化研究手段，实现《亚鲁王》研究方法的综合化;四是在材料使用上既要坚持传统的历史文献材料、田野调查材料，也要结合使用考古学材料、历史语言学材料等，实现研究材料使用上的综合性;五是研究经费的积累与支持，大致可以从国家课题项目申报所得经费与民间募集捐赠所得经费两个方面予以协调联动解决;六是研究平台的建构和成果展示平台的构建;七是研究主体即研究队伍或团队的建设和相关人才（包括《亚鲁王》传承人“东郎”）的培育、建设与不断发展壮大;八是对《亚鲁王》传播区域和相关田野调查点的跟踪调查。

3 结语

《亚鲁王》作为苗族的一部英雄史诗，是最原始的“原生态”口头作品，亦是苗族先民的征战史和迁徙史。《亚鲁王》被发现后随即引起苗学界的关注，并运用新材料、新方法，将对《亚鲁王》的研究推向新高度，成果丰硕。应该看到，现有的研究成果呈现创新性不足、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新时代，应将《亚鲁王》的研究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相契合，成为推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驱动力。

参考文献：

[1] 蔡熙.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仪式叙事与治疗功能研究：基于文学人类学的分析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2）：35-40.

[2] 刘洋，肖远平.文化价值与整合策略：苗族史诗《亚鲁王》的文化调适[J].文化遗产，2020（4）：135-143.

[3] 李静静.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宇宙观探幽[J].安顺学院学报，2020（3）：40-43.

[4] 赵东.苗族史诗《亚鲁王》洪水神话的水文化表达[J].贵州民族研究，2020（5）：115-119.

[5] 陈刚.语言位移与文化变迁：《亚鲁王》中的“龙”“龙心”与心崇拜[J].贵州民族研究，2020（3）：173-178.

[6] 高森远.麻山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东郎（传承人）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7] 唐娜.苗族史诗《亚鲁王》及文化空间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7.

[8] 梁勇.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音乐文化阐释[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9] 杨兰.苗族史诗《亚鲁王》英雄母题研究[D].贵阳：贵州民族大学，2014.

[10] 冉永丽.苗族史诗《亚鲁王》悲剧形象研究[D].贵阳：贵州民族大学，2015.

[11] 王斯.贵州苗、布依、彝族英雄叙事长诗研究：以《亚鲁王》、《安王与祖王》、《支嘎阿鲁王》为例[D].贵阳：贵州民族大学，2015.

[12] 佟彤.魂兮归来：《亚鲁王》文本与仪式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5.

[13] 蒋明富.论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文化内涵[D].广州：暨南大学，2015.

作者简介：孟定芳（1994—），女，贵州遵义人，硕士在读，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于衍学（1982—），男，山东泰安人，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