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 李乐颖

关键词：《拐卖》 人道主义 同情

如果从《拐卖》的底本《若水》问世开始算起，梅国云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若水应该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了。从2008 年初版至今，若水的故事已经被人品味了十多年，而在当下这样一个快节奏的阅读语境中，一篇小说和其中主人公能有如此强大生命力是极其罕见的，而2019 年这部小说的再版也证明了若水的故事还一直在吸引着新的读者，这是一部不断与时代产生共鸣的小说，而与时代的共鸣则提供给文学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有评论者曾分析《拐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原因，认为其是“一部切中读者痛点的好作品”a ;有读者则认为这作品对社会的反思是深刻的，作品中所揭示的一些问题至今仍然有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有一些读者本身就是孩子的家长，或身边曾经发生过拐卖的事件，这部作品对他们而言则更是有着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了。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一部好的作品不但要有好的题材、好的叙事方式、好的人物形象等外在形式，更要有一个足以立得住脚的内在精神基点，梅国云的《拐卖》能够跨越十余年的岁月叩击着不同时代人的灵魂，其原因除了上述各项之外，还有始终贯穿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梅国云的《拐卖》中，人道主义精神是通过不同层次来展现的，它肇始于个人、成熟于社会、聚焦于人类命运、福泽于万物众生，其实，梅国云的小说早已超出了题材意义上的“拐卖”，而是通过“拐卖”这一个点生发开来，将对人性善恶乃至世界宇宙的思考囊括进这本小说中。

一、在现实与理想的交汇处

读《拐卖》很容易就能感觉到随着情节的发展，故事渐渐舒缓，那些让人揪心的“拐卖”和赤裸裸的人性恶渐渐地少了起来，而一些常态生活之美和对人生乃至宇宙终极的探讨逐渐多了起来。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分是紧贴着现实在进行叙述，那么其后半部分就略显得有些虚幻，至于若水获得超能力、发现能世界、利用“如水银行”进行投资惩恶扬善等情节，则更加近乎玄幻了。然而，这种现实与虚幻之间的切换并没有对读者的阅读造成丝毫的不悦，相反，其对人道主义精神在小说中的呈现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作者梅国云在回忆小说创作过程时曾经提到过这种叙事方式是其有意为之，小说在连载时，作者曾经与读者有过深入的互动，对于前半部分紧扣现实的拐卖内容，读者感到了压抑，而这正是作者艺术水准的体现。既然现实已经如此压抑，那么读者希望的是在文学的世界中得到安慰和愉悦。梅国云称小说“最后的三分之一文字，基本上是在读者的推进下完成的，节奏甚至情节完全满足了读者的要求”b，这并不是一位作家向读者的妥协，文学所表现的是人性，也以促进人性的完善为最终鹄的，而人性有着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两者相克相生。正如鲁迅当年在小说中往往要留下一条“光明的尾巴”，既然前半部分已经让读者见识到了人性的恶，那么在后半部分，带给读者温暖和希望则要比继续使读者在痛苦中沉思要合情合理得多。

钱谷融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文学是人学”，他认为：“文学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身上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c而梅国云创作《拐卖》的初衷也在于此，讀者通过阅读若水的故事能够“跟随着苦命的若水成长，终于看到若水将拐卖他的坏人抓获，并且还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最终与母亲团圆”，在这一过程中，读者经历了一场灵魂的冒险，自身也得到成长，而这也正是文学的存在的意义。

《拐卖》这部小说中现实与理想交汇的部分正是其亮点所在，在亦真亦幻中，作者梅国云将其对社会、人生、善恶、伦理等问题的思考写了出来，并借由若水与圆空大师、柯教授等人的问答完整地进行表述。而自古到今，这种类似于“设问”性质的问答都是启发智慧的最好方式，在这里，作者其实是在有意识地与读者进行交流，用自己的思考来引出读者的思考。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这是一部互动性极强的小说，小说是人写的、写人的、写给人读的，随着若水这一人物形象的成长，世界、文本、读者、作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而这背后是作者对人类和世界深沉的爱。

这部小说的结尾颇耐人寻味，作者故意设置了一个十分古典的开放式的大团圆结局，仿佛在经历过一切事件之后，每个人的命运都只会向更好发展一样。作者当然知道这样一个童话式的美满结局对于新时期之后的文学而言可能会显得有些保守，但是相对那些故意营造出一些感伤气氛以赚取读者眼泪或故弄玄虚刻意通过“先锋姿态”与读者拉开距离的文学作品相比，《拐卖》这样的结尾却更增加了其厚重。这种开放式大团圆结局中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心理结构，较之那些让人读后云里雾里的不知所谓的“新潮”，其背后是作者对文学改变社会的执着。文学本就是沟通现实与理想的桥梁，梅国云在《拐卖》中时刻在为读者引路，使他们走上这座桥，从现实的迷茫通往理想的彼岸。

二、轻拿轻放的人物塑造

对于很多小说家而言，其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多是为了完成其故事的讲述，其主要关心的是影响故事情节发展的主人公或者主要人物，而对那些在小说中一闪而过的次要人物，这些作家则缺乏必要的理解和同情，这些人物形象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出现，而又随着小说的情节发展而消失。这类次要人物形象如果说好听一些，叫作“剧情人物”，如果说得不好听一些，则就是“工具”而已，并不具有独立的思维和人格，更遑论感情了。当然，这也正是所谓“现代性”在文学中折射出的必然景观之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社会深度的抹平，这都使得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越来越缺乏立体感。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在一些作品中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绝不是文学作品呈现人物的唯一方式，而由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呈现现代性景观时形成的写作传统，上述人物塑造方式被一些作家封为圭臬，这其实是与文学中“人”的内核是背道而驰的。

梅国云的《拐卖》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举动，即他为每一个出现在小说中的人物都安排了一个独属于其个人的结局，而这正显示出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自己所塑造人物的最大尊重。

主要人物自然不用说，《拐卖》中主要涉及了三个被拐卖了的人——若水、小草以及胡琴，作者将三人的命运安排的跌宕起伏、纵横交错，几次擦肩而过而最终得以团圆。对于那些次要人物，作者也在结尾处按照其各自的性格特点安排了结局：小时候曾经亲手给若水做陀螺的三角眼爷爷和若水的亲生父亲开了一家陀螺厂，专门生产那种因若水而出名的陀螺;从小调皮捣蛋的小狗子不爱去上学，在村中承包了鱼塘;曾经多次帮助小草和胡琴的任局长，作者安排她光荣退休，而那位曾经因为卷入拐卖风波中而痛失女儿的王玉兰的父亲，作者也让小草来照顾他，直到安详离世。就连因为爱上了反面人物兰姐所化身的方纯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才出现日本学者加滕，作者也没有将其置之不理，而是促成了他和胡琴的姻缘。

从这些人物形象的处理上就不难看出，作者梅国云安排每一个人物进场的时候都是怀着极大的同情的，即使是剧情人物，他在塑造的时候也为其安排了完整的性格、情感以及行动逻辑，他们可能一闪而过，但是绝不会就此消失，作者会给他们以一个最好的命运安排，读者在读到这些人的结局时，只会觉得恰如其分，而不会感到突兀。对于现代小说而言，塑造一个人物，之后将其置之不理是十分容易的，但是对所有小说人物轻拿轻放却是难上加难，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作者必须深入体会每一个人物的处境、想法以及在长时间段里可能遇到的处境，而这背后则是作者对人性的体察以及对其所塑造人物极大的耐心和爱心。

小说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兰姐的态度，就情节上来看，兰姐才是小说中一系列拐卖事件的根源，但作者并没有安排她像胡三杯以及其他犯罪团伙成员一样受到法律的严惩，而是“法外开恩”，让她远遁海外，最后在情与理的纠葛中选择了蹈海自尽。兰姐虽然身处犯罪的渊薮，但她毕竟不是像胡三杯等人一样，是为了钱而泯灭人性。兰姐有着悲惨的往事，她被社会侮辱过、被拐卖过，她的命运被社会扭曲，但却没有诉诸正规的途径，而是一味任其沉沦，最终万劫不复;她无数次回忆起自己的过往，想要回头时却发现为时已晚，自己早就万劫不复。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作者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兰姐必须死，不死不足以平心头之愤，但作者又对兰姐抱有同情，毕竟这也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可怜人，所以，作者让兰姐自杀，在对自己进行了一番精神驳难之后，兰姐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从作者对兰姐命运的安排中读者更能体会到其人道主义的深刻，作者的人道主义是爱憎分明的，同情归同情，但该来的惩罚则一定会来。

三、从人道到天道

如果读者仅仅从梅国云的《拐卖》中读出了拐卖对人伦的践踏、对社会的危害，那么这位读者显然没有领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事实上，梅国云在作品中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和期待是要远超于其他作家的，梅国云尝试以人道入天道，他以拐卖这一事件为切入点，深刻探索着人道与天道结合的可能性。

在《拐卖》中，作者人道主义的呈现与那些秉持启蒙姿态而惯于说教的作家们大相径庭，在其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中，有着自己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读者不难注意到，在这部小说的很多关节处，作者都会跳出来说话，例如“有人形容上骗子当的人是这样说的：别人把他卖了，他还帮助别人数卖他的钱。可怜的小草何止是帮别人数卖她的钱，还付别人卖她的劳务费、车费、伙食费。后来有人赞美小草‘可怜天下父母心，母爱无边！’也有人痛斥人販子‘天理难容，个个当诛！’”这正是作者已经忍不住了，不得已才介入文本的叙事，这些地方看似打破了作品中原有的结构，但是这正是其震撼人心之所在。很多作家强调要在作品中展开思维空间，展现一种结构的严谨，但是，只在技术层面上追求完美的小说是无意义的，作者有时候就要这样怒目金刚地跳出文本，做那种左拉“我控诉”式的发声。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写的，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的，那么，一条以人的情感结构起来的主线则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作者跳出文本忍不住的发声的关节处所隐含的情感共鸣是其他形式的文本所无法替代的。这本书里，饱蘸着源自于作者生活的痛苦，也正是这些痛苦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他并没有将这种痛苦作为创作的最终指向，而是将其引向了更深的维度，即对于社会人道主义背后更深内涵的呼唤。拐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折射出的社会现实反映着人道主义的缺失，而人道主义缺失的表象之下，却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语境下人道与天道之间难以共恰的困境。

人道与天道的冲突源自于人心。目前，整个人类世界都在经历着一场现代性层面上的阵痛，那么，这种阵痛的根源并非是经济、环境等具体事项，而是在于人心。以前诸如土疙瘩村、水咕噜村这样的顺天而为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在这次冲击中，人道扭曲迫使天道更易，二者的冲突则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社会光怪陆离的各种乱象，而梅国云则在这部作品中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如果改变天道，而在于重新唤醒人心。

于是，小说中最富启发性的部分就出现了，梅国运在这部作品中不惜以百科全书式的广博为若水留下了诸多问题和疑惑，而这些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若水的生活当中，而是存在于当下社会，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拐卖》的深刻在于作者从拐卖这一具体事件而入人道主义，从人道主义而入如何重建天人关系，最终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从小说最后部分若水发表和获奖的论文题目，即《和为贵——谈中国的中庸文化对当今世界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矛盾的调和》《人道不要侵越天道》等，我们就能得知，无一不是直指人类生存命运的大课题。而这一课题的解决方式在若水看来，则是如果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语境中的生命力，即使是跳出小说来看，这一论述也是很有见地的。在当下语境中，人道主义并不是完全强调人，而是追求人与环境即天道之间的和谐。

读梅国云的《拐卖》，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其内在的底子，而作者在这个底子的基础上继续开掘，在文化重建的层面上将其深挖。为此，他不惜大费篇章地写了若水的“六十问”中的二十余问;不惜让若水回家的路途漫长些、再漫长些;不惜让本身已经接近结束的拐卖故事节外生枝，以探索更多的文化问题;不惜让主人公在现实与虚幻之间不停穿梭，以找寻自身与人类的出路。作者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寻求人道主义背后更大问题的答案，即若水回家的路已经找到，但是我们的出路又在何方？