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灼

关键词： 结构功能 双向冒险 集合 矛盾

残雪作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于2019 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随后，其人及其作品的热度也水涨船高。在众多关于残雪作品的解读中，我们看到，文学评论家们目前研究的重点是从宏观上把握残雪的作品。他们或从残雪作品集中窥见她的生存哲学，或通过她的全部短篇小说解析其内在文学观，a 或通过其全部作品剖析她的精神人格。b 总之，过去关于残雪及其作品的解读都是从宏观上进行把握，这是因为残雪的小说本身极具抽象，并不容易解读;其次，残雪注重挖掘人本身而非社会的写作特点也使得研究者对其作品具体篇目的解读更加困难。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众多文学评论家对残雪作品的期待是“有更多的文本解读出现，来为读者阅读残雪的文学作品提供一种视野”。甚至残雪本人也表示“阅读残雪的小说需要一定的创造力”c。这意味着：对残雪的具体作品解读是必要的，它将进一步丰富读者对她的了解;同时，对其作品的解读并无定则，需要解读者与作者作品的“灵魂沟通”，在这种层面上，解读者实际对残雪的小说实现了文学文本的再创作。

一、结构主义视域下的叙事冒险

经典结构主义认为：如果把结构比喻成象棋的规则，虽然棋手的布局和走法千变万化，但是象棋本身的规则是既定不变的。既然残雪的短篇小说抽象且游离，我们不妨借助功能结构主义大师普罗普的研究方法即注意文学作品中“变与不变的成分”，从行为的功能上研究。在残雪的众多短篇小说中，《树洞》和《袁氏大娘》更具有此代表性，因此，本文以两篇短篇小说为例，通过对其解读窥见残雪短篇小说中的矛盾和冒险意识。

（一）人物功能的既定性

两篇小说中均有这样几种类型的人物设定：指引方向的老妪、媒介作用的顽童、冒险者本人和矛盾的集成物。

《树洞》中的刘淑娥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为“我”描绘了乡下的树洞，那是一个可以躲避一切烦恼的圣地;《袁氏大娘》中的袁氏大娘终日守候在村中的古井旁，向“我”讲述井底的奇妙世界。刘淑娥与袁氏大娘二位在设定上都是老妪，并且都以经意或者不经意的方式出现在“我”的视野之内，为处于困惑中的“我”描绘了一个与现实生活截然相反的美好世界，二位老妪在小说中充当了引导者的作用。

《树洞》中的妹妹与“我”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却逐渐融入刘淑娥的队伍中，也正是妹妹的融入让“我”逐渐关心并认识到刘淑娥一伙人的本质;《袁氏大娘》中的小满是“我”的外孙，他常常与袁氏大娘在井边，正因如此，他知道许多关于袁氏大娘以及井下世界的秘密，“我”正是通过小满的口述才了解井下的蛙人和井下的世界。可以看到，妹妹或者小满的设定均是顽童，他们生性活泼，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并且迅速进入到引导者的生活中，但在身份上他们仍与主人通过血缘结下了不可磨灭的契约烙印，这样一来，顽童们便成为沟通“我”与引导者之间的媒介。“我”通过顽童向指引者取经，指引者也通过顽童向“我”授意。期间，顽童既了解指引者又以其本色了解冒险者，具有神秘色彩。

兩篇小说中的“我”尽管性别不同，但是充当的角色却是相同的、即秘密的发现者、问题的提出者和读者视野的切入口。在《树洞》中“我”是男性，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父母早逝，“我”与妹妹相依为命且生活穷苦，直到遇到刘淑娥一行人方才产生看看乡下的世界的想法;在《袁氏大娘》中“我”是女性，每日表面看似清闲，实则为了家庭琐事而烦恼，正是在这样的困窘之中，“我”注意到了袁氏大娘和与她接触甚密的外孙小满。这类人物都有着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望，他们提出并尝试接近与现实相反世界而不顾引导者口中的境地的真伪性，最重要的是，在叙事角度上，“我”是读者视角的切入点，读者随着“我”的视野看到小说中的情节发展和变化。对于这一类较有开拓性的角色设定，我们称之为冒险者。

在小说《树洞》中的意象——树洞是一个可以躲避风雨和城市喧嚣的场所，在《袁氏大娘》中的意象——古井也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理想境地，没有忧愁与困苦，蛙人居住其中。但是这一具体事物的本身是具有矛盾特点的，在引导者口中，它既是痛苦的象征也是幸福的象征，既是满足的隐喻也是欲望的隐喻;在冒险者视角，进入它代表对现实的否定和对理想的肯定，不进入它则是对理想的否定和对现实的肯定。

（二）叙事的冒险

结合前文所述，我们便可以将两篇小说看作残雪用文字语言为我们勾勒的冒险故事：冒险者本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引导者有意或无意地出现在冒险者的生活之中，并为冒险者描绘了一幅与他现在所处境地完全不同的美好境地。顽童作为媒介沟通起冒险者与引导者之间的桥梁，在其中上传下达，同时顽童本身具有神秘色彩。冒险者在顽童的沟通下，在指引者的引导下，徘徊于是否要进入该境地冒险的边缘。

这样通过功能结构主义方法，我们便梳理出两篇小说潜在的脉络。在这一过程中，残雪不仅仅叙述了这一冒险，而且以一种近乎冒险的方式展开小说的叙述。无论是《树洞》还是《袁氏大娘》，都有着较多残雪塑造的独特结构。在事件的起因上，残雪抓住了小说的关键因素“巧合”来引出刘淑娥和袁氏大娘的出场方式;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增加了大量的抽象情节，比如“一群女人一到夜间疯闹，白天昏昏欲睡”，“小满可以遁地”，等等。除此之外，在传统读者更重视的结局部分，残雪更以留白的方式结束小说。这样的起因、经过和结尾无疑增加了读者对残雪作品的阅读困难度，极有可能失去一部分传统读者。正是以叙述一场冒险为内容，又采取了一种与传统相违背的冒险式叙述，残雪的这两篇小说可以说是叙述的冒险。但这也恰如残雪自己所说：“残雪的短篇是那种能够诱使人不断猜测下去，却终到达不了谜底的谜语。”

二、隐匿与直面的矛盾

在《树洞》与《袁氏大娘》两篇小说中，从功能性结构主义出发，分别有四种功能的不变物。其中，引导者和冒险者直接指向的是矛盾体，顽童也只是充当其中的媒介，属于间接指向矛盾体。这样，最引起人们关注的且最具想象空间的应当是代表矛盾体的树洞和水井。

（一）被忽略的矛盾体

传统小说乃至文学作品之中，“人”一直被放置于解读者阐述的核心位置。但这一准则在先锋小说家这一独特群体中却并不适用，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中，身为动物的驴、牛和猪组成了小说的主体。同样，在残雪的这两则短篇小说之中，不能说话的树洞和古井作为矛盾体往往最容易被忽略但也最应当被重视。

《树洞》中的树洞在刘淑娥口中是一个堪比“我”现在所居住地方大小的庇护所。实际上，树洞是乡下的代名词，在树洞中，如刘淑娥所说“蘑菇、山鸡、鱼虾到处都是”。其实也暗指乡村的一种基本物质生活比较容易满足。这样安详的乡下和自主自在的乡下生活方式，也正是“我”一个普通技工向往的衣食无忧的生活状态。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美好的地方，刘淑娥和她的亲人在这里生了奇怪的病—— 一种希望摆脱贫困的乡下走向富饶的城市的病。也正是这样的树洞在张自安（自安现状之意）的口中却是责怪其妻子春玉不堪的代名词。可以说，在引导者的引导下，树洞的存在，既成了城里人向往的生活状态，也成了乡下人逃离乡下的鞭策。

《袁氏大娘》中的水井坐落在村子里，它的底部住着为了躲避战乱的一大家子蛙人。蛙人们虽然一百多岁，看起来却十分年轻。这不禁让“我”向往，想去看看井底的世界，可是袁氏大娘却说井底的世界并不好，去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去。实际上，我们可以大胆猜测，那井下的世界并不是活人的世界。这是因为：袁氏大娘的兄弟早已故去;儿孙不孝并且觊觎她的财产，袁氏大娘的现实生活并不如意;对现实生活的失意便是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因此袁氏大娘常常幻想死人的美好世界。古井既是现实与理想的集成物，也是生存和死亡的集成物。

树洞与古井是残雪笔下的矛盾集成体，除非事物本身在辩证法哲学的笼罩下，否则所有的意象都是作者思维的再现和对客观世界的观照。我们不能否认，树洞和古井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按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作为存在着的客观事物本身，古井和树洞本身带有矛盾的特质。但这样一来，文学作品的意象恐怕失去了作者赋予它的生命色彩，变成了哲学下的干瘪例子。因此，古井和树洞为代表的矛盾体在与冒险者和引导者之间构成了矛盾关系，是作者矛盾意识和冒险意识的体现。

（二）冒险者的矛盾意识

冒险者本身对这矛盾体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冒险者想尝试摆脱糟糕的现状，进入引导者描绘的理想王国;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己在摆脱现实的状况后，理想王国并不像引导者所描绘的那样美好，从而产生纠结和畏缩的心理。

在《樹洞》中，“我”每天享受着刘淑娥在“我”家为“我”带来的“福利”，同时又经常好奇那个吃喝不愁的乡下树洞的样子，以至于最后终于做出决定跟随刘淑娥等人回到乡下去。现实生活中，“我”又常常听到张自安说树洞多么不好，刘淑娥口中所说住树洞人得的“病”以及最后刘淑娥等人偷偷逃走，种种现象的描述，其实都是“我”对树洞这一矛盾体左右摇摆的态度体现。在《袁氏大娘》中，“我”一方面看到小满接触到古井和袁氏大娘以后拥有了可以遁地的“魔力”而备加好奇和向往，另一方面在看到袁氏大娘最终“穿着白衣，巴在井壁上”，猜想她也许像她的兄弟们一样去看看井下的世界即走向死亡时，又心生担忧。这两种极端且截然相反的描写也是“我”对是否靠近古井这一矛盾体的左右摇摆的态度体现。

因此，矛盾体本身特有的矛盾性附加引导者的引导，使得冒险者不断在冒险的边缘试探。值得关注的是，冒险者之所以选择信任引导者，除了引导者描述得过于美妙以外，根本原因在于其对现实生活或现实所处的人生境遇充满不满。比如，《树洞》之中的“我”是收入低微、看领导脸色、与同事相处关系不融洽且至今未婚的一个底层男员工形象;《袁氏大娘》中“我”是一个性情孤僻、年龄偏大且家中烦事颇多的农村老妇形象。通过对二位冒险者的形象塑造以及他们对矛盾体的向往，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活中人们企图逃离现实奔赴理想、逃离忙碌寻求放松的社会现象。这一类人物形象往往将现实生活的伤痛隐藏起来，继续无奈地埋头于为基本生活而奋斗的状态中，此时，在现实生活之中所受的伤痛都被放置于对理想生活的寄托。

三、冒险与矛盾的审美价值

残雪所进行的“实验文学的实验”e 以《树洞》和《袁氏大娘》为例，两篇小说在内容上离奇怪诞，违背现实;在结构上甚至缺少传统意义上小说的结局。

在《树洞》中，从妹妹的言语我们得知，客厅中的几位女人夜晚都在安静地睡觉，但在“我”眼中夜间的客厅中女人们举止恐怖，近乎疯狂;刘淑娥的身份直到结局也未可知，读者只知道她们一群人在的时候，“我”的领导重视“我”，家庭开支减少，而她们一旦离开，“我”的生活又恢复如初。《袁氏大娘》中袁氏大娘描述的蛙人和遁地显然违背现实，结局袁氏大娘是否死亡，那口古井今后又会怎样也没有定论。

内容和结构上的创新是残雪在文学上进行的冒险即作者创作的冒险，它给予了读者更大的阅读空间和再创造空间，即读者阅读的冒险。可以说，残雪进行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强的文本召唤功能，即文本在内容或者结构上留有的空白导致了文学作品的开放性，这种召唤结构或者由作者有意识设置或者无意识为之，召唤着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造，这样一来，作者创造的作品与读者相互理解相互沟通，文本的意义由此得以真正实现。

残雪作品的矛盾意识不仅体现在文本内容中的意象上，而且体现在她冒险的叙事中。以残雪为代表的先锋作家曾被冠以“抛弃读者”的名称而饱受诟病，残雪作为先锋小说作家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尝试的实验文学也以其冒险般的叙事游离于读者。残雪的这种创作主张意味着有可能失去一部分钟爱于传统小说和保留传统阅读习惯的读者，但即便如此，以残雪为代表的先锋作家仍然在创作中大胆地从作品的内容和结构上开拓。

反映在残雪的《树洞》和《袁氏大娘》上则体现为残雪不仅追求更有深度的文学内容，也更加注重解构传统小说“人物、情节和环境”三要素，解构小说必然带有的“起因、经过和结尾”的三层次。尽管这一举动可能造成读者对小说的完整性的困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部分读者的审美期待。但从长远看，这一举动反而意味着文学作品阅读的门槛在逐渐提高，传统的低俗阅读内容将被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取而代之。在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下，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逐步增强，也代表着对一事物的喜好可能会更快弥散。而残雪所创作的这种近乎未完成式的、带有极强召唤结构的小说反而为读者留有更多想象和阅读空间，值得读者反复阅读，不断发掘新的内涵。正是残雪在叙述的冒险之中打破了传统作家与读者的融洽关系，激化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矛盾，小说的趣味性才得以彰显。

四、结论

尽管残雪的短篇小说历来被人冠以“晦涩”和“朦胧”的称谓，但其无疑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代表性。通过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介入，尤其是功能性结构主义的使用，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介入分析残雪的短篇小说，并尝试揭开其短篇小说在结构上的神秘面纱。通过对“指引方向的老妪，媒介作用的顽童，冒险者本人和矛盾的集成物”几种角色的划分，大致定格出残雪短篇小说中复杂人物设定背后的共性。特别是以矛盾体为核心阐述指引者和冒险者与之的关系，我们可以窥见残雪短篇小说的叙述结构是：冒险者在引导者的引导下，在矛盾体身旁反复徘徊的过程。但是对于残雪的短篇小说仍然有更多的挖掘空间，像众多研究者所期盼的具体解读仍需更多人和更多角度涉入。我们相信，热爱和关注残雪的读者们将借助残雪被提名诺奖的机缘进一步推广和走进残雪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