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力

“中国约有濒危植物4000余种，正在建设的植物园体系就是它们的‘诺亚方舟’。”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中国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中国大约有200个植物园，它们在植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21年10月12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中国提出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2022年4月18日，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在首都设立国家植物园，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代表了国家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和利用的最高水平”。继北京国家植物园之后，6月6日，国务院批复在广州市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

中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人类发现并命名的39万余种植物中，中国有3.7万余种。“目前，北京国家植物园已收集培育各类植物1.5万余种，迁地保护水杉、珙桐等珍稀濒危植物近千种;而华南植物园现保育植物1.7万余种，其中国家珍稀濒危植物643种，华南地区80%以上的珍稀濒危植物均迁地保育于此。”周志华介绍，“这‘一北一南’国家植物园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在植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不断增加的植物“新种”

北京国家植物园作为一个以开展植物资源迁地保护、植物科学研究为主，兼具科学传播、园林园艺展示等四大功能的综合性机构，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基础上，经过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南园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综合性植物科学研究机构，对标本、活植物、种子的收集、展示，都是基于多年对植物学研究的强大支撑，建有牡丹、睡莲、野生蕨类植物等6个国家花卉种质资源库。”北京国家植物园、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林秦文告诉记者。

在北京国家植物园成立之前，林秦文就已经在植物研究所从事植物收集和分类研究多年，经他手拍摄的植物图片达近百万张，包含7000多个物种和他发现的10种植物新种。2022年1月，林秦文赴西藏墨脱进行野生植物收集考察，在格当乡的一个山坡上，他发现了一种之前从未看到过的植物。“采集标本回来与同行进行交流后发现，这是一种没有被描述过的新种。”林秦文告诉记者，“每次在野外发现一个植物新种都非常兴奋和激动，就像看到一个新出生的婴儿一样”。每年两三个月的野外植物调研考察，最能让他感到此项工作的价值。

“秦岭的不少植物适合在北京栽培生长，因此，我们经常去陕西太白山开展植物收集工作。十年前，从太白山的北坡到南坡，因为交通不便，步行通常需要七八天，现在汽车就能开到山上，来回只需要3天，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林秦文说，近十年，全世界每年大约有2000种植物新种被命名，“中国每年就有200多个新种被发现，占了十分之一”。

北京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百花山葡萄，被誉为世界上“最孤单”的葡萄。由于仅存两株野生个体，百花山葡萄离灭绝仅有一步之遥。“通过迁地保护，我们已成功繁育出一批种苗，为该物种的生存延续提供了保障。”林秦文介绍，百花山葡萄的濒危状况并非个例，由于栖息地破坏、过度开发、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自身繁殖受限等因素，一些野生植物濒临绝灭，亟待有效保护拯救。“对于还没有发现的一些新物种，在它们永远消失之前，我们及时识别并保育它们，这是对地球植物种群的一种保护，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林秦文告诉记者，将来，国家植物园共规划收集活植物3万种以上，覆盖中国植物种类80%的科、50%的属，占世界植物种类的10%;收藏五大洲代表性植物标本500万份，覆盖中国100%的科、95%的属。“对植物新种的发现和收集，我们将一直在路上。”

迁地保护促进种群恢复

“我们从粮食、饮料、水果、纤维植物等讲起，通过讲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植物故事，向受众传递关于植物保护更深层次的知识，让大家明白有些植物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需要全民保护。”自北京国家植物园开园以来，每月能在科普馆里上几堂生动的科普课，已成为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最高兴的事。

王康既是科普馆最资深的“讲解员”，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曾先后多次赴欧美著名植物园访问、学习和工作，多年来一直从事科学普及、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和植物引种驯化工作。长期坚持参加和组织国内外植物资源考察和采集活动，让他对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有了更深的理解。

植物迁地保护是当前国家植物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方式，“未来，中国85%以上的野生植物、全部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将得到迁地保护。”王康告诉记者，虽然各地植物园和植物研究机构在濒危野生植物的迁地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今后迁地保护会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有机衔接、相互补充，有效实现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全覆盖和可持续利用。

王康介绍，迁地保护并不是简单地把珍稀濒危物种引种到植物园中，而是在迁地保育的基础上，对濒危物种开展科学研究，针对濒危因子开展人为干预，在个体数量和遗传多样性上开展保护工作。“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植物园会有序开展物种野外回归工作，促进野生种群的健康恢复。”

上世纪末以来，北京国家植物园在对中国高等植物进行全面的物种编目、野外考察和濒危状况评估工作基础上，重点对裸子植物、兰科植物等类群开展了活植物收集和保护生物学研究工作，先后收集保存了2000余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兰科活植物，并重点对大花杓兰、丁香叶忍冬和百花山葡萄等濒危物种开展了迁地保护工作。

“早在2004年，北京植物园就启动了北京地区杓兰属植物的迁地保护研究，让濒危物种大花杓兰的种群得到恢复，重新在北京的高山上绽放。”王康介绍，2016年起，北京植物园保育研究团队还前往位于横断山脉的四川黄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当地兰科植物进行保育生物學研究，“2019-2020两年间，近地回归大约4000余株温带高山兰花幼苗”。此外，他们还和青海三江源、吉林长白山、内蒙古额尔古纳等自然保护区合作开展珍稀濒危兰科植物的保育研究和野外回归工作，并取得良好成果。“很多兰科植物已经开始装点普通人的生活，这就是开展保护的最大意义。”

打造完备的植物园体系

1883年，广东清远的一株植物由英国皇家植物园命名为“报春苣苔”。此后的100多年，人们在自然界没有发现它的踪影。直到2000年，广州华南植物园工作人员在野外调研时，在8个地点发现了报春苣苔，而且都长在了二氧化碳浓度非常高的喀斯特溶洞洞口。华南植物园将发现的样本带回温室培育研究。

“我们把它作为模式植物来研究，因为它具有较强的吸附功能，这对于我们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和气候变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告诉记者，他们通过组织培养的方式培育了5万株报春苣苔幼苗，回归野外存活了5000多株，“由此避免了一个物种灭绝，并且推动它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周志华介绍，中国大约有200个植物园，多年来，它们在濒危植物保护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截至目前，各地植物园迁地保护收集的植物大约2.4万种，其中本土植物1.25万种，德保苏铁、华盖木、百山祖冷杉等12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部分濒危物种种群数量逐步恢复。

2015年，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缅甸成立“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组成中缅联合科学队。经过9次大规模野外考察，共发现700多个动植物新物种，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区域性物种研究合作的典范。中山植物园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合作建立“姊妹园”;武汉植物园成立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为非洲的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提供技术支持;仙湖植物园举办国际植物学大会，与全球植物学研究者共话未来。

“国家植物园代表一个国家植物多样性研究、保护和利用的最高水平。”周志华说，除了北京和广州外，未来，全国各地还将遴选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植物园。“中国约有濒危植物4000余种，正在建设的植物园体系就是它们的‘诺亚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