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庆

◆摘  要：传统天下观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理念，其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冲击在经济、政治上对晚清统治者造成挑战，思想上也使传统天下观衰落。传统的“华夷秩序”已经无法解释清王朝所面对的更为复杂、更为庞大的世界秩序的国际格局。以孙中山、梁启超等为代表仁人志士，立志于救国于水火，提出了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紧迫性与各自的方案，从而实现由天下观念到民族国家观念的流变与转型。

◆关键词：天下观;民族国家观;转型;建构

一、引言

儒家天下观的概念可追溯至先秦文献，总体而言，包括：地理层面，制度层面与价值伦理层面。首先，地理层面的天下，广义上，即天地概念，被天所覆盖的区域，例如“九州”、“五湖四海”等;狭义上，这里的天与中国有所重合，包括“四夷”，这里的地理概念可延伸至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涉及到中原地带与少数民族居住的周边地区等。其次，制度层面的天下，是一种秩序观念，

天子在封建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其余大臣将根据自身的功绩或者血缘关系获得爵位。以此强调天子是万物的核心，进而突出天下秩序，即“中心—邊缘”的金字塔型结构。最后，在价值伦理层面，儒家差序之别。主要表现在：其一，内外之别，九州之外便是四夷，即便君权可以统治四夷之地，但与该地的接触仍然很低，儒家强调用夏变夷，主要用儒家的道德教化感化周边的民主，同时注重夷夏之别。其二，华夷之别，儒家强调尊王攘夷，华即华夏，天下的中心便是华夏，也称中原。其三，尊卑之别，儒家礼制强调四夷要服从于中原王朝，因此，四夷需要定期向中原纳贡，以表忠诚。从天下观折射出中国古代天下观大一统思想、夷夏之别外，还衍生出来了相应的礼法制度、尊卑思想和朝贡文化等，这些制度和文化也正是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具体实践，它们伴随着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不断调整变化。在进入近世社会后，古代天下观将得到进一步的重塑演化。

中国在明朝时期便与西方世界国家进行了多方联系，郑和七下西洋开启了海上联系的关卡。伴随着东方文明的发展，大航海时代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南洋”与“东洋”组成了海域疆土。当时中国是东亚的宗主国，是朝贡贸易的核心，而政治观念上这就是晚清时期的天下观念。此时的天下观念显然与西方正在极度扩张的全球贸易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概念相去甚远，这种天下观念不可避免地将要受到西方的挑战。

从历史的发展视角看，中国在19世纪中期已经进入梁启超提出的“过渡时代”。并将以此时间段将中国分为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晚清末年，保守派、维新派和革命派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内涵、外延的争论以及“保教”与否的争论，表明了士大夫精英阶层在晚清发生了分裂，深层次原因则反映出晚清帝制政治的正当性和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上的双重危机的激化。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受到巨大冲击后，中国开始逐渐步入了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世界体系中。这种转变与中国天下观的衰落相同步。代替天下观的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它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石。这种新型世界秩序观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具体而言，天下观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直到明清之际，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松动。到19世纪末期，天下观最终让位于近代世界秩序观。天下观作为传统中国思想界建构出来并体现在帝制时代长期实施的朝贡体制里的世界秩序观，其最鲜明的一个特征是它包含了一个完整的“天下”空间结构。在从天下观向近代世界秩序观的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牵涉到如何解构这一“天下”空间结构，从而构建新的观念。因此，本文将在这一背景之下，论述中国古代天下观衰落的表现，进而对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路径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与探讨

学界关于天下观和民族国家的研究非常丰富。天下观是我国古代各家门派思想家及其著作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学界认为，针对传统儒家天下观的衰落开展的研究工作在现代语境下具有时代意义。

（一）天下观的相关研究

钱穆（2013）在《晚学盲言》中主要从两个角度论述了国与天下的关系：其一，认为中国历史建立在五千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进行了延申和扩张才成为现有的体系，个人与家庭、国家和天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二，他将中外天下观进行了差异性研究。邢义田（1981）在《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主张天下观即是一种政治秩序，由方位、层次和文化等组成，历经夏商、两周时期，成熟于春秋之后。之后便一直在“天下一家”与“华夷之防”间徘徊。近代以来，孙中山对传统的天下观进行了划时代的区分。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凝聚核心”的概念，并指出了“凝聚核心”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强调的是文明中心的巨大向心力，“汉族”本身就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若干族群融合的结果。同时，它不断地吸收周边主动“归化”的蛮夷戎狄，成为文明中心，这个中心被称为“华夏”，侧重的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民族融合。

（二）近代民族国家相关研究

民族观念是在近代中国在西方对原有天下观冲击下，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间接引入中国的，但在传统社会中民族意识早已存在。梁启超、孙中山在民族危机下思考救亡图存之路，在传统天下观的瓦解中成为开创民族国家观的先行者。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在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被唤醒。徐迅在《民族主义》介绍了民族主义的历史与概念，指出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背景，并剖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和问题。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放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的整体过程中考察，揭示出二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过程开启了一扇明窗。

（三）研究综述

基于学者对天下观和近代民族观的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天下观和近代民族国家观的研究已经成熟，详细解释了两者背后的理念和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思考近代中国从天下观的衰落的表现，进而分析其向近代民族国家观建构发展过程的转变路径。

三、西方冲击下天下观的衰落

（一）西方对中国的多方冲击

其一，军事战败对传统结构的冲击。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列强侵略标志着近代中国的被迫转型，鸦片战争结果以《南京条约》的签订告终，这场因鸦片而起，但冲突并没有以鸦片的合法化为终结，反而冲击了中国传统朝贡体系的外交制度和中国人的自视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在连续的屈辱性条约的签订下，中国传统政治结构被瓦解，内政外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伴随着巨大经济赔偿和国内市场的被迫打开，还丧失了对外自主权，第二次鸦片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设置标志着清廷开始在观念上将西方诸国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传统的以中国为政治核心的天下观念更加瓦解。

其二，天下地理范围的扩展。在以中原为天下为中心，及四夷的天下观，在路上丝绸之路和明朝海上之路开辟后，扩展至南洋、西洋等地。但在清朝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为了获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传播了大量新知识，其中的地理知识占了及其重要的地位。突破了中国原有的“天下观”在地理层面的范围。明清之际的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开始使中国传统的空间理论受到挑战。

其三，近代边界条约的影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60年后到19世纪末期），中国逐渐开始不再闭关锁国。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发生边疆危机、东南海疆、东北边疆、西北边疆和西南边疆同时告急，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开始蚕食并侵占中国传统的朝贡国。到19世纪末期，中国朝贡体系下的传统朝贡国都被殖民化。从历史进程看，以天下观为基础的朝贡体系对“四夷之地”理論上拥有控制权，朝贡外交指导下的中国边界是“流动的”，是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变动的。19世纪末期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签订的这些明确规定领土范围的条约，彻底粉碎了中国拥有的无限领土的权力。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占领最终使清帝国确立了有限度的领土范围，也使中国传统天下观拥有的无限空间理论在现实中得到校正。

综上，西方列强的入侵带给中国的冲击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层面，更多在思想上打开了国人封闭已久的传统思维，其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深远，包含于科技层面、制度与思想层面等，而正是多方的影响逐渐酿成了中国传统秩序观的巨变。

（二）传统天下观衰落的表现

1.华夏中心优越感的瓦解。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华夏文明的自我优越表现在华夏文明比其他蛮夷的高级。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的意识一直延续至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中。但两次鸦片战争将清朝统治者的优越感完全瓦解。

2.华夷秩序的崩溃。近代的列强入侵打破了华夷秩序，最典型的事件就是“越南”和“朝鲜”这两个藩属国的丢失，其中在1883年中法战争战败后，中国忍痛承认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丢失越南藩属国。另外，甲午战败后签订了《马关条约》进一步将朝鲜视为独立国。由此可以看出华夷秩序的崩溃。

3.传统文化的影响减弱。西方列强入侵带来的政治文化、商业文化与生活理念也对华夏中心主义带来了挑战。首先，政治文化的传入使得民众不在相信腐朽的清政府，民间出现民主共和的思想。其次，商业文化的传入转变了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再次，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也促进了我国传统思想的解放，剪辫子、中山装、西式学堂等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变。最后，废科举。西方思想传入了大量的新学和西方知识，包括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等学科，建立伴随年龄发展的一体化的教育体系。

四、近代民族国家观的建构

近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反抗列强的斗争中逐渐建立起来。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早已存在民族主义。郑大华据此认为“由于中国民族形成较早，其民族主义的产生自然也就较早。”并将天下观念中的“华夏中心”视作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更多学者认为的“民族主义”是在近代构建起来的，资本列强进行殖民扩张，伴随着世俗政权的“炮舰政策”和武力掠夺，传教士的大量进入，天主教也开始向亚欧非各国家和地区渗透。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地理科学知识了解，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及天下观衍生的政治文化制度、伦理思想观念受到质疑。使得各民族建立自己的单一民族国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发现中国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他们试图用传统的夷夏观来挽救国家，期望用中华文化的优势，以“夷”变“夏”，救亡图存。

（一）对“民族国家”的诠释

近代时期，有关民族国家理念的提出，关于建构民族国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汉民族论，另一派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满汉部分、君民合治”“合为中华”的大民族主义论。在辛亥革命后，革命派的民族观点更加成熟，孙中山进而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识到了民族融合的重要性，只要建立民族团结的国家才能抵御外敌，唤醒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提供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民族国家观念。

（二）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

中国在经历了1919年巴黎和会的失败后，民族意识高涨，构建民族国家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共识，自欧战结束后，世界的局面发展了很大变化，民族国家成为世界潮流，强调建构中华民族的必要性。在这种趋势下，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人类历史上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孙中山集中阐发民族主义思想。首先，“五族共和”尽管能够实现国内各民族的联合，但面临各民族在帝国主义鼓动的“民族自决”分裂国家的危险。其次，孙中山主张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是基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人数对比和中国日益严峻的边疆形势的考虑。孙中山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论述，主要集中在1919年之后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新阐释。这一时期，他提出了“积极民族主义”之说，与以往的“消极民族主义”相对应。在此时，孙中山批判“五族共和”说，否定推翻清政府即完成民族主义的言说，并积极倡导“积极民族主义”，即旨在完成中华民族即国族的建构，塑造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由此，在救国图存的紧迫情景中，“中国民族”的观念得以建构，近代民族国家观得到在本土上长足发展。

五、总结

中国原有的天下观念作为一种政治秩序的理念与政治文化延续了两千余年，但是传统的天下观念在近代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攻击，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学习国外先进的理念与思想，以求构建民主平等的观念。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强行将中国纳入其中，也因此催生了中国人的“民族”与“国家”的意识。另外，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改变了国人诸多传统的观念。例如，华夏中心观与华夷秩序观。甲午战败，国内华夷体系彻底崩塌。在此背景下，梁启超、孙中山等借助西方国家学说、民主思想及权利观念来抨击传统制度及思想观念，天下观思想受到批判，终致天下观的理论根基坍塌，天下观衰落并解体。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学说的影响下，国内强烈反对分裂，对构建统一民族的呼吁，由此近代民族国家观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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