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炜悦

关键词：沈从文 《 丈夫》 身份价值 乡村精神

一、城市文明入侵对乡村家庭伦理观的异化

（一）女性贞洁勤俭持家，男性保家为国的乡村家庭伦理观

在沈從文所勾勒的《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可以看出乡村家庭伦理观秉持的是一种女性端庄持重、勤俭持家，男性在外从军保家卫国的传统理念。在湘西的地方风俗习惯上女性在性行为方面极端压制成为最高的道德，这种道德观念的形成是由于战争年代，男性参与战争，必须离家外出。因此，村里船上的水手，开铺子的，做银匠的，无一不是女子。为了维持家庭婚姻关系的正当性，必须维持和遏制女性的性意识。

（二）现代物质化、商品化、去道德化家庭伦理观

沈从文在《绅士的太太》中对于都市现代物质化、商品化、去道德化家庭关系进行了影射和审视。夫妻之间是一种相互欺骗、伪装、虚情假意的关系，展现了都市社会中绅士和太太们，在端庄优雅、奢华高贵身份外表下掩藏着的乱伦、偷情等肮脏混乱的婚姻关系。文中绅士的太太在丈夫马褂袋子里发现了女人用的头巾，但是丈夫送点小礼物，则马上烟消云散，而后来绅士的太太也在利益诱惑下成为别家少爷的情人。在《绅士的太太》开头提道：“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的石头打他的妇人 ， 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展现了沈从文对现代化都市关系混乱、以利益而不是以情感为纽带、道德感失落的家庭伦理观的一种映射。

（三）城市文明对乡村家庭伦理观异化的原因

一方面，现代经济形式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城市化带来丰富的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许多乡村人不得不离开农村来城市工作以此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正如作者在《丈夫》中所述：“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的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可见经济困窘进一步刺激了民众对于物欲需求的膨胀。

另一方面，过度商品化下人们道德意识的扭曲。在城市商业文明入侵、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之时，带来了过度商品化的现象，人的两性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商品买卖关系。人与人之间、夫妻之间形成以金钱取代感情为纽带的交易关系。正如小说中叙述的“她们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在名分上那名称和别的工作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不违反健康。生意是商业文明发展下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人将身体当作商品来交易也体现了商业文明对人意识的扭曲。

（四）异化的乡村家庭伦理观

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传统乡村家庭伦理观看重的贞洁和伦理在很大程度上被城市以利益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所消解，形成以利益为纽带，物质化、商品化、去道德化的乡村家庭关系伦理观。正如《丈夫》中描述的，一个不急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做生意，丈夫们皆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女子的名分仍然归他，养的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但乡村仍保留了乡下人的勤劳、忠厚这些善良的本性。如在《丈夫》中妻子在外所得的钱有一部分仍然用于养家，另一方面丈夫也是特地选出老七喜欢的大猴栗来看望她，可见这对乡村的夫妇仍然关怀着彼此，保留着乡村人本性的淳朴、无私、善良。虽然人性已扭曲堕落，但本性尚未泯灭，依然有疗治的希望。

二、畸形家庭生活状态下对身份价值的追溯

（一）边缘化的身份存在感与疏离的家庭关系

《丈夫》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来了客，一个船主或一个商人穿着生牛皮长筒靴子……那势派皆使着做丈夫的想起了村长同乡绅那些大人物的威风，于是这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道怯生生的往后舱钻去，躲到后稍上去低低地喘气”，可见在这样畸形的城乡交易下，乡村丈夫通过让渡自己丈夫的权利，使得自身身份感被消解。从前舱躲入后舱暗喻着乡村丈夫在城市中被边缘化的处境，而在此时丈夫“毫无目的地眺望河中的暮景，这时节一定要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亲人，如今与妻接近，与家庭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可见在商品化交易的关系中，人与人、夫妻与夫妻之间的相处是以金钱和利益为纽带的，这样的关系带给彼此的是一种冷漠和疏离。夫妻双方为了过上物质更丰富的生活，就必须忍受这种扭曲变异的家庭关系。

（二）原始情绪的苏醒与爱欲的牵挂

在原文中丈夫第一次意识的觉醒是在和水保聊完天后记起了在谈话时水保对他作为老七丈夫身份存在感的漠视，这激发了他原始自然人情绪的不满、忌妒，这种自然情绪的苏醒萌发让丈夫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对于金钱崇拜出发的观念对他意志的绝对主导作用。原文描述：“晚上应当吃饭的时候不得吃饭，一个不安分的情绪在心上滋长，要记忆有什么用？他记忆得到的嘱咐是当到一个丈夫面前说的‘今晚不要接客，我要来’，饥饿重复揪着这颗愤怒的心，他不能再唱一首歌，喉咙为妒忌所扼，让他再也感受不到快乐。按照种田人的身份，他明天就要回家”。可见丈夫身份存在感和权益的消弭激发了他对于逃离这种畸形生存状态的欲望。然而妻子特地送他的胡琴，让他不能坚持，让他选择继续陪伴妻子。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湘西的苗族人很多都能歌善舞，胡琴是他们之间传情达意的重要意象和媒介，因此胡琴是牵连两者之间爱欲的重要表现，两人之间爱欲的牵挂使丈夫又选择留在城市的小船上，表现了乡村丈夫在来到城市自尊受到打击，与妻子之间的情感维系成为这段扭曲婚姻关系的一种重要纽带，也体现了丈夫与妻子之间淳朴真挚的情感，表现了乡村夫妻在城市挣扎求生的现实处境。

（三）身份权利的失落与身份价值的追溯

在《丈夫》原文中这样写道：“男子奇怪，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巡官还要回来考察老七，他愿意讲和，愿意同她在船上说点话商量件事，就傍着床沿坐定不动，大娘明白他不懂事只是同老七打知会‘巡官就要来了’，老七咬了咬嘴唇，半天发痴。”在丈夫想与老七圆房之时，老七的犹豫一方面显露出在权势的压力下，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自然而然的行为受到束缚，体现城市对于乡村普通民众的压迫和压抑。另一方面老七的犹豫也显露出她与丈夫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隔阂，暗暗显示着老七和丈夫夫妻之间情感的变化和隔膜。之后丈夫动身离开城市的行为，也是对于自身身份价值以及家庭关系的修补。“男子一早起来就要走路，沉默地一句话不说，当一定要走了，老七很为难，走出船头回身从荷包里掏出昨晚给的票子捏成一把塞到男子左手心里，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第二天夫妻便辗转回乡了”。丈夫来看望老七，短短几天的经历让他明白他不仅让出了自己对妻子的所有权，并且自己丈夫的权利是需要完全为了金钱让步的。这种畸形的交易已经瓦解了自己的丈夫身份存在的价值，丈夫的哭泣是对金钱的追求已经使他丢失了自我价值存在和尊严的耻辱和悲伤。夫妻回乡的举动是重拾夫妻生活状态，回归自然人性、修补家庭伦理关系的选择。

三、扭曲的社会价值取向引发身份价值迷失

在沈从文描述的湘西世界中，乡村社会的人是具有美好人性和自然品质的，不仅大方而且淳朴善良，是勤勞无私具有真性情的人，不同于城里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可见城市物质文明的渲染下，利己主义的实用主义社会价值取向以利益为核心，忽视人伦的社会风气和风潮逐渐改变了往日乡土中人们的真性情，乡村精神面临边缘化困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身体商品化、实用主义的利益功用观。《丈夫》中显露了作为乡村坚守者的丈夫面对逐渐城市化的妻子时话语挫败和认知挫败的窘境。体现了乡村人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坚守者面临着精神困境下身份价值的迷失，而乡村背离者也面临着城市边缘化的现实困境。

（一）乡村精神落寞下身份价值的迷失

文中水保对老七的丈夫说道：“我一定要来，我还要请你喝酒。我们是朋友。”水保的到来激起年轻人内心的波澜，让他不停地琢磨水保的身份。当他将水保看作老七的熟客，是老七的主顾时他感到愉快，觉得他是老七的财神。而之后他为水保的嘱咐感到愤怒。水保将自己和他的关系称为朋友，而不是雇主与被雇主丈夫的关系，暗藏着两者地位在某一方面的平衡和等同，暗示着水保和老七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雇佣关系，他们之间已经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欲和感情，老七和丈夫的夫妻关系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失衡。这点冲击着这个乡村年轻人以爱欲和金钱为纽带的婚姻观念，他之所以将妻子送到城市做生意，是因为夫妻之间秉持着以爱欲而非以身体为纽带的情感观，并且认为以金钱为纽带的交易关系只是一种城市的生意，丈夫并没有意识到在这种交易的过程中自身的价值和婚姻关系会受到破坏。而在妻子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城市化，老七和水保以利益为纽带的生意关系中产生了一定的爱欲和情欲，她叛离了以爱欲为纽带的乡村精神而适应了以利益为核心的情感观，无论是身体和精神上，她都成为乡村文明的叛离者。面对城市化的妻子以及城市文明的阉割，丈夫的乡村精神面临边缘化困境和落寞，处于丈夫和乡村人身份价值失落的困境。

（二）乡村坚守者和乡村动摇者彼此的身份价值审视

老七丈夫作为乡村精神的坚守者，他对于城市生产方式、城市文明是陌生而不理解的，他仍然眷恋着乡村的生活方式。原文中写道：“我欢喜这是我屋后栗子树长的，去年生了好多，乖乖地从刺球里爆出来，我欢喜。他笑了，近于提到自己儿子模样，很高兴地说出这个话……”在精神层面，丈夫坚守的是夫妻之间自然的爱，但是面对社会价值取向的异变，作为乡村坚守者的丈夫面对着城市化下利益情感对身份权利的剥夺困境而选择追溯乡村人与丈夫的身份价值。而老七无论从行为做派还是精神思想都成为乡村动摇者，在《丈夫》中是这样形容老七来到城市的变化的：梳着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钳子由人工扯成细细的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的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派头城市里人的衣服，女人说话的口音自然完全不同，是变成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老七的行为和谈吐都城市化了，在精神上也与水保产生了情感。然而她也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她在城市从事着最底层的职业，她仍然作为城市下层阶级，不论面对商人和醉酒闹事的人，她都没有选择权，仍然受到城市中人的压迫，因此这也是老七最后与丈夫一起回乡的重要因素——老七生存在乡村和城市的夹缝中，处于身份价值失落的困境。她既不是城市人，但她远离了乡村相对古老和落后的文明和生活方式，可见老七处于一种城市不城市、乡村不乡村的中间地带

四、解读沈从文对乡村精神和人性的考量

1935 年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写道：“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当前的安排也许不大对，有了小小的错处，不在合理，我很愿意尽一份时间将世界上的人改造看看。”面对现代城市文明和物欲对人性的侵蚀，沈从文摒弃唯实唯利哲学与市侩的人生观，提出人一方面有适应生存环境的动物性即兽性，另一方面他认为人应该有一种超越动物性的“神性”，即为一种精神信仰和对意义的追求。他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人的品质，认为这个社会和民族需要的是朴素、单纯、结实、坚强、不在物质和习气下低首的人。因此在《丈夫》中沈从文通过描写在乡村城市化的进程中畸形化、物欲化家庭伦理观和身份价值的追溯来表现一种健康、合乎人性和自然的生存状态。正如沈从文说的：“我还相信人类的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然而，面对都市化文明下过去的乡村淳朴善良的自然人性，对沈从文而言亦是一种难以回归的故乡和精神桃花源。在《丈夫》中随丈夫回乡的老七，在她城市化之后，还能接受乡村守旧、古老的文化吗？沈从文没有告诉我们之后的事，也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乡村文明何为归途？在城市文明浪潮下如何追溯一种自在自我、自然本真的情感也是必然面临的课题。

五、结语

沈从文《丈夫》这篇文章，全文以丈夫的视角来感知畸形的家庭伦理观下异化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以丈夫为题，而文章主人公老七的丈夫并没有自己的姓名，可见丈夫表面上指的是老七的汉子，同时也暗含着一种具有特定价值和意义的泛指身份。老七的汉子具有双重身份，即作为丈夫同时也作为乡村人的身份。在城市文明风尚的入侵下，面对丈夫和乡村人双层身份话语权和身份价值的失落，沈从文通过老七丈夫带着自己妻子回乡的行为，既是对于夫妻关系的修补，也是一种寻回乡村人身份价值的体现，表现了人在畸形生存状态下追溯身份价值和意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