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阳

关键词：《生死场》 评价史 民族主义 女性主义

甫一出版，《生死场》就被视作一部“越轨”的作品，其后对它的评价也跌宕起伏。《生死场》评价的兴衰与不同时期人们的文学理解和文学创作诉求的变化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文学秩序的变化与文学批评话语发展的动态脉络，也不断提示我们这部作品的复杂性和丰富的阐释空间。

一、民族主义的阐释框架

最早对《生死场》进行评价的是鲁迅和胡风，鲁迅在序言中除了凝练地概括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作品主题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带来“明丽和新鲜”a的美学效果外，还发表了对时事的评价，显示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鲁迅的评价奠定了《生死场》的抗日文学性质和萧红抗日作家身份的论述基础。胡风在后记中认为《生死场》描述了愚夫愚妇们由“蚊子似的生活着”走向觉醒和反抗的过程，同时指出了艺术上的短处：“题材的组织力不够……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b这一评价成为之后几十年文学史批评这部作品艺术缺陷的标准话语。1936年，周扬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将《生死场》视为“国防文学的提出之作为现实的基础和根据”c，将萧红列入抗日作家的行列。在20世纪30—50年代，受时代因素的影响，服务抗战的现实意义成为文学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生死场》因其抗日题材得到文坛的关注和有限的肯定，萧红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作抗日作家。

20世纪50到70年代末，《生死场》主要作为抗日文学的代表作出现在各个版本的文学史著作中，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将《生死场》视为抗日小说。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史都是在特殊的政治语境里做出的学术选择，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前提下，对《生死场》的评价基本延续了30年代以来左翼批评家们的解读思路和批评意见，萧红也被视为重要的左翼作家。

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阐释模式以“著史”的方式被不断强调，已然成为一种“定论”。这一“定论”及其背后的一整套文化——政治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也限制了《生死场》研究的展开。

二、纯文学的视角

20世纪70年代中期，葛浩文以世界文学的视野对《生死场》进行探究，他认为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这部小说是“部分失败”的，他从小说唤起大众抗战决心的现实效果与动人笔调及其产生的小说效果两个层面出发，否定了作品的抗日文学性质，认为小说的真正主题是揭露、讽刺农民的愚昧。葛浩文的研究影响了国内学界对这部作品的重新评价和定位。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也认同葛浩文的判断和分析，认为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生死场》“相当平庸”。在他看来，萧红“算是左翼作家”d，但其文学成就足以和巴金、老舍等人并列而被专章论述。大陆也出现了认同葛浩文观点的声音，如邢富君、陆文采的《〈生死场〉评价问题一议》一文。这一时期，在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国内学界对《生死场》主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对作品艺术水平的评价整体提高，以往的“缺点”开始被视为“特点”。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生死场》研究从停滞到繁荣的过渡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学的政治性标准开始松动，纯文学观念的引入冲击了以往的批评实践模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生死场》的主题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转变，萧红的“抗日作家”和“左翼作家”身份也开始动摇。

三、女性主义的批评话语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潮进入我国并迅速成为文学批评领域最具活力的思潮之一，用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研究女性作家萧红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开拓。最早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的是孟悦和戴锦华，她们在《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提出，《生死场》展示了蕭红作为女性的历史洞察力，反映了她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惰性、生产方式和农业文明的观察、诘问和反思。书中特别强调了女性的身体经验，认为女性经验是“萧红洞视乡土生活和乡土历史本质的起点，也构成了她想象的方式”e。孟、戴二人并没有颠覆民族主义话语，而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发掘和肯定了萧红创作中女性经验所具有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其后，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提出萧红的身体叙事是对国家民族话语的反叛，《生死场》“将民族认同的问题，放置在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的交叉点，并挑战了民族主义对于这种意义的控制，以及对这个身体的所有权”f。刘禾指出民族国家取向及由男权宰制的文学批评实践存在忽视性别的问题，垄断与遮蔽了文本中的女性写作。

女性主义思想的引入使得《生死场》中长期被忽视的女性生存境遇、性别压迫等问题得到了重视与讨论。萧红的女性作家身份、身体叙事、女性经验与女性主义理论高度契合，再加上此时国内文学批评界的“理论热”，致使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生死场》解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似乎正逐渐成为另一种毋庸置疑的“定论”。

四、多元视野下的新释

进入21 世纪后，随着研究视野的开拓，《生死场》研究更为深入，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开始被反思。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提出了“文本断裂说”，认为小说前三分之二着意于表现人的生存困境，后三分之一转而描写抗日，是因作家自身经历和受到左翼影响而进行了刻意扭转。作家经历与小说主题也被联系起来考察，季红真在《流亡：溃败人生的挣扎循环》中提出“离家——流亡”是萧红文学的核心主题，《生死场》是她从个人经验出发，采取挣扎循环的流亡行动元叙事模式完成的生动叙事。刘东的《跨域·“越轨”·诠释——重读萧红的〈生死场〉》反对主题“断裂论”，认为小说前后两部分间的张力与萧红在三地之间“跨域流动”的具体现实环境变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创作和接受语境的变化有关。

此外，也有在对两种阐释框架进行反思后，对文本中未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进行探究的成果。王钦的《“潜能”、动物与死亡——重读萧红〈生死场〉》一文引入德里达、阿甘本关于“动物性”问题的理论，重新考察了小说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将小说的文学空间阐释为“纯粹潜能”空间，探讨了作品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可能性及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联。姚丹的《“民族”书写中的性别身份——从女性人物的互文性与成长史看〈生死场〉》论述了萧红写作的“缺点”的正向意义，同时从女性人物的个体成长史入手，将几个女性形象作为“互文”看待，提取出萧红关于女性思考的独特之处。

对《生死场》进行的多元视角的研究正在大量涌现。这既体现了文学研究的活力，也体现了这一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持久魅力。

五、《生死场》评价史的问题与新的可能

（一）两种解读

纵观《生死场》评价史，其诞生至今的阐释模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20 世纪30 年代起，以鲁迅、胡风等左翼批评家的观点为基础形成的民族主义阐释模式，这种支配性阐释模式的影响力持续到80 年代初才有所减弱;一种是80 年代后，由孟悦、戴锦华、刘禾等学者从女性主义出发形成的阐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的影响力至今仍未减弱。两种阐释话语绘就了萧红的两幅面孔：一幅是原本勇敢坚毅而最终失掉了斗争性的“抗日作家”，一幅是细腻敏感却始终坚定维护自身主体性的“女性作家”。《生死场》和萧红在几十年间被贴上各种标签，旧的被撕掉后又贴上新的，不同标签之间可能互相重叠，也可能互相矛盾。

这两种阐释框架都有其有效性，也各有其局限性，民族主义的阐释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加之左翼文学的话语权威性，导致了对作品复杂性的遮蔽，女性主义批评虽重新发掘了作品的主题和价值，但其排斥民族主义话语的倾向使其阐释具有片面性。《生死场》中仍有未被充分阐释的问题：是否存在主题的“断裂”？作品中的性别意识与民族主义是什么关系？显示了萧红怎样的文化立场？艺术的“缺点”在今天的文学理解和标准之下该如何评价？

《生死场》评价的分歧反映了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与纯文学批评模式间的紧张关系。由两种阐释话语的对立延伸开去，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是否一定要以遮蔽人性尤其是性别话语为前提？而女性主义是否一定要以对抗民族主义话语为目标？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而不是在抽象的理论语境中，是否存在两者的对话关系？

（二）回到鲁迅

要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回到《生死场》评价出现的最初文本——鲁迅的序言中去。鲁迅的评价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回望1935 年，华北事变爆发，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人们期待了解东北沦陷后的状况。而此时战争对关内的影响不是很大，上海文坛只有一些空喊抗日口号的作品。对于此时的上海读者而言，已沦陷的东北正是序言中所说的“不同的世界”，成为《生死场》中描写的“被抢去的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民”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危机。因此，《生死场》在20 世纪30 年代作为抗日文学被接受以及鲁迅、胡风等从国家民族的视角做出评价都是符合时代语境的历史选择。

序言的核心是这一句：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按鲁迅的解释，“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是“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h的婉转说法，那么，他做出肯定的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与“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在序言中三次强调“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思想内容，并以“力透纸背”形容其深刻性，显示了对作品题材现实表现力度的赞赏，这一句也成为民族主义阐释话语的开端。然而，对比他在《八月的乡村》的序言中明确指认小说的主题为“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i，“北方人民”这一较为笼统的指称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一更为深刻也为更抽象的描述，都显示出鲁迅对《生死场》超越于“抗日”主题的深度察觉。这或许出于他对东北问题特殊性的考量。

“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是对萧红的性别身份及由此带来的文学新质的发现和肯定。相较于胡风带有刻板印象的“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的手笔”“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k等表述，鲁迅的表述更为客观。“女性作者”点明了作家性别，“细致的观察” 肯定了女性目光，“越轨的笔致”是对作品异质性与独特风格的认可，“明丽和新鲜”是作品的整体风貌。虽然鲁迅并未展开论述“轨”是什么，如何“越轨”，但他已清晰地辨认出这部作品的基本特征。就“越轨”而言，《生死场》的语言句法与写作方式都明显溢出了当时的小说创作范轨，这部作品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时读者对女性写作的固定认知，“越轨”背后不仅是女性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感知方式与艺术感觉，更是女性作家以自己的意识、位置和言说方式对时代的历史内容的揭示。女性主义批评的话语对《生死场》中的女性身份与女性经验的强调，似乎也可以追溯到鲁迅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句子间的“;”，它的存在意味着前后两个分句并非不相关的两部分，而是一个整体。对两者的分别关注导致了两种对峙的阐释话语的分野，也导致了对鲁迅评价整体性的割裂和盲视。可以发现，在鲁迅的评价视野中，斗争主题与女性视角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政治话语与性别话语并非要以遮蔽或对抗彼此为条件或目标，女性作家的性别要素非但不会减弱斗争主题的力度，反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l。虽然鲁迅对性别视角带来的异质性要素进行了肯定，但若据此就将其视作女性主义先锋，则是以今论古的过度诠释，任何作品的阅读都无法超脱出具体历史语境，对鲁迅的评价也应该以去蔽的史学眼光看待。

《生死场》是萧红在跨域流动过程中完成的作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新文学的接受语境等外部条件有着复杂关联，只强调意识形态性分析或女性视角均无法深入探究这一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生死场》评价史中存在的問题症候性地显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限度，我们今天需要重估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与纯文学批评模式的关系，反思“感时忧国”的理论局限，并进一步追问，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是否必须从政治与文学或道德与艺术的二元对立结构出发，是否还有其他更具历史感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