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浩

关键词：《文心雕龙》 集部 子部 子书性质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体大思深的著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文学著作。历代史志目录、品评者对其在传统学术“四部之学”中的归属有子部和集部两种不同的归类方式，不同的归类方式影响到对《文心雕龙》性质的判断，至今，《文心雕龙》的部类归属问题仍处于讨论之中，成为龙学研究者的争论焦点。

一、子书溯源

子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诸子百家兴起后的产物。以“诸子”作为某类古书的称谓，开始于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的《七略》。刘歆将先秦至汉初各派著作辑为《诸子略》，把各个学派分为儒、道、阴阳、墨、法、名、纵横、杂、农、小说十家。魏晋时期“诸子”所指涉范围不断扩大，远远超出“九流十家”的范围，王俭的《七志》有《诸子志》，著录“古今诸子”;阮孝绪的《七录》有“子兵录”，附“兵部”于“子兵录”，实以“兵”为一家，使“九流十家”演变为“十一家”;与此同时，古典书籍的四部分类法雏形在这一时期出现，西晋荀勖在前代学者郑默所编制的《中经簿》的基础上编成《中经新簿》，以甲乙丙丁为分类名目;东晋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乙、丙两部进行互换，改为乙部记史记，丙部记诸子;甲、丁部仍旧，从而正式确立了四部排列顺序。到隋唐时期， “《隋书·经籍志》则只题经史子集，删去甲乙丙丁之名”a。四部书目分类体系此后便沿用经史子集的命名方式，《隋书·经籍志》和《七录》相比，又以天文、历数、五行、医方附入“子部”。唐宋以后，“子部”变得更为庞杂，子部所记不限于先秦汉初之诸子，人们习惯将这些作品统称为“子书”。

面对子书驳杂的状况，需要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子书进行辨析。总体而言，魏晋以后的子书具有以下突出特征：首先，在创作方式上，由学派集体创作向个体独作过渡，呈现出“立言不朽”的著述追求。先秦的诸子学以流派的形式而存在，魏晋以后，随着诸子学派的消失，子书的创作主体开始变为个人，由此，魏晋以后的子书作者大都采取独立的自我言说方式，彰显个人的主张，子书从注重哲理思考转向了“立名”“立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一家之言以不朽”成为学人的自觉要求。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认为辞赋是细碎小文而致意于子书，撰著“成一家之言”的子书已经被视为一种通向不朽的极高理想。其次，魏晋以后的子书社会批判精神逐渐减弱，在创作形式上表现出对词章之美的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先秦时期一样处于战乱频仍、动荡不安之中，子书创作者也有着结束动乱、重建纲常的社会课题，因此，此时子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先秦诸子关注现实、忧怀民生的传统。但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和思想潮流又和先秦时期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党锢之争”造成社会的黑暗，使得士人心态发生改变，伴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动摇，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加之佛学东渐和玄学思潮的影响，士人们开始疏离政权去关注个体生命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这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文学与政教之间关系的淡化，文学逐渐脱离了政教而走向了自我。魏晋以后的子书要想流传后世以“不朽”，就得注重文学审美特质而去追求文采之美，这就是葛洪创作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的原因。葛洪曾在《抱朴子内篇》言：“余若欲以此辈事，骋辞章于来世，则余所著《外篇》及杂文二百余卷，足以寄意于后世，不复须此。且此《内篇》，皆直语耳，无藻饰也。” b 这就指出了葛洪在创作内、外篇时，是从不同的著述动机出发而进行的创作，《抱朴子外篇》承载着葛洪“骋辞章于来世”的意愿。最后，汉魏以后的子书受到多元思想的时代风气的影响，呈现出兼容并包的思想特点，子书的思想内涵越来越驳杂，极少纯粹体现一家学术思想。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自述道：“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c 虽然葛洪在这里对内外篇思想进行了区分，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儒道思想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融合互补的。在《抱朴子外篇》中葛洪延续了儒家关注现实、忧怀民生的传统，认为文章内容必须切合世用，对不良风气提出了批评。与此同时，《抱朴子外篇》还设立了《嘉遁》《逸民》《用刑》《省烦》等篇章对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思想进行探讨，这无疑说明了《抱朴子外篇》思想是杂糅的。

二、《文心雕龙》的“子书”与“非子书”之辨

《文心雕龙》的部类归属问题至今仍处于讨论之中，是否属于“子书”历来有不同的声音。但主流认知是将《文心雕龙》看作“解釋评论”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唐代官修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开始将《文心雕龙》和《诗品》这类的文论作品归入集部。随着文论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书籍分类变得更加细化，由此，《文心雕龙》在集部的分类归属经历了以下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归入“总集”类，没有将文论著作从文学创作中独立出来，因为这一时期文论著作较少，难以自立一门，与总集比较接近就将其归为一类，《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玉海·艺文》就是这一分类的代表。第二阶段是分入“文史”类。随着史评著作的问世和文评著作的增多，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它们与创作性作品的不同，于是在“总集”中又分出“文史”类，如《新唐书·艺文志》《遂初堂书目》等，这标志着理论批评开始真正从文学创作中分离出来;此后，《通志》等著作中又在“文史”基础上分出“诗评”，但未超出“文史”的范围。第三阶段是“诗文评”独立阶段。如《国史经籍志》《述古堂书目》等面对着唐宋以来大量的诗话文评著作，吸取了宋人编目的体例，在文史类的基础上区分为史评类和文评类，开始将“诗文评”专门独立了出来，但仍作为附录放在集部。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定，“诗文评”作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专称，收录了众多诗文批评性质的重要著作，得到了普遍认同，文论著作分类的演变阶段显示着这门学科的独立进程。

不同于主流认知将《文心雕龙》归入集部著作，古今学界都有将其视为“子书”著作的观点。杨明照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中归纳了《文心雕龙》在历代著录中所处的位置，将其归入子类的著作有《宝文堂书目》《文瑞楼书目》《鸣野山房书目》等、归入子杂类的有《菉竹堂书目》和《脉望馆书目》。历代不乏对《文心雕龙》的品评者，沈约、刘知己、黄庭坚、胡应麟、钟惺、纪昀、章学诚、张之洞、刘师培等都发表过对于《文心雕龙》的评论;在《文心雕龙》评本中，明代杨慎是评点《文心雕龙》的开创者，标志着明代较为系统地研究刘勰文学理论之开端，虽然在点评时用语较为简略，但是在文学批评史上仍有极大的价值，在《杨升庵先生评点文心雕龙》中将《文心雕龙》归入了子类。梁穗雅和彭玉平认为在唐代已经出现了将《文心雕龙》视为子书的看法，到了明代这种观点盛行并得以成熟。晚明曹学佺在深入研究《文心雕龙》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是将《文心雕龙》看作子书的。清代延续了“《文心雕龙》子书说”，纪昀在《诸子篇》“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处点评道：“隐然自寓。”d 可见，纪昀已经意识到了《文心雕龙》的子书性质，将《文心雕龙》列为诗文评类之首是想通过这部重要著作来提高诗文评论的独立地位，将《文心雕龙》归入集部只是一种过渡。近代，刘永济、程千帆、王更生等学者都有将《文心雕龙》视为子书的言论。王更生说：“反复揣摩，愈觉得《文心雕龙》‘乃子书中的文评，文评中的子书。’《文心雕龙》亦绝非‘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所能范围。”e21世纪，将《文心雕龙》视为子书的著作数量激增。邬国平通过对《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与《诸子》篇的分析，认为刘勰在撰述动机、论述子书和儒家经典的关系、著作取名方面都和子书著作相吻合;范春玲和吴中胜通过对《诸子》篇的分析，概括出子书的博明万事、入道见志和移山跨海之谈的特征，总结说“刘勰是想把《文心雕龙》写成辅佐圣人之学的子书的”f;魏伯河在《论〈文心雕龙〉为刘勰“树德建言”的子书》从刘勰本意是写一部子书、《文心雕龙》符合子书标准和认定《文心雕龙》为子书的现实意义这三个方面进行论析，认为将《文心雕龙》定义为子书“对全面认识刘勰其人和《文心雕龙》其书事关重大”g。这些都是将《文心雕龙》看作子书的例子。

通过分析历代学者和著作对《文心雕龙》的性质判断，可以发现不同时期对其的判断有别，甚至同一时期对其性质都有不同的观点，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子部之文和集部之文之间存在交叉的问题。区分子书和文集即对《文心雕龙》的“子书”与“非子书”进行辨别，对认识《文心雕龙》的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文心雕龙》的子书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子学的复兴时期，产生于这一独特历史时期的《文心雕龙》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子学精神的陶染。分析《文心雕龙》的子书性质，需要对全文进行仔细考察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单篇来进行研究。

首先，通过“树德建言”来实现不朽的著述动机。《序志》里开篇写到宇宙绵邈、岁月飘忽，时光是飞流即逝的，人的形体比草木还要脆弱，而人的名声则比金石还要坚硬，要想使自己的名声和事业流传后世，就需要通过“树德建言”来实现。因此，刘勰非常重视文章的作用，《文心雕龙》成为刘勰“树德建言”的载体，这无疑延续了传统文化中“成一家之言以不朽”的著述追求。在《诸子》篇中也对“树德建言”的著述动机进行了论述，“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耀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h。士人君子立身处世，以自己的名声德行不能垂范后人为遗憾，只有才华特别突出的人，才能有光彩显耀的文章传之于后，使名声飞扬，犹如高悬的太阳和月亮。因此，有识之士要想突破自己有限的生命达到永恒，就要依靠创制著作来以文传名，实现不朽。于是，刘勰在这样的著述动机下“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其次，纠正齐梁时期浮艷文风，匡正社会风气的著述目的。子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文词用语渐趋藻饰，有文胜其质的特点;尽管《文心雕龙》也显露出辞章之美的一面却并未失去经世致用的创作目的。一方面，《文心雕龙》全文用骈体写作而成，无论是对仗、用典还是辞藻，都堪称极致，表现出骈体文之美。文中设《丽辞》《 声律》《比兴》等众多篇章来指导文学创作，可见，刘勰并不反对文章的文采化。另一方面，通过阅读《文心雕龙》全书，刘勰貌似说文，实质是借说文以达到论事救世之目的。就如前文所提到刘勰设立《丽辞》《声律》《比兴》等篇章来指导文学写作，其实，刘勰是在无形中树立正确的写作准则，来纠正错误的文学创作方法，提出贵与忌，去引导文风走向健康的道路。此时期文学创作讲究骈俪对偶，形式上以一句的奇特进行攀比争胜，内容上必定竭尽摹写景物形貌之能事，文辞上则要全力使之出新，这是刘勰所批评的近世文风，其济世之志彰明较著，这是十足的诸子精神。

最后，《文心雕龙》呈现出多元思想的融合，刘勰杂糅了儒道佛玄等多种思想。在“文之枢纽”首篇《 原道》中的“道”作为理解全书思想的关捩所在，是需要进行解读的一个重要术语。由于刘勰没有给予明确说明，于是产生了对“道”所属的思想的争议，关于刘勰《文心雕龙》的思想倾向学界有儒家、儒道结合、儒道释结合、儒玄佛道合流等观点。总体而言，刘勰在《原道》中所提出的“道”是一个融合各家思想的综合体，将其文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文心雕龙》中“圆”范畴出现在很多篇章里，而在此之前，这一术语在文学作品中使用频率是较低的，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才开始大量使用。在《文心雕龙》的《知音》《论说》《明诗》等篇中还衍生出了一系列关于“圆”的词语，例如圆该、圆通、圆照等，刘勰将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思想相融合，将“圆”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指的是一种全面、多角度的思维方式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关于《文心雕龙》的版本归属问题，历代史志、诸家目录及文人评论有“子书”和“非子书”之辨，归属于不同的部类中会影响《文心雕龙》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因此，将《文心雕龙》归入子书对于认识《文心雕龙》的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文心雕龙》“树德建言”的著述动机、“立言贵于助教”的著述目的和多元思想融合的分析，《文心雕龙》是属于子书的。对《文心雕龙》子书性质的确认，可以对《文心雕龙》的立意与结构进行深入理解，把握全书的主旨，加深对刘勰写作心态和著述追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