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

文坛上历来不乏两代人一同投身于文学的例子，她们就是其中之一。

对这对母女花的了解先源于王安忆。第一次得知王安忆之母茹志鹃也是位优秀的作家时颇为出乎意料，但转念一想，这大概对王安忆的文学道路也是有所影响的吧。某作家曾在文章中回忆初次见到这对母女的场景，“王安忆竟当着她妈妈的面，说茹志鹃是一贯站在党的政策立场上进行创作的，茹志鹃对此并不生气也不反驳，只是微笑无言，当时我很惊讶于王的泼辣和茹之宽厚，想来母女深情，说不定茹因欣赏王之脱颖而出而深感自豪呢？！”显然，茹志鹃的稳重谦虚和豁达大度，与王安忆的机敏锋芒和开放洒脱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茹志鹃，1925年生于上海。童年和少年对茹志鹃来说，没有欢乐可言。直到参加了新四军，从小做家庭手工，漂泊流浪，住孤儿院的她才第一次享受到相亲相爱、情同骨肉的温暖情谊。回顾峥嵘岁月，展望新生活，她满怀激奋，整个社会在她眼里一片光明。1950年开始，她情不自禁地执笔写作了。她是一名新中国的“歌手”，她的作品是一曲曲光明的颂歌。然而，她万万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突起，她的头上会骤然间被扣上几顶大帽子，什么“专写中间人物”“反重大题材”“反火药味”，她成了“文艺黑线人物”。她后来也写道，“‘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带着一种比较真诚的、天真的、纯洁而简单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我看一切都很美好，都应该歌颂。……而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的脑子比较复杂了。社会上的许多事情也复杂了，看问题不那么简单化了。”经历了迷惘、痛苦、思索、激愤、盼望，她终于迎来了十月的金秋，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

相形之下，王安忆所走的道路显然要比她的母亲平坦。初中毕业后，主动要求“插队落户闹革命”去。在条件艰苦的淮北农村，她跟着农民起早摸黑地战天斗地，肩上套着绳索拉犁，在滴水成冰的严冬挥舞铁锹挖河。在“广阔天地”大干了3年后，因一技之长而去了地区文工团，拉了6年的小提琴。总是不停地下厂矿、基层、农村演出，住旅馆，坐火车、汽车，排练。这些丰富的生活经历对王安忆来说是笔财富。她后来创作的《尾声》《这个鬼团》《小院琐记》等小说，就取材于她这段时间的生活。

从文学作品上来看，茹志鹃文革前的作品大都以真人真事为背景，具有色彩柔和、情调优美的独特风格，善于截取日常生活片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细致入微，犹如一支支动人的抒情曲。她较多描写的是成长中的普通人，善于根据人物的性格特点、生活环境和经历，去挖掘人物思想深处的闪光点，让读者看到人物成长的社会、历史原因。

茹志鹃在新时期的小说则取材于沸腾的时代生活。在艺术形式上并不满足于自己驾驭自如的技巧，不固守已经形成的风格，而是为了表现新内容的需要，勇于开拓新路。评论家黄秋耘曾用“从微笑到沉思”这一形象化的语言，概括了茹志鹃文革前后创作上的变化。她的《儿女情》《失去舵的小船》，含着一种深邃的哲理含义，我看到的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1990年初茹志鹃担任了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作品渐渐少了，这是中国作家的特殊规律。从茹志鹃的创作道路看，不论早期的“微笑”还是后期的“沉思”，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温存中透出辛辣，热情里蕴含冷峻。

总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想来总是一代胜过一代的。王安忆在她的创作前期，以擅长写知青题材驰誉文坛，在创作中她与笔下人物合而为一，从中寄予了对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表现了青年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迷惘、苦恼以及始终没有失去的希望。王安忆常能从平凡的事物中揭示出发人深思的重大问题，她这段时间的小说感情的表露真切自然，以细致地镂刻人物内心世界见长。

而访美归来后，王安忆的小说，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在审美趣味、美学风格方面，與她前期的小说相比，都出现了某种超越。她开始试图从文化这一层面去分析现实生活，从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出发，对现实作文化的观照。

拿1998年发表的《隐居的时代》来说，我们看到的是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是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性质”。

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免要发生了。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提到王安忆，总不免想到她母亲对她的影响，对此，王安忆的回答是，“我不希望把我和妈妈在文学上扯在一起；我就是我，在这一点上，我是独立的。”的确，她是对的。茹志鹃、王安忆，她们的文学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也许是源于某种血脉相承的东西，也许是女性作家的共通。但她们终究是不同的两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思想底蕴，让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但同样精彩的作品。

是的，不得不承认，这是文坛之花，清新、柔美的母女花。

（源自“榕树网”）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