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国良 文/董艳

严锡培

严锡培，男，1937 年出生，上海人。1962 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进入江西南昌洪都飞机制造公司工作，1967 年调到陕西汉中飞机制造公司工作，历任技术员、科长、处长、运八飞机试制总指挥。他刻苦钻研，功勋满身，受到中央军委、国家部委关注和培养。改革开放之后，五十多岁的他投身祖国经济建设，创办一系列企业，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了毕生心血。

如今，这位已经85 岁高龄的老人，依然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经营着众多企业。对于生命的价值，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本期报道，我们走进这样一位世纪老人，感受他对于人生价值的审慎思考和当代中国养老问题的独特观点。

记者：严老您好，今天我们谈养老这样一个话题。从您的角度看，当今中国社会的老年人群体，与上一个世纪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从而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

严锡培：我小时候的社会，以个体经济为主流。没有劳保养老制度。为了生活，只要做得动就尽量去做。人是做到老的。如果做不动了，在家做家务，管孩子，或做些辅助性的农活，协助能做得动的人去多做点。养老，目前讲居家养老，俗语叫“吃闲饭”。意思说，没有劳动也有饭吃。这段时间一般是3-5 年。一家人齐心协力过好日子。那年代活到六十岁算很不错了。七十以上老人很少见，活到50 岁，自称到半百，算幸运了。养老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死之前的那一段生活，人即使没有病，到一定的年纪，各器官各肢体的功能下降了，慢慢失去了劳动能力。做不动了，再做下去要出安全风险了，不能自己养活自己，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生活的人，才可称为养老。到了一定年龄出现了老态。在社交领域，对长者尊重，称其为王老，张老。当下，在80-90 岁以上可称之为老。不到老的状态称其老，人家会不开心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工业化方向发展，打工族成了社会主流，养老制度覆盖全国。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医疗事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平均寿命年龄，但退休年龄没有相应的延长。造成大批富有经验的老员工退休，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时代不同，环境也不同。对于养老是个新生事物，通过不断摸索，寻找出工作和养老相结合的最佳方式，宗旨是要利国利民利自己。

有个说法我想提出来讨论：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了，这个提法不妥，应该改为中国进入“高龄化社会”，这符合实际。五十岁的人看上去像七十岁了，这叫老龄化，七十岁的人看上去像五十岁，这叫年轻化。中国在五十年代平均寿命年龄是60 岁，到当今，提高到77 岁了，这个变化叫高龄化。年轻化，高龄化，健康化说明还有活力，还能工作，退休年龄也应同步向上提，这样才能保持平衡。群众对当前情况的评论：六十小弟弟，七十多来些，八十不稀奇，九十在眼前，一百也容易。已退休的人群建议今后不叫“老年人”。其实他们没有老，叫他们“富年人”或“高龄人”更为恰当。健康状况落实到人头，有着巨大的区别，因此今后的退休年龄不能一刀切。应该各行各业制定一个入职的健康标准，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继续工作的人待遇要高于退休的人。退休出自健康而无奈，让其感受到政府的关心，但不能占有太多的便宜。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首先减少肉体上的痛苦，同时减少自己和国家经济上的负担，健康生活，增加生活幸福指数。我体会到，做得动而不做，生活过得很无聊，做不动要做，则很痛苦。人体特点是用进废退，多活动多劳动，身体更健康，还会返老回童，防止衰老，延年益寿，比吃药要好得多。还有不少人在年轻的时候心怀梦想，但是种种原因自己的理想没有实现。现在利用夕阳红重新拾起年轻时的梦想，重新为自己再活一次。对个人而言，这是生命余晖的再次发光发热，对社会而言，也能创造更多的财富，甚至给年轻人树立新的榜样。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的富有程度离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很远。我们要继续发展经济。不能停下来白白“享受”，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记者：您今年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从您个人的生活经验来说，我们现在的高龄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养老方式？或者说，如何实现差异化养老，您有什么样的见解？

严锡培：国家在政策上要创造条件，让已经退休但愿意重新就业的人重返工作岗位，重新参加到后一百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中去。当前我国步入高龄化社会之后，全社会都面临着一个重要课题。首先，是要实现观念的改变。我们刚退休的高龄人，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这些都是社会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否继续工作，需要按照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健康状况而定。如果身体条件确实允许，健康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确实可以考虑通过政策的改变、观念的引导，来充分利用这一大批能继续带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能使之浪费。这就需要国家从管理政策、社会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乃至综合保障方面，为这些能够继续发光发热的高龄人提供再次工作的渠道。

从我个人来说，早已退休25 年了，但我一直坚持着工作养老两不误，比单纯养老要好得多。如果我身体不行了，就在家里待着，哪也不去，不给社会添麻烦。如果我依然能正常工作，那么就不会闲着，会继续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对我而言，这就是我的养老方式，我工作了一辈子，在工作中体现到人生的乐趣。事实上很多高龄人在退休之前身体很好，思想也很灵活，但是一退休之后闲下来身体很快就垮掉了，突然退休了，与社会完全脱节，这是一个影响退休人健康的很重要的原因。人是环境的产物，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人一旦远离了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生活环境，生活节奏被忽然打乱，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感觉不到辛苦，还能带来更多生命的乐趣。早上七点钟出门，晚上七点钟回家，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同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个人意愿，适当调整工作的时间和强度，从而寻找一种更适合个人的工作节奏，目的就是延缓自己的衰老，享受生命的乐趣，同时创造一部分价值和财富。我们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赚钱，而是延长自己的真实寿命，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

所以当前的中国，对于养老的观念要改革、要开创出一个中国式的养老方式，使之适应新的时代潮流。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科技的日新月异，真正需要年轻人付出体力的工作和岗位已经越来越少，而需要脑力的领域越来越多。所以很多刚退休的高龄人，尤其是像教育、文化、医疗、艺术、科技、管理等需要经验性、创新性的领域，高龄人比之年轻人具有更加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如果本身身体健康情况也能跟得上，完全可以在同样的岗位上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不是讲要和年轻人比什么，而是随着老年人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在当前中国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占比的如此巨大，国家和社会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改变对养老的理解，使得一大部分具有工作能力的高龄人能够拥有工作的机会，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值得我们的高层政策制定者深思。

记者：鼓励更多有条件的高龄人继续保持一定的工作状态，实现个人的生命和价值的再发挥，是一个很好的议题，您也是一直身体力行。在实际工作中，您觉得高龄人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困难吗？

严锡培：事实上，高龄人想要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享受更加圆满的高龄生活，也是很不易的。举例来说，对于高龄人来说，出行的时候购买机票便有了限制，也不能学习驾驶等技能，出入很多场合都硬性规定需要家人陪同，事实上这些常规制度制定的初衷，是为了保护高龄人的安全。但是时代不一样了，政策也要随之改变。现在的高龄人拥有更为丰富的社会经验，对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认知也远超以往。那么安全作为人类保障生命最重要的一个领域，高龄人对此更有深刻的认知。如何在保障高龄人安全的情况下，给予适应的高龄人群体更多的社会资源，为他们创业创新提供更多便利条件，这也是当代中国养老需要面临和解决的新问题。

具体到我个人而言，像这几年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比较严峻，随之带来的便是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企业经营如果倒闭的话，会关联到许许多多家庭的生活。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大部分企业都会选择银行贷款，但是我们老年人就不行。不管你有多少财产，有多少可供抵押的实物，银行在审核贷款需求的时候，对企业法人年龄这一项有明确规定，一旦超过，不管你有多好的条件，企业属于什么性质，都不予贷款，形成一刀切。这无形中就给高龄人创业或掌舵企业带来了巨大的限制，也不符合我们国家鼓励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要求。如何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多方协商研讨，更需要广大中老年企业家出面呼吁，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企业能够得到生存，从大的层面来说，失业人口多了，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不由得我们不进行深思。

记者：最后，现代社会养老方式已经实现了多样化，主流的像居家养老、入驻养老院、医养结合等，都是比较热门的话题。在您看来，这些养老方式各自有着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加以关注和改进？

严锡培：关于居家养老还是社会其他形式养老，我更偏向于居家养老。一位老年人工作大半生，为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付出了很多。年老的时候，能够有家人陪伴在身边，不管是从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怀照顾，得到更多心灵的慰藉。现在社会上很多养老机构，基本都属于经营性质的，对于老年人来说，在哪里一样可以养老，特别是儿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可能更为合适。但是毕竟中国是一个讲究亲情和孝道的国度，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社会养老方式，但是在主流层面，还是应该提倡居家养老，这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坚持主流价值观，容纳其他不同观点，本来就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而正确的走向。

我也接触过一些养老机构，包括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养老院，发现里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的护工工作量，是根据老年人人数来确定的。一般而言，养老院作为盈利机构，与一般企业一样，都要控制开支，其中人工成本就是最重要的一项开支。那么同样的护工和工资，服务的老人数量不同，其工作量当然不一样。而对一个护工来讲，服务的老年人过多，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质量甚至工作态度。所以我们提倡让有能力的老人居家养老，不但是为社会创造更多主流价值和正能量，同时也能缓解部分缺少条件和保障的老年人的养老困境，使之能够获得更好的养老服务和生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